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初步构想

时间：2021-06-29 16:01:48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内容提要在当前形势下，各国对海洋开发、利用与竞争的态势有增无减，深刻地制约着各国的合作进程与合作方式。中国既是陆上大国又是海洋大国，兼具陆上和海上两大地缘优势，未来的发展离不开海洋所提供的战略资源与战略通道。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如能充分开发海洋资源、利用海上丝绸之路为国内的经济发展服务，国内经济发展支持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二者相互促进能获得更大发展，取得更大的国际生存空间。因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关系到中国未来几十年发展与全面走向世界的进程，必须从战略的高度予以科学筹划与布局。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筹划建设构想
　　〔中图分类号〕F114.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5）10-0027-09
　　在中国逐步走向海洋、实现和平崛起的现实条件下，充分开发海洋、利用海洋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伴随着新海洋观的确立，国家已经明确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近些年国内学术界对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充分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不亚于国外同行的精湛成果。但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才刚刚开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其意义远远超过纯粹的经济、贸易层面而具体深入到关系中国未来几十年发展以及全面走向世界的重大战略。因此，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总结东方历史上丝绸之路的成功经验，探讨向未来发展延伸的基本走向，赋予其具有时代感的崭新内涵，直接关系到中国21世纪发展的大方向与大格局。
　　一、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对东西方经济与
　　文化交流交汇的重大贡献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与范畴，是指存在于东方历史上自中国汉代至近代的以丝绸和陶瓷为主要贸易的商路，范围东起中国、经东南亚、南亚、西亚而达于非洲与欧洲，惠及的国家和地区众多，地域广阔，可视为东方历史上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典范。在人类掌握了航海与造船技术的条件下，浩瀚的海洋已经不再成为关山迢递的阻隔，而是变成无远不至的通途。从汉代起，由中国开辟的海上航线已经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和斯里兰卡，把南海和印度洋连接起来了。彭德清主编：《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第51页。如果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看，它既是中国商品走向世界的商路，也是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桥梁与纽带，一条重要的海上交通运输线，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近代以前，这条商路以中国商人和阿拉伯商人为主体，以亚洲其他国家商人为主要参与者，他们共同缔造了古代东方国家的辉煌，推动了社会整体进步。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谢和耐在谈到汉代的贸易时曾经指出：“虽则中国丝绸大部分运往近东和地中海盆地，但切勿忘记，丝绸贸易事实上扩展至整个亚洲”。[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黄建华、黄迅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0～111页。谢和耐谈到的仅仅是汉代丝绸对外贸易的情况，后来的发展远远超过亚洲的地域。
　　唐宋以来，中西航道大开，华商积极参与世界贸易，国家重视，宋代的外贸收入已经占到国家税收的1/5以上。这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崭新现象。“对外贸易给中国带来了象牙、檀香木等热带地区出产的奢侈品，中国人有时使用铜钱购买这些东西。……大部分贸易平衡是通过向外输出丝绸、茶叶和瓷器等中国商品来维持的。”“在某种程度上，因为贸易给国库带来了如此丰厚的收入，所以，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积极鼓励外贸，维护（或改善）港口和运河的正常运转，修建客栈和导航设施，甚至直接出面兴建供外国商人和来自遥远省份的客商居住的旅舍。贸易也是利益之源。”[美]罗兹·墨菲：《东亚史》，林震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144、145页。从单纯的农本国力观到商贸同样提高国力的发展，反映了中国国力观螺旋式升进的历史过程。对于贸易致富致强，提高国家实力的重要作用国内外有比较一致的看法，美国海军战略理论家A.T.马汉曾经写道：“海上贸易对各国的财富和实力的深远影响，早在指导海上贸易的发展和兴旺的正确原理被发现之前，就已经被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了。”他极力强调海权对于国家崛起和发展的重要性，进一步写到：海权“涉及了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美]A.T.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安常容、成忠勤译，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2015年第10期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初步构想
　　在近代蒸汽动力船出现以前，从事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主要是靠丝绸航路上的大型船只来完成的，虽然陆路交通也发挥着作用，但与海上交通相比，陆上交通的规模、载重与作用远不及海上交通作用那么大。唐人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把自广州经南海至波斯湾巴士拉的航线称为东线，途经的国家有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等国；把自波斯湾向西经阿拉伯半岛沿岸、亚丁湾至红海口南下东非沿岸的航线称为西线。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2页。那时期丝绸之路已经把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与非洲联系起来了。贾耽所记载的航线正是中国商船、东西方使者、僧侣往来之所。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进步，宋代中国商船的载重量超过600吨，商船已经结束了循岸航行状态，实现了远距离、长时间航行，贸易的触角已经伸向南亚、西亚、波斯湾沿岸各国、非洲与欧洲，外国商人与使节也多乘中国商船来到中国沿海与内地。根据成书于宋代的《岭外代答》和《诸蕃志》记载，中国对外交往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多达50余个，其范围东起日本、南洋各国、南亚印度的东西海岸，西到西亚、东部非洲与地中海沿岸，对外交往的扩大就意味着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展增多，这种互利互惠、互通有无的交往无论对任何一方都是需要的。正因为如此，东西方社会在普遍生生不已的交流中获得了不断向前迈进的动力。
　　唐宋时期，中国的丝绸和瓷器销售到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国家和东非。⑥彭德清主编：《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第189～192、193页。正是在这条航路上，东方市场上的商品被输入沿岸各国，同样沿岸各国的商品也被输入到中国、印度、日本等国市场。宋代以后，中国政治经济重心南移，生产力发展，国内对奢侈品需求增大，仅进口的香料种类就达数百种之多。⑥国际间交流交往带来的不仅是各参与国个体受益，更为重要的是带来社会的整体发展，引起社会面貌的整体变迁。在农业文明时代，各民族、各国家基本上是以区域为单位生活的，跨国家、跨区域的交流可迅速使人类文明的成果在短时间内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受益。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航海外夷”条记载，“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即阿拉伯），其次阇婆国，其次三佛齐，其次乃诸国耳。……大食国之来也，以小舟运而南行，至故临国易大舟东行，至三佛齐国乃复如三佛齐之入中国。……诸蕃国之入中国，一岁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后可。”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杨武泉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126～127页。这是外国商船来华的情况，也是当时中国与世界交流交汇情况的真实写照。据朝鲜历史学家郑麟趾编纂的《高丽史》记载，宋代前往朝鲜的宋代商人不下百次，人数多的时候达上百人，他们有不少是福建籍的。黄英湖：《古代福建与朝鲜半岛的交往和移民》，魏楚雄、陈奉林主编：《东方外交与朝鲜半岛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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