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的关系变迁
时间：2021-06-27 08:01:4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的关系在当代中国政党外交中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它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确立并发展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强大生命力。尽管其间存在波折，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双方关系的总脉络是逐渐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由相互隔绝走向合作共赢。推动双方关系发展的动力既来自不同时期各自的利益需求，也与国际政治的演进趋势密切相关。当前，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问题正在为双方合作注入新的内容。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党国际；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国际政治；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D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04-0020-04
引言
社会党国际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国际政党组织，作为近现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一脉，它可以溯源至1864年成立的第一国际。但其更为直接的前身是1923年在第二国际基础上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40年该组织解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英国工党倡议下，1951年以西欧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为主重建社会党国际，总部设在伦敦。社会党国际目前有正式成员115个，谘商成员27个，以及观察员15个；其中超过60个成员党在50多个国家执政或联合执政，此外还有很多是重要的反对党。该组织在当代国际政治中影响持续扩大，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以外的成员党已超过半数——目前欧洲成员约占四成，美洲和非洲各占两成多，亚洲和大洋洲占一成。[1]
从思想渊源上看，社会党国际已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其成立之初的《法兰克福宣言》中，明确宣布其纲领为民主社会主义，它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主张走有别于二者的中间道路。在1989年的《斯德哥尔摩宣言》中，社会党国际对其纲领的内涵作出某些调整，但基本原则并未改变。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党国际代表着一种全球性的社会政治运动，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其发展变迁反映了当代政党组织国际化的趋势，并在当前全球治理进程中表现出较强的国际行为能力。从社会党国际的运作机制来看，尽管其决议对成员党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但在国际政策协调方面却能够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它享有联合国机构的谘商地位，其欧洲地区的成员党还于1992年结成欧洲社会党，成为欧洲议会等欧盟机构内一个举足轻重的跨国党团，能够对欧盟的政治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政党国际组织的发展为世界各国政党提供了参与并影响当代国际政治的政党外交平台和国际活动舞台”，[2]76无论从我国的总体外交层面还是从政党外交层面，对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的关系进行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后期的隔绝与对立
在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建立关系之前，双方曾长期处于隔绝状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的结构性制约有关，也与社会党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双方的相互认知及各自的方针政策选择有关。
社会党国际成立于冷战初期，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它一直反对与共产党建立任何形式的合作关系。在《法兰克福宣言》（即《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中，对共产主义的批判远甚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当两大阵营在朝鲜战争中交锋时，社会党国际声称“自由民主国家的集体行动能够制止侵略并拯救世界使之免于陷于全面战争”。[3]10此外，西方社会党人对于中国共产党还存在着某种西方人对于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偏见或蔑视。[4]125而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直至50年代后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与苏共保持协调。当时，中国共产党把“一边倒”作为对外交往的指导思想，支持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活动，与以西欧为基地的社会党国际相互敌视，把社会党人视为“资本家的管家”。
但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开始显现，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认为在反对帝国主义方面可以而且必须与社会党合作，但其鼓吹“三和路线”、向西欧社会党示好并未得到社会党国际的积极回应。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走向分裂，中共在对外交往中趋于激进，视苏共为“修正主义”；在国际斗争中一度“以意识形态划线”，除了“反帝”、“反修”外，还提出“反对各国反动派”，这种世界革命理念自然与身处西方议会政治、反对暴力方式的社会党国际更加无法相容。不过，由于社会党国际这一时期仍然主要局限于欧洲范围内，它的对手主要是苏共及其东欧盟友，对欧洲以外地区的共产党并没有给予过多关注。
当时社会党国际成员的西欧属性也决定了它们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中倾向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中欧关系难以打开局面。社会党国际甚至把中国共产党视为所谓的“极权主义”威胁，对1959年中国平定西藏叛乱进行指责，1962年其理事会发表包含歪曲中国内容的《奥斯陆声明》，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中偏袒印度，尤其是限制和干涉日本社会党与中共发展关系。在社会党国际1966年十大和1969年十一大上，都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进行了激烈批判，视共产党为世界和平的破坏者，坚决拒绝同任何共产主义政党合作。[5]53
不过，就整个东西方关系以及两大阵营内部关系而言，社会党国际与中共并不处在国际斗争的最前沿，双方并未在意识形态等领域进行直接论战，而是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与美国、苏联的关系上。1954年，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率领社会党国际代表团访华，毛泽东向他们表达了和平共处的愿望，并试图调解西欧社会党与苏共的关系。此前西北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较早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与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有一定关系。在1955年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社会党国际在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上表达了有别于美国的态度，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开始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无法建立“面”的关系，只有个别“点”的接触——例如中共与日本社会党的关系，双方从上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交往，但它并不具有典型意义。
二、冷战后期双方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在现实利益基础上建立关系
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欧国家自主性的加强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推动着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中国成为美苏之外坚持独立自主的一支重要力量；社会党国际也在寻求以自己的声音说话，日益需要调整与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的关系。1968年，社会党国际成立了“共产主义国家和政党问题工作组”，专门研究与共产党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尤其是中美关系缓和超越了意识形态差异，极大地改变了冷战后期的世界格局，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西欧、美洲国家的关系，这促使社会党国际重新审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在1972年第12次代表大会上，联邦德国社民党领导人勃兰特声称尼克松访华是整个世界由“对抗转向合作”的标志之一；社会党国际开始允许成员党自由决定它们同共产党的双边关系，同时还对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表示满意。社会党国际的西欧成员首先与本国共产党开展合作，在这种自下而上的推动下，尤其是在倡导“新东方政策”的勃兰特在1976年十三大上成为社会党国际新任领导人后，其对外交往理论与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社会党国际开始谋求与东方阵营的共产党对话，并于80 年代初提出“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试图使自己成为东西方关系的沟通者。在反战运动、绿色运动以及女权运动等西方社会运动的推动下，社会党国际进一步向左转，世界范围内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在80年代得到进一步调整。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促使社会党国际采取更为积极灵活的姿态，突破欧洲中心主义，强化全球意识；它淡化了固有的意识形态，针对与共产党关系提出了以接近求变化的策略方针。社会党国际主张世界范围内的缓和、裁军与共处，反对霸权主义、支持民族民主运动，倡导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推动欧洲独立和一体化进程，[6]19这与自70年代末开始调整其国际战略思想的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更多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