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视野互补问题
时间：2021-06-12 04:01:5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局内人”和“局外人”这一对概念指的就是音乐民族志双视角考察的分析方法。学界认为这是一种音乐民族志学者在其考察研究过程中兼从主位与客位视角对研究对象进行交互性考察分析,然后从中产生中介学术立场的研究方法。要理解双视角概念，首先要了解什么是主位观和客位观，并弄清楚“主位观(EMIC)－客位观(ETIC)”和“局内人(insider)－局外人(outsider)”之间的存在怎样的关系。
一、“局内人”和“局外人”双视角的概念定义及理论原型
主位观(EMIC)与客位观（ETIC）这种理论最早来源于语言学（音位学），由早期美国语言学家派克在1947年提出，并于1954年他发表的《语言与人类行为结构的同一理论关系》一书中形成其基本的理论体系。
一般意义上，主位主要是指从文化内的角度分析意义的构成；客位主要强调的是作跨文化方面的外部分析。主位与客位是和局内人与局外人的问题是相关联的，局内人（inside）和局外人（outside）是人类学调查过程中和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两种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与主位和客位不同，是两种关注的视角。
主位客位属于认识范畴的两种视角，而局内局外属于文化范畴或者社会范畴的两种角色。如何取得主位客位的视觉平衡，以及局内人局外人的角色平衡是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的焦点所在。
鉴于各种文化对自身的观念体系的影响，文化知情者通常按照本文化观念体系认识事务和理解问题因而属于该文化的局内人。由于外来学者用属于自己的文化观念体系认识和研究不属于自己文化的时候，就是这种文化的局外人。
二、双视角互换——“融入”与“跳出”
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如何运用“双视角”这一理论方法论是我们每一位学者在田野工作时需要面对的问题。
关于“双视角”在田野工作中的实践运用，沈恰在《论“双视角”研究法及其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实践与意义》（中国音乐学1998-2）一文中指出：“双视角”研究法,全称是“音乐文化的双视角观照”。这种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在研究“异文化”音乐时,研究者就必然会以“局外人”身份,从该文化的“外部”去观察和研究其对象外,还应当设法“融入”该文化的圈子,像该文化的“局内人”那样去“内视”自己的对象,唯其如此,才能真正领悟到这种音乐对于该文化中人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从而真正做到对它们的理解；反之,在研究“同文化”音乐时,研究者除必然会以“局内人”身份,从该文化的“内部”去认识和理解其对象外,还应当设法“跳出”该文化的圈子去“反观”自己的对象,这样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对象与人类其他音乐文明的关系,从而找到自己的对象在人类文明这个时空座标上的位置。换言之,研究任何一种音乐文化,都应当从该音乐所处之文化的“内部”和“外部”这样两个视角去进行观照,我们才有可能比较客观地理解和认识对象,把握住对象的本质。
民族音乐学研究中两种视角和两种角色相互转换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学者在研究“内文化”和“异文化”中既能“融入”又能“跳出”，就如，作为文化执行者的局内人一旦跳出本文化的观念体系而对自己的文化作“客位”陈述，他就扮演了局外人的角色；而外来学者一旦融入异文化并对该文化作“主位”陈述，他就扮演了局内人的角色。鲍曼（M.P. Baumann）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标是获得主位以及客位（跨文化）的知识。既能“融入”又能“跳出”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学者在研究时保持客观的分析。
三、符号化的“双视角”阐释
杨民康把 “双视角”理论运用符号学的方法加以阐释，他认为传统音乐表演,包含了音乐的认知与创造过程和接受与反馈过程两个层面上的符号化过程。认知与创造过程是研究者主要的考察研究对象,而最终要做的是田野考察和其对象本文的建构工作。因此，研究者一般的工作顺序是先切入其中的接受与反馈过程,继而再进入到(对文化模式的)分析、解释和比较的过程。来自局内的表演者和听众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欣赏、评价和反馈方面;研究者的注意力则更多集中在分析、比较和解释方面。由此可知，杨也是认为“双视角”方法是具有融入与跳出的特点的，但他这里却更多的强调了视角转化有条件的，它需要按照符号化过程的顺序来进行的。
在田野工作的实践语境下看，作为异文化圈的局外人，要去研究他者的文化，就必须要借助人类学所提倡的“参与观察”（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或“居住体验”等方法来使自己逐渐理解他者的文化，并能像局内人那样来看待他们的文化。然而，当研究者要把田野所得建构成文本时，又需要及时“跳出”，用客位观的视角来岁其文化模式做理性的分析、解释和比较。
四、“双视角”的质疑与反思
相比之下，薛艺兵在其最新发表的论文《在家门口的田野上——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的中国话题》（2009.1音乐艺术）中的观点却与前两者有所不同。文章对田野工作者是否真的能够融，真的能像局内人那样了解、理解和感受局内人和他们的音乐等问题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尽管站在家门口，仍然还是局外人；尽管对面本文化，依然持有客位观。”质疑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内文化中的人（局内人）是否真的了解本文化。以作者十几年间所调查的屈家营音乐会为例，并把文化的界限介于国家或民族的层面上，事实是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的近距离的音乐，而是需要通过西方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方法来考证得知。二是针对研究者是否能够真的“融入”的质疑。研究者受自身习得的影响，是不可能完全的“融入”，并以“局内人”的主位观来看待我们的研究对象的，因此可以说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客观。主位观—客位观和哲学意义上的主位与客位的概念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不要把这两组概念模糊地等同起来。现今中国民族音乐学蜻蜓点水般过客式的田野工作也是不能完全“融入”的障碍之一。三是质疑在中西文化的不同时视角的语境中看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价值取向，作者用“他者眼中的我者文化”与“我者眼中的我者文化”做了深入的阐释和评价。
内文化与异文化的界限问题本应相应的有所不同。用“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观点来看，长期被人们视为“正统”的“音乐学’，无论古今中外.基本上都是从“内文化”的角度对音乐的审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是封闭、自足的音乐认知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