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世界经济开出“中国药方”
时间：2021-06-29 20:00:4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以结构性改革提高世界经济的中长期增长潜力，凝聚各国的结构性改革共识，制定结构性改革路线图是中国举办G20峰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G20会议作为一种国际经济合作协调模式，本质上是各国政治、经济力量博弈的结果。随着全球经济的货币化，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国际金融秩序的改革逐渐成了政治和经济议题的中心。
作为刚刚“晋级”IMF份额第三大持有方、以及本币“入篮”的新兴经济大国，中国将如何面对这场博弈？同时，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增长速度依然位居全球前列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又将如何给深陷“结构困境”的全球经济带去“中国药方”？
针对以上问题，本刊记者日前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卢锋教授多年承担国家财政部G20专家咨询工作。
全球治理顺应经济格局而变
N：在国际经济的治理领域，除了G20，还有G7、G8等。和它们相比，G20有什么样的不同意义？
L：G7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产生，参与者是世界上七个发达工业国，即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G7峰会也是成员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磋商会晤的机制。1997年，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加入，所以G7变成G8，俄罗斯的地位后来被暂停。
首先，G20和G7或者G8相比，G20里面既包含了发达国家，也包含发展中国家，也考虑了不同的区域的大体平衡。因此，它更能代表这个世界不同国家和经济体的利益和声音。另外，G20的人口、经济总量和贸易份额都占全球的大多数，估计至少在2/3以上，这种广泛性也是G7所不具备的。
N：也就是说，会议形式和成员国不断演进的背后，并非仅仅是简单的致力于改善全球治理，也包含着不同国家的利益博弈以及对国际治理影响力的诉求。
L：可以这么说。追溯G20演进的背景，很容易发现这个问题。
G20的概念，可以说是以G7作为母体而派生出来的。G7怎么来的？战后，美国成了政治和经济的超级强国，而且还在国际金融领域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用美国政要的话说，好比行星围绕太阳运行一样，其他国家货币围绕美元运转。
50年代开始，由于欧洲和日本在经济上的复苏和追赶，这种局面开始改变。1971年，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瓦解，也意味着在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原来那一套的政策协调机制开始逐渐丧失功能。因此，新的机制呼之欲出。从美国说了算，到发达国家组成G7，以及包括俄罗斯的G8，主要工业国希望共同参与国际经济的治理和协调，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国际治理在战后逐步去“美国中心化”的一种历程。
N：冷战结束，资本“南北”流动逐渐成为常态。同时，发达国家内部金融泡沫也在增长，爆发了上个世纪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本世纪的金融海啸。这是否是G20出炉，并逐渐扮演国际经济治理重要角色的原因？
L： G20推出的背景是亚洲金融危机，G7财政部长于1999年在德国科隆提出20国集团即G20概念，召集G7和发展中国家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沟通对话，以利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进而导致国际金融风暴，国际社会呼吁要有全球方案应对全球危机，推动了美欧为主的G8国家决定召开更高级别的G20峰会，以应对金融危机并改革国际金融治理架构。于是，在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之上，“G20峰会”应运而生。
有意思的是，一些发达国家基于自身利益也对推动G20峰会不遗余力。澳大利亚有媒体曾披露，时任该国总理的陆克文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2008年10月10日与美国布什总统通电话，力主要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建立新机制，再也不能只依靠G7来掌控形势。中国一定包括进去，新兴国家也应包括。
陆克文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两个国家在西方国家中的地位是类似的，它们的实力也是相当的，但加拿大在G7里面，而澳大利亚不在，澳大利亚人内心难免有不平衡之感，所以他们希望改变现状。另外，澳大利亚地缘位置与经济联系，使其对中国与亚洲经济追赶带来全球格局变化更有切身感受，或许也有助于其领导人在特定历史时点提出具有前瞻性建言。
不过，从正式报道情况看，最终还是10月18日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与欧盟执委会主席巴罗佐访问美国，与时任美国总统布什达成召开G20峰会共识。21日布什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通电话。22日美国官方正式宣布将于11月15日在华盛顿举行G20国际金融峰会。
我认为，G20的诞生历史，其实从一个侧面折射战后全球治理的演变历史。当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变化，参与者的力量出现变化，那么全球治理的方式也要相应转变。
改革唯有大国才能推动
N：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并不怎么好，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而且也是G20轮值主席国，未来必将积极推进国际经济治理的变革。你认为哪些领域是重点？
L：重点领域非常多，可以选择其中两个来谈，一是结构性改革，二是完善国际金融治理架构。
此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在公开演讲中已经讲到，G20杭州峰会将确定结构性改革九大优先领域、指导原则和指标体系。这必然全面提升结构性改革在G20框架内的政策地位与引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