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尔的魅力与局限
时间：2021-06-27 16:00:0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美国导演伍迪·艾伦调侃哲学、政治乃至俄罗斯文学的电影《爱与死》中，一段类似的对话出现过两遍。对话的引子，是关于一个行为是否道德的这个问题。由此，两个对话者就有如对口令一样，进行了大概是这样的一段对话：“××是不道德的”；“但是道德是主观的”；“可是主观性是客观的”……接下来，对话者就开始用更多晦涩的哲学术语，无厘头式地接着对口令。比如，在这个对话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其中一个对话者说道：“道德概念隐含着实体（substances）的属性，这种属性只在关系二元性中存在。”而其回应者说道：“（但是它们）不是作为本体的存在的一个本质的外延（而存在的）。”说到这里，与第一次对话不同，其中一个对话者终于忍不住了，说道：“我们能不能不这么多地谈性了？！”
这是我看到的对学究式的哲学最妙的调侃，也是对哲学本来是什么的一个也许是不经意的揭露。哲学问题起自日用常行。但是，很多时候，被一层层哲学术语与理论遮盖着，我们忘了或是根本不知道本来我们是要谈什么的了。这一点，在当代中国教育中可能更加明显。新中国成立之后种种运动，造成了教育的断裂。失去了自己的传统，我们很多学者不仅仅是食洋不化，更是食中也不化。并且，因为很多年唯一正确的哲学只有一种，所以其他哲学至多也只能当作博物馆里的物件儿来研究。多年没有通识教育的要求，大学里哲学也成了一项专家的学问。这种失去了土壤、失去了根基、死了的、由经常是讲者也不懂的词汇堆积起来的东西，又怎么能对学生有任何触动？这时，一个叫桑德尔（Michael Sandel；按其名字的发音，译成“散代尔”更好些）的洋教授出现了。他不是一般的洋教授，是哈佛的洋教授。他也不是一般的哈佛教授，是那里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他居然可以把那些晦涩枯燥的哲学理论讲活，与我们日用常行结合起来。这样的讲座能风靡，应该也不是太让人惊讶的事情。我想，桑德尔的流行，除了“美国”、“哈佛”的光环外，除了他的口才与不错的外表，与他能让哲学直指人心的能力有很大关系。
笔者在波士顿大学就学时，也曾到哈佛旁听过桑德尔的课。不过不是后来为他赢得大名的那门公开课，甚至不是完全由他自己教的课，而是与美国知名保守派政治学家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与保守派政论家威尔（George Will）合开的。桑德尔是左派，后两者是右派。但是他们能在一个教室里，结合美国的政治，阐明自己的观点，并在理解对方的基础上批评对方，同时又保持着学者（或者绅士）的基本风度，不但让我这个学生受益，并且，当我想到中国的各式左派和各式自由派热衷于互贴标签，在简单化、丑化对方的基础上相互攻讦，甚至采用厚黑的手段，意图置对方于死地时，我不由得非常感慨。
当时，我对他们讲课的印象不错。不过，在我回国后，听说桑德尔的公开课在中国非常流行时（基于这门课的书的中译本《公正：该如何做是好》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还是惊讶了一下。上网查查，中国观众最常提到的，是他讲的“电车问题”（the trolley problem），即如果我们只能从让电车轧死一个人或是五个人中选（这个选择的情境在不同版本中有不同），我们应该如何选择的问题。我看到这儿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为中国的教育感到悲哀。电车问题，是很多美国大学哲学老师（尤其是有分析哲学背景的老师）在教通识类道德哲学课程时必然要提到的问题。可是，在中国的观众和读者中，却成了新奇的东西。当然，即使在哈佛、在美国，桑德尔还是有他的魅力。前面提到，这来自他的口才和让哲学直指人心的能力。不过，另外一点，是他一遍遍地重复教同一门课。这种做法，对提高课程本身的质量很有帮助。但是，从学术角度而言，这未免有些懒惰，或者是对学生欢迎的在乎超过了对学术本身的追求。并且，如果教的是某一本哲学经典本身，重复教授可能也可以让讲者发现新的、深刻的东西。但是，桑德尔的课程是基于现实案例，掺杂了从各个哲学家的著作中摘取的观点。重复这样的东西，恐怕有碍于教课者的学术水平的提高。
并且，用现实案例，可以让学生知道哲学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源自日用常行。但是，过多局限于这样的案例（和对哲学经典的东摘西录），却有使人沉沦于日用常行的危险。可能是反感于美国主流哲学家沉溺于这样的案例与撇开经典的“独立”思考，笔者的老师罗森（Stanley Rosen）曾在课堂上调侃道，现在道德哲学家总是考虑，如果我的老婆和我的情人都在一条船上，我应该把谁推下水去。我的答案是把她们都推下水去，再换个新的。严肃地讲，这种现实案例，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掺杂了一些哲学经典的摘录，也使得这种讨论有了哲学的味道。但是，哲学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是因为它们是两千年最聪明的人的思考的结晶。对它们的东摘西录，无法让我们真正全面理解经典中的深刻思想。而理解这些思想本身，才是真正能挑战我们，让我们的思考深化的。当代美国推崇的独立、批判性思维，蔑视“死了的白人的书籍”（dead white men’s books）。其结果是讲课往往沦落为学生已有的个人成见的宣泄，因而可能是最不具有批判性的。反而，尊重经典的权威，可能最有利于培养批判性、创造性思维。
因此，桑德尔课程的最大缺陷，是缺乏对经典文本的尊重与细心。哪怕在他自己的研究中，这恐怕也有所反映。他在学界成名，是对罗尔斯《正义论》中的一些基本观念（比如原子式的自我）的批判，这在后来被归入所谓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批判。但是，在《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的“社群主义”词条中，本身受社群主义训练出身的贝淡宁（Daniel Bell）指出，社群主义者对原子式的自我的批判并不适用于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在《正义论》的第三部分中，罗尔斯自己其实对有助于做出正义承诺的、自由的自我（liberal selves）之形成的心理与社会条件非常重视。接着，贝淡宁不无调侃地指出，很少人读到了《正义论》这本厚书的第三部分（这一点，与这一点下隐藏的幽默，我想读过《正义论》的人恐怕都能理解——罗尔斯可能绝不算是一个文笔好的人，说话有时啰里啰唆，但是很多一流的哲学家都不是一流的作家，反过来也一样）。因此，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原子式自我（即与社会、历史、心理脱离的自为的自我）的批判很有影响，但是这一批判并不成立（桑德尔好像对“社群主义”这个头衔有抵触情绪，但是他对罗尔斯的批判之一确实是围绕着后者的所谓原子式的自我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