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费孝通的两份文献看１９５６年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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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56年，西南许多地区发生了少数民族事件，一些人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反映情况。费孝通因为与贵州民族工作有较深的渊源，接受了威宁两位苗族知识分子的请求，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和贵州省委反映有关情况。1956年4月，中央决定再次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认真检查，在肯定建国以后民族工作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发现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和民族统战工作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针对检查出来的问题，贵州各级政府提出了改进民族工作的意见，并开始对民族政策执行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纠正。
[关键词]1956年 费孝通 西南民族工作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8)06—0067—08
一
2006年9月，笔者在查阅档案的过程中发现了1956年费孝通所写的关于西南少数民族工作的两份文献，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有重大的历史价值。而目前已经出版的《费孝通文集》并没有收入这两份文献。第一份文献的原文如下：
健生省长：
最近在北京的两位威宁苗族同志来谈起当地苗族的一些情况，又来一信，要我向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反映，我接受他们的请求，写了一份材料。
我经常关心贵州的民族工作，正如我以前所说的“有了感情”。所以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送上抄件一份，供你参考，有不妥之处，请指教。
此致
敬礼
费孝通
4月28日
“健生省长”指的是时任贵州省副省长的徐健生，信中提到在北京的两位威宁苗族同志是张斐然和王德光。1956年4月17日，“张斐然和王德光两人找到费孝通，口头要求他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反映他们家乡族人不安心的情况。19日又送来书面来信一件，费孝通接受了他们的要求，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写了《关于贵州威宁苗族不安心情况的反映和意见》”。这份材料的原件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同时费孝通将它作为附件寄给了徐健生，即信中所说的“送上抄件一份”。费孝通1956年的这两份文献，反映的是当时基层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关系到广大苗族群众的利益，对西南地区的民族工作有重要的意义。
张斐然和王德光为什么请费孝通反映情况?1956年，费孝通时任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是张斐然的直接领导，张斐然和王德光当时住在中央民族学院，有机会向费孝通反映情况。更为重要的是费孝通与贵州民族工作颇有渊源，1950年6月，费孝通作为中央民族访问团三分团团长率团到贵州访问。1950年7月到1951年2月，费孝通等先后访问了贵州5个专区21个县，开办了4次民族干部训练班，并协助贵州省政府召开了全省少数民族代表座谈会和全省民族工作会议。访问团除了宣传民族平等的基本政策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拜访各地的少数民族，摸清他们的民族名称(包括自称和他称)、人数、语言和简单的历史，以及文化特点(包括风俗习惯)。1950年12月，费孝通等到达威宁，慰问当地的苗、彝、回等少数民族。费孝通说：“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偶尔享受到的最好的交通是坐大卡车。我们带了很多慰问品，分发给少数民族；给他们看病送药；帮他们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政府……而我们感受到的是少数民族无比的热情和善良。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相处非常融洽。尽管生活苦，但我们的精神十分充实，心情愉快。少数民族称我们为‘新汉人’。这是我们按照周总理‘以心换心’的教诲去做了之后，取得的良好效果”。他还回忆说：“我们关系很好。我们想知道什么，他们就讲给我们听。”威宁县的群众说：“毛主席真是关心我们，他在北京几千里外，还派很多人到山沟里来看我们，并给我们带来很多礼物”。许多少数民族群众把访问团分给他们的布留着不肯穿，作为毛主席给的纪念品，经常拿出来看看。费孝通对贵州少数民族进行了7个月的调查研究后，写出了《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民族工作》的调查报告。另外，还发表了7篇关于贵州少数民族的情况介绍，后来编辑为《兄弟民族在贵州》一书出版。1955年，费孝通又参与了贵州的民族识别，到毕节地区调查穿青人的民族成分。可见他与贵州民族工作有较深的渊源，正如他在第一份文献中所说：“我经常关心贵州的民族工作”。因此，当威宁两位苗族知识分子要求费孝通帮助反映情况时，他很愿意代他们将问题反映上去。
二
张斐然和王德光请求反映的情况是1956年初威宁苗族发生的几件事：一是威宁第九区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到一个叫林林洞的地方“求神讨药”；二是苗族的搬家事件，这一年二三月间威宁苗族发生了三次搬家事件，几十户苗族同胞集体搬到西康、大小凉山和云南等地，走时连财产耕牛都不带，被政府追了三四十里劝回来，还表示坚决要走。
费孝通认为，这种集体的反抗是苗族群众不安情绪的反映。那么，苗族群众的不安情绪是什么引起的?新中国建立后，党的民族政策在贵州得到较好的贯彻和落实，威宁的民族工作也取得了较大成绩，不仅成立了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而且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有了显著提高，许多少数民族干部还被提拔为副专员、副县长等。苗族同胞真心拥护党和政府。但与此同时，苗族同胞热烈的感情容易引起汉族干部的麻痹大意和自满情绪，以为在苗族中工作好做，没有经常深入了解基层群众的内心思想情况，以至逐步脱离群众，也因此容易忽视团结教育在苗族社会中原来有地位和影响的旧人物，使不断涌现的苗族青年中的积极分子和落后势力之间的距离愈来愈大，进步力量反而在群众中受孤立，普通群众却还是在受旧势力的影响。
费孝通重点分析了威宁苗族发生“求神讨药”和搬家事件的原因，认为这是苗族的特点和民族心理所致。从历史上来看，搬家和迁徙是苗族的一个特点。居住在毕节地区的苗族支系是大、小花苗，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过去受彝族统治，“在领主经济下，苗人集体在彝族地主土地上无偿劳动，按期纳贡，并由领主指定的苗人寨老管理苗人事务。这种制度在解放前还有存在”。“苗人长期缺乏生命和财产的保障，苗族人民一生只有靠艰苦的劳动，内部团结互助才能生存。在这种条件下，他们对于压迫是不甘心的，但是由于力量弱小，不得已表面上只能忍受，养成了不敢轻信的心理。如果遇到同情他们和帮助他们的人，他们感激的心情是热烈的，但是一旦发生怀疑，也会变得很快。他们的忍受是有限度的，忍无可忍时，他们拔脚就走，宁可走上高山，走向荒僻的地方……如果逃都逃不了，就只有拼命。拼命时就什么都不管了，而且一呼百应，义无反顾。历史上所谓‘苗反’是有名的。咸同年间，贵州苗族的反抗运动，有如秋风里的野火，一着之后，漫山遍野的烧起来，支持了几十年。贵州有句老话：苗人30年一次小反，60年一次大反，好像是有规律的。”
张斐然和王德光在信中也说：“只要他们对任何人有了意见，嘴里是不说，心里是不服，就是区长、县长也是不会得到任何实话的。”这样不仅汉族干部联系苗族群众有困难，苗族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