１９６６～１９７６：闭合与开启的国门
时间：2021-07-01 20:00: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受访人：牛军 章百家 李丹慧 徐焰 刘江永 李群英
采访人：徐波
“中华第一街”北京长安街，过去被称做“十里长街”。随着城市的发展，她正在不断延伸，快要变成“百里长街”了。
沿长街东行，进入北京的东部门户通州区。通州区与北京市区交界处的通惠河上，横卧着一座雄浑古朴的长桥，这就是与京西的卢沟桥齐名的八里桥。１８６０年，僧格林沁率领蒙古骑兵以血肉之躯在这里与进攻北京的英法联军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义和团又在这里与侵略军展开激战。在这两次战役中，八里桥一失守，北京即告陷落。在日本侵华战争中，通州更是日军威胁和侵入北京的重要地段。早在卢沟桥事变前，日军就在通州大量驻军。
从八里桥向东不远，就到通州张家湾镇。这里也是当年清军抗击英法联军的战场。此间有一清幽院落，常有外交官和专家学者聚集其中，研讨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院外数百米处有一小山，林木葱郁，水塘环绕。研讨之余，大家常来此处散步小憩。京东一带一马平川，此处何以山包兀立？有知情人告知：原来这里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修建的一个地下防御指挥工事。
在工作人员带领下，通过一个不起眼的厚重的小门，可以进入山体内部。狭长的通道两侧，分布着一个个小房间，据说分别是指挥室、机要室、通讯室、休息室、医疗室、食品供应室……
其实这个防御指挥工事只是一个缩影。当时中国内部还处于严重的混乱和动荡中，但全国各地都在防御外来威胁的口号下掀起了建设大大小小的“地下长城”——各种人防工程的浪潮。许多从那个年代走来的人都有过“挖防空洞”和“钻防空洞”（进行防空演习）的经历。许多大型工程至今仍是国家机密，人们只能从一些照片、从有幸进入过的人的讲述和当年一些美术作品中去猜测内中的情景。而一些地方性的人防工程在事过境迁后要么封闭起来，要么挪做他用了。就在不久前，北京的媒体还报道了市内某区人防工事开辟为旅游景点的消息。据报道，该工程建于１９６９～１９７９年间，全长３０余公里，可容纳３０余万人，工程量巨大，设施齐全，有炮兵阵地、防化学武器室等，墙壁上“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仿佛使人们回到了过去……
在张家湾回顾４０年前的历史，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这是当时判断外部局势时常说的两句话。用马小军教授的话来说，一时之间，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似乎已尴尬地陷于腹背受敌之境，中国似乎再次面临着近代以来曾经面临过的民族存亡危机。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似乎正在重现。“要准备打仗”，一时成了我们的指导思想。本来，１９５４年日内瓦会议以后，中国的安全环境已经得到了根本改善。在东北和西北边疆，由于有中苏同盟的保障，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安全方面的压力。为什么到６０年代中期，中国的安全环境迅速恶化？……
原因太复杂了。学者和外交家们正在对那段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成果，但是要把问题说清楚仍很不容易。
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５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提出建议：努力把本地区建设成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地区。此时齐聚上海的不仅有上合组织六国元首，还有该组织观察员国蒙古、巴基斯坦、伊朗、印度的国家元首或高官，以及作为主席国客人的阿富汗总统、独联体执委会主席、东盟副秘书长，他们所代表的国家涵盖了中国周边的绝大部分地区。可以想像：如果不仅把上合组织六国，而且把整个这个地区建设成一个和谐地区，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紧接着，胡锦涛在１７日的亚信领导人会议上又提出了建设和谐亚洲的建议。
努力建设和谐世界、和谐亚洲、和谐地区，这正是我们根据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而在此时回想４０年来我国周边形势的变化，真让人感慨万千。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国南北边境同时面临威胁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详细回顾了４０年前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他说，当时中国南北边境同时面临着紧张局面。
牛军说，那时，在中国南部边境之外，越南战争正在不断升级。１９６４年８月突然爆发“北部湾事件”，美舰侵入越南北方领海被击退，美军随即开始轰炸越南北方境内的目标。中国领导人开始做出反应。这年５月～６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毛泽东就提出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各省都要建立军事工业。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进一步要求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要做好应付战争的军事准备。８月５日，就在美空军开始轰炸越南北方境内目标的当天，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即命令有关部队和军兵种进入战备状态。在８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一再强调，要抓紧时间准备应付侵略战争。
１９６５年３月２日，美军发动“雷鸣行动”，开始对北越进行持续轰炸。美地面部队开始直接在南越与越南人民武装力量作战。为打击美海空军的侵扰，１９６５年４月上旬，中央军委决定取消对入侵美机“只起飞监视”等规定，命令“对侵入我大陆和海南岛上空的敌机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４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认为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安全，“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火引到中国”，“要切实做好对付敌人空袭的准备”，“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
中国领导人利用外交途径，向美国转达中国对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的严重关切，阐明中国政策的底线。４月２日，周恩来利用访问巴基斯坦的机会，向即将前往美国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系统地说明了中国政府的三点方针：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他还对何谓美国对中国开战做了明确的定义，即美国即使只是对中国进行空中战争，也将被视为对中国开战。由于阿尤布·汗推迟访美，周恩来又利用访问坦桑尼亚的机会，于６月８日委托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向美国方面转达中国政府的三点方针。８月２０日，周恩来又向赞比亚政府代表团阐述了上述方针。
美方了解中国的立场后，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政府表明，美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不会逾越中国政府宣布的“底线”。
在中国政府控制与美国之间的危机升级的同时，中苏关系因为边界纠纷而急剧紧张，并于１９６９年３月在珍宝岛地区爆发了流血的军事冲突。牛军说，从１９６０年８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挑起第一次边界事件起，中苏边境地区便无安宁之日。１９６３年７月间，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的协定，苏军开始进驻蒙古，目的显然是要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压力。
１９６４年２月～８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双方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或谅解。中苏边界谈判结束后，苏联决定向中苏边境地区增兵，致使双方存在争议的边界地段逐步发展为引起军事冲突的热点。苏联的军事部署引起中国领导人的严重关注。毛泽东在１０月７日和９日分别会见朝鲜和阿尔巴尼亚客人时，均提到要对赫鲁晓夫对中国使用武力有所准备。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１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作战会议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要准备战争早打、大打，“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联合打，打核战争”，“准备两面打”。
１９６６年１月苏蒙签订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条约，并向中蒙边界地区大量增兵，导致中国领导人做出强烈反应。３月２８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时，激烈地指责苏联企图入侵中国东北和新疆，与美国一起分裂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