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英格兰社会净化运动
时间：2021-06-15 20:02:2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19世纪中期，英国议会先后通过三部《传染病法》来加强对军事要塞妓女的医学检查，促使废除派掀起废除《传染病法》运动。作为废除派中的激进派，社会净化派不但反对《传染病法》的双重道德标准，还主张严厉打击各类不道德行为、净化社会风气。《传染病法》被废除后，社会净化派发起社会净化运动，积极救助妓女和有可能沦为妓女的女性，并打击各类不道德行为，力图以中产阶级道德观和宗教观来改造工人阶级的道德和文化。社会净化运动是19世纪后期英国特定时代的产物，既展现出鲜明的激进改革特色，也具有道德保守与压制个人权利的色彩。
[关键词】《传染病法》，社会净化运动，社会净化派
[中图分类号】K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7）12—0051—09
引言
在19世纪后期英国的社会运动中，社会净化运动（The Social Purity Movement）是较为奇特的一项。社会净化是“性净化”的委婉说法，社会净化运动兴起于废除《传染病法》（The Contagious Diseases Acts）运动时期，反对男女双重性道德标准，并在该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此后，社会净化派积极打击妓女和卖淫等不道德行为，致力于提升道德，净化社会风气。近些年来，学术界对社会净化运动的研究视角和评价出现较大的学术转向。
社会净化运动和道德之间的关系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罗孚认为，社会净化运动“赞成传统道德”，意在重塑社会的道德基础。沃克维兹认为，社会净化运动从性别角度强调男女道德。威克斯把社会净化运动看作因社会道德堕落而引发的道德恐慌的一种应对形式。莫特认为，各个阶层出于对国家权力日渐扩大的恐惧，纷纷提出他们自己阶级的特殊需要。彼得罗和胡特也从道德规范的角度研究社会净化运动。马胡德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性道德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文化的诸多方面。
学者们对社会净化运动的评价也出现较大转变。布里斯托把社会净化运动看作一种福音的、压制性的，反性的运动，具有保守、拘谨和压制等特点。这一观点一度成为对社会净化运动的主流评价。杰弗里斯和杰克逊对此提出批评，把社会净化看作提升道德的激进女权活动；而巴特利认为社会净化运动是激进主义和道德保守主义的奇怪混合。
社会净化派与女权主义者的关系也引起学者的关注。沃克维兹认为女权净化派把男女的性别斗争看作善恶的二元对立。布兰德则探究女权主义者与社会净化之间更复杂更微妙的关系，认为“社会净化”是女性“性完整”的委婉说法，是争取女性有权说“不”的一种方式，进而把社会净化运动看作压制、保护和自由的复杂混合体。萨默斯认为女权主义者和社会净化派在监督和惩罚、营救和支持之间存在较大分歧。
学者们对宗教在社会净化运动中作用的评价，经历了从忽视到重视、从否定到肯定的转变。布里斯托批评、嘲笑该运动的宗教基础，而布兰德认为净化派利用基督教的道德规诫来挑战世俗资本主义和男性主导社会的非道德概念。马森认为净化派反对单纯的压制性的宗教意识形态。萨默斯探究了道德改革与宗教信仰在女性生活和社会运动中的关系。针对以往的相关研究使用阶级政治的世俗语言，对宗教的作用重视不够的状况，摩根的一系列论著研究了宗教信仰和社会净化派之间更复杂、更矛盾、更散乱的相互关系。她认为宗教信仰和女权主义使命对19世纪女性的生活最具有意识形态影响，宗教虔诚女性在社会净化运动中发挥主要作用，成为该运动的一大特色。
学者们对社会净化运动组织及其领导人的评价也随研究视角的转变而出现变化。例如，全国警惕协会（National Vigilance Association，NVA）曾被社会史家看作一种压制性政治力量，而被妇女史家看作激进女权组织。社会净化运动的领导人爱丽斯·霍普金斯（Ellice Hopkins）终身致力于社会道德改革，学者们对她的评价也经历了从批判到赞扬的转变。布里斯托把她贬斥为一个神经兮兮的老处女，代表右翼保守倾向；沃克维兹把她视为社会净化的女性先驱；杰弗里斯称赞她是激进女权主义的预言家；摩根则把她看做道德改革领域的国际知名女性，肯定她在道德改革、婚姻看法、社会救助方面的贡献。
国内关于维多利亚时期卖淫与社会净化运动的研究较少，包括一篇硕士学位论文，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主要探究卖淫和社会改造问题。其他相关研究多散见于有关维多利亚后期的女权主义运动和相关社会改革的零星叙述中。
总体来看，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社会净化运动，并得出迥然有别的观点。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重点梳理社会净化运动的兴起、实践及其影响。探究19世纪后期英国社会净化运动的来龙去脉，对于深入了解19世纪末英国社会改革、女权意识兴起及其内在矛盾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一、社会净化派的兴起
社会净化派的兴起与19世纪英国的社会道德状况密不可分。
工业革命以来，卖淫在英国有愈演愈烈之势，成为“最大的社会公害”，成为“我们社会诸恶中之首恶”，对妓女的立法约束和民间救助也随之展开。1752年的《妓院法》（The Disorderly Houses Acts）对卖淫场所的营业资格、区域、经营内容等进行了明确规定。慈善家、社会改革家和教会也积极进行民间救助。例如，教会在英国各地建立妓女救济院，旨在收容妓女或滑向卖淫业边缘的女性，通过严格的纪律、惩戒性的措施和宗教道德教育来引导她们进行真诚的道德忏悔，把她们改造成为纯洁正直的女性。19世紀初，公众和文学作品用“纯洁”和“堕落”来区分女性。19世纪三四十年代，关注妓女的慈善组织逐渐增多，不仅救助妓女，还发动各种社会力量投入到挽救和改造妓女的行动当中。
卖淫的盛行造成“一只脚在妓院，另一只脚在医院”的后果。随着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军因嫖妓而感染性病造成战斗力低下、作战失利的事实公之于众，社会各界要求制定相关立法。英国议会于1864、1866、1867年先后出台三部《传染病法》，在军事要塞对妓女和疑似卖淫者进行强制医学检查，一旦发现妓女患有性病，立刻隔离治疗，违者处以罚款或监禁，意在减少男性感染性病的概率。如此鲜明的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引起福音派教徒、女权主义者和激进工人阶级的不满。在约瑟芬·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的领导下，中产阶级女性于1969年成立全国妇女协会（the Ladies Na-fional Association（LNA）），发表“女性宣言”（Ladies Manifesto），主张废除《传染病法》，反对歧视妓女，掀起废除《传染病法》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