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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共生”特质嬗变:从自在到自觉

    时间:2021-06-10 00:01:4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中华民族具备“共生”特质,从“民族大众自觉”的角度看,清晚期以前中华各民族以“自在共生”为主,而从辛亥革命起,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胜利,基本实现了“自觉共生”的转变;新中国成立、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以及改革开放成果共享等,进一步升华了中华民族的“共生”特质。
      【关键词】中华民族 共生特质 自在共生 自觉共生 嬗变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共生”一词来自于生物学科。关于民族“共生”的研究目前已取得较为突出的成绩,围绕许宪隆教授提出的“共生互补”理念,一系列研究成果先后在学术刊物上密集发表,并已汇集成具有一定体系性的《“共生互补”论集》。但是,其中关于中华民族“共生”特征的历史嬗变并未作深入研究。据此,本着进一步丰富“共生互补”理念的理论库想法,笔者试图做一些初探,以抛砖引玉。
      “自在共生”为主:清末以前
      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学界并没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但大多承认中华民族的“总体性事实存在”①是伴随中国文明史一路发展而来的。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形成于虞帝舜时代,或者说是在有虞氏朝,这个人们共同体的名称“华”源出于帝舜名字。也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是由“华夏族”慢慢发展壮大融合其他民族而来,“夏商周时期是华夏族的形成时期……”我们姑且不论以上观点孰是孰非,但以上例举可以说明的是,中华民族的渊源由来已久,我们无法否定民族过程中的中华民族形成初期或者说“华夏族”时代的存在意义。
      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明确意义上的汉民族逐渐形成,而周边相伴而生的夷、蛮、戎、狄等四方少数民族开始在华夏民族区域边界发生接触、交往和碰撞。尽管秦朝对待周边“匈奴”群体的方式是采取战争和修筑长城预防侵犯等手段,但实际上表明当时的少数民族和“中原民族”已经发生关系。而汉朝则在战争之外,积极采取“和亲政策”,开启了各民族“亲如一家”关系的历史。魏蜀吴对周边的氐羌、鲜卑、匈奴、“川滇边民”、山越等少数民族采取了一定安抚政策,促进了民族交往。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民族大融合时期。趁着西晋“八王之乱”,匈奴南下制造了“永嘉之乱”,西晋灭亡,期间有著名的“五胡乱华”事件,北方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而后的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著名的历史事件“孝文帝改革”,对各族人民的融合发展起了积极作用。隋朝结束“南北朝”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全国。这一时期在统一的国家版图内,民族交往融合现象明显。匈奴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在隋后就融入到“华夏族”的历史洪流中。
      唐朝是历史上典型的民族和睦时期,其统辖有多个民族,其中回纥就十分活跃。唐朝对这些民族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实施了羁縻府州制度,促使唐朝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极为灿烂的时期。隋唐也采取“和亲政策”,唐朝文成公主入藏故事至今传颂。五代十国时期,沙陀人、契丹、回鹊、吐谷浑、奚等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建立起一些民族政权,有的完全采用了中原王朝的官制及礼乐制度,并通过通婚等社会互动形式不断融入到汉民族中去。宋朝结束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但与之并存的还有契丹和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继而进入了宋(北宋)辽(契丹)战争时期,直到1005年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后,双方维持了百余年的和好关系。靖康之变后,北宋亡而建立南宋与金(女真政权)对峙。随后蒙古崛起,先后灭西夏、金和南宋,依据中原王朝体制,称帝建年号,开辟行省制度,加强对边疆管理,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民族融合的作用。明朝积极采取羁縻与因俗施化的少数民族政策。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明朝继而覆灭,开启了满族统治全国的历史。清朝建立不久就尊崇汉文化制度和传统,提出“满汉一家”口号,构建“满汉全席”画卷,并对边疆西藏、新疆等地加强管理,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
      从以上中华民族古代历史线索可看出,清以前的古代中国各民族是一个“自在共生”或者说“事实共生”的阶段。尽管存在民族纷争导致朝代更迭的事实,但无论哪一个民族登上政治舞台,都试图以“天下一统”为己任,对待基本的政治统治疆域的原则和“中国”认同都是大同小异的。中华民族构成是多元的,族际矛盾不可避免,而且古代统治阶级主要代表剥削阶级,必然存在民族压迫。从古代史或者说中华民族史看,各民族有统一也有分裂,但统一始终是主流趋势和结果。同时,任何一个民族统治时期,尽管存在统治集团的压迫现象,但都未完全排除其他民族存在的现象,各民族始终在伴随朝代更迭中共同生活,而且每次动乱导致的大量人口迁徙更加深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在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上相互影响、涵化和融合,构成了中华各民族间“事实共生”(自在共生)的现象。
      当然,这种“自在共生”的事实并不是绝对的,各朝各代主动推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行为均已属于“自觉共生”的范畴,同时明朝“抗倭”、明清之际郑成功领导台湾人民“收复台湾”、清初黑龙江人民抗击沙俄入侵等各族人民反对外来侵略斗争也是一种中华民族“自觉”行为,但就“民间社会”或者说“民族大众”总趋势而言,主流依然是“自在共生”的状态。而他们的“自觉”行为更多是一种潜在行为或者说是一种“有限自觉”行为,因为在传统社会里,除了民族完全同化外,他们一般都仅有一个自己的“族属”,而基于“共生”意识或认同所升华的共同制高点是“国家”,各族人民有统一“族属”特征事实却无统一族性符号。因此这一阶段的“自觉共生”行为并不能构成“中华民族自觉共生”的行为,只能看作是一种基于民族共生的“国家意识自觉行为”。
      
      “自觉共生”形成:清末民初~解放战争胜利
      1840年鸦片战争,列强叩开中国封闭的大门,整个清朝晚期进入了列强侵略的苦难岁月,从1842年至1901年,清政府轮番战败,先后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多个不平等条约,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客观上也促使各族人民对国家形势的思考,逐渐强化民族社会自觉意识。其间,历史上著名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尽管都是清朝统治阶级的自救运动,但同时也是思想启蒙运动,严复、康有为等有识之士开始探索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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