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监管改革要有全局视野
时间：2021-06-29 04:00:1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随着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不断推进，一些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开始乐观地认为，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已经出台的针对资本充足率、流动性管理、杠杆率和跨境处置计划等的国际监管新标准将大大提高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些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总体而言，全球金融体系依然处在前期政策刺激效果和救助政策的消化期。在这个过程中，金融监管依然面临诸多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考虑和有效解决，金融监管改革的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出现“南辕北辙”的结果。
央行资产负债表“瘦身”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各个国家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本国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的稳定运行，相继推出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目前全球流动性泛滥。一些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为了救助本国机构，购买了很多本以前央行资产负债表上没有的资产。这只是一种用时间换空间的做法，拖延并将私人部门的风险转移到了政府部门，不仅没有真正解决危机暴露出来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更给之后建立退出机制带来很大困难。
以美联储为例，自2007年8月次贷危机爆发以来，除了通过降低基准利率和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等常规货币政策外，大量采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流动性融资工具（Liquidity Facilities）、对特定机构的直接救助（Support for Specific Institutions）和大额长期资产收购计划，即通常所说的量化宽松政策（QE）。直接购买的资产类型主要是美国国债、联邦机构证券及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危机之前，美联储的资产规模约在8500亿美元，截至2013年11月底，美联储的资产规模达到了3.93万亿美元，增长近5倍。其中直接持有证券达到3.67万亿美元，占总资产的93.27%。
直至此时，美联储在考虑逐步退出QE的时候，不得不担心缩减购债规模或减持持有的证券会使得利率上升，并对刚刚复苏的美国经济造成影响。但是，正如有些观点指出的，全球经济甚至已经对“量化宽松政策”上了瘾，退出机制如果考虑不全面，其所带来的危害不亚于另一场金融危机。因此，真正树立严格的市场纪律，才能是打破这种央行被迫救助或非常规操作怪圈的根本之举。
重建对全球金融体系的信任和信心
金融危机之初，信心的缺失只是发生在某些金融机构之间。随着危机的深入，特别是陆续曝光的金融机构及其高管违法违规、不审慎，甚至完全无视职业道德的行为（如LIBOR操纵事件、“伦敦鲸”事件等），信心的问题逐渐上升到信任的高度，不仅股东和债权人对金融机构逐渐失去了信任，监管部门和被监管机构之间也缺乏信任。据2013年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 2013）显示，银行和金融服务业位列11个调查行业的最后两位。有观点认为，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从来就不是受欢迎和受爱戴的，以前不会，将来也不会。它们只要做好本职工作——提供信用中介、有效配置资源和合理风险定价就足够了。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如果没有信任和信心，金融体系将难以发挥以上这几个核心的作用。一旦金融体系发挥不了作用，对任何现代经济体都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当前，怎样重建信心依然是“雾里看花”，依稀有点儿影子，但具体的方法不明确。普遍的观点是，信心的恢复只有在信任的基础上经过持续检验才能修成正果。在修复金融体系信心的过程中，监管的改革措施也导致了一些问题。比如，国际监管改革进程中缺乏国家层面实施标准的统一和协调，单边主义和各自为政的现象比较突出。这个问题在目前金融活动正日益区域化和国际化的趋势背景下显得异常紧迫。再比如，监管行动和监管意图往往背道而驰，政策的非预期后果和第二波效应（Second Effect of Policy）问题随着监管新政的不断推出变得越来越突出。解决这种非预期后果，需要监管政策有全局视野，从资金流动的全流程考虑，这也是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内容之一。当前，国际监管标准较危机前更加严格，金融机构自身也在积极地去杠杆化和进行结构重组。在此背景下，金融机构的自我修复能力是否得到真正改善依然是一个疑问。
随着全球经济的持续疲软，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已经出现了深度衰退。尽快修复金融体系，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任务刻不容缓。各国政府和监管部门应尽快摈弃本位主义，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加强沟通和协作，以共识的形成来推动金融体系的信任和信心重建。积极向社会传导一个负责任的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有至关作用的理念，重新建立金融部门的良好声誉，以增强社会各界对金融体系的信任和信心。
结构化调整措施的必要性
为解决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问题，金融危机后，许多国家对银行采取了结构化限制措施，如分拆大银行、对零售业务采取“围栏策略”、禁止自营交易等，以隔离风险，减少更大的损失。
结构化调整措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能使复杂问题简单化，但其实施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结构化调整政策隐含高额的“全球性成本”。目前，监管部门之间普遍存在缺乏沟通协调、各自为政的问题，全球系统性金融机构（G-SIFIs）在不同的市场和国家监管标准存在差异，合规成本非常高。二是制定和有效执行具体措施的监管资源十分有限。三是结构化调整措施的实施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非预期效果。如果监管覆盖面和有效性跟不上，那些本应在系统内受到严格监管的业务行为会被转移到监管真空地带，其实质风险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会因为监管不到位而引发系统性或区域性风险。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发布的全球影子银行报告就指出，2012年影子银行业务已达71万亿美元，而2011年为66万亿美元。目前影子银行业务总量已经超过了危机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