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影厂西藏新闻摄影站”——索朗的故事
时间：2021-06-04 12:03:5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男孩听不懂汉语，但他看得出来，往后自己不会再受冻挨饿了，眼前这些穿军装要带着自己一同离开此地的汉人叔叔们，都是心地善良的好人。
1952年初春，寒气依然的藏北高原上，“新影厂”赴藏工作的摄影师庄唯、孔令铎、董振先和藏族助理扎希旺堆、计美登珠等人，跟随着西藏昌都爱国起义藏军第九代本（相当于团的建制）格桑旺堆的马帮一路行进前往拉萨，然而在路上他们遇到了始料不及的事情……
荒原上的孤儿
高原的气候多变。这天，当队伍走到黑河地区（西藏那曲一带）时，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转阴，跟着就是大雨滂沱，还夹杂着冰雹，已无法继续前进，于是队伍就地扎营。
就在大家支帐篷时，风雨中传来了阵阵孩子凄楚的哭声。庄唯对扎西说：“你快去看看小孩在哪哭？”于是扎西向着哭声的方向寻去。当他走到一条十来米宽的河边时，发现了那个哭泣的孩子——正在对岸河床下的一处凹陷里无助的躲雨。扎西赶紧喊道：“小孩子，你哭什么？快过来！”那孩子踉跄着，趟水走了过来，因疲惫与寒冷，浑身哆嗦，一身早已湿透的破衣烂褂在风雨中飘摆。
扎西把孩子领进帐篷后，大家赶紧脱去他的衣服，用毛巾擦干他身上的水，再用皮大衣把他裹起来，随后拿出食物给他吃。饥寒不堪的孩子吃饱穿暖后，也就睡着了。人们看着孩子，商量着往后该怎么办，虽然经过刚才的简单问询，只知道他叫索朗，9岁，没有家。藏族老乡们说：你们带他走吧。的确，这男孩衣食无着又举目无亲，如再在这气候恶劣、野狼出没的荒原上流浪，等待他的就只能是死亡了。
庄唯考虑得很周到，他叮嘱扎西、计美：雨停后去找附近牧民了解一下，咱们把这孩子的身世搞清楚，然后作决定。
雨停后，扎西、计美外出问询回来，情况与大家的预想是一致的。见过这孩子的牧民们都说：他的父母已经都不在人世了，就剩下他一个人整日在这荒原上流浪。你们带他走吧，不然的话，这孩子不是被冻死、饿死，也得被野狼吃掉了！就这样，庄唯决定：“咱们带着孩子一起走。”随后，他们先用摄影工具包里的剪刀把孩子那一头已经擀毡且生满虱子的脏乱长发剪掉，把头洗净；再把他那身破烂不堪的衣袍扔到帐外，换上了大得不成比例却温暖软和的棉衣裤和军皮大衣。男孩听不懂汉语，但他看得出来，往后自己不会再受冻挨饿了，眼前这些穿军装要带着自己一同离开此地的汉人叔叔们，都是心地善良的好人。
的确，这男孩生活道路的转变已经在此时开始了。
一路上大家让打着赤脚的索朗骑在马上，遇到河流时众人再轮换着背他涉水，就这样，他们来到了拉萨。庄唯把路上收容孤儿的事情向上级党组织——西藏工委作了汇报。西藏工委肯定、表扬了他们的做法，并决定把孩子送到新成立不久的拉萨第一小学念书，一切生活与学习费用均由国家来供给。就这样，党和国家成了小索朗的衣食父母，拉萨摄影站成了小索朗的家，而庄唯他们也就成为了小索朗的亲人。
农奴制下的旧西藏
五十年代初的西藏，因民主改革尚未开始，西藏地区还处在一种极度封建、残酷、落后的农奴制度的统治下。在这个制度下，占人口不到5%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等农奴主，拥有、控制着西藏的全部土地、耕地、牧场与绝大部分牲畜。而在西藏的全部人口中，沦为奴隶主农奴的藏族同胞竟超过了90%。农奴及农奴的家庭、子女是农奴主的私有财产，可以随意买卖、支配、奴役，生杀予夺。在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了人在法律上地位的不平等。农奴主、头人可以设立监狱或私牢，刑罚极为野蛮残酷，如：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抽筋、剥皮、投水等。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小索朗一家人的生活是悲惨不幸的。在他的回忆里，8岁那年家里因无法支付头人的税款与差役，父母只好把他送到头人家里抵债当农奴，父亲外出服苦役后就再没了下落，不久他的母亲因难产而死去，索朗成了孤儿。
在头人家做奴隶的生活牛马不如。少小的索朗每天要去山上放羊，平时还要忍受头人的打骂。一次放羊途中在躲避突如其来的风雪冰雹时，又遇到野狼的袭击，凶残饥饿的野狼在连续扑倒两只羊后，又朝着对它们扔石头的小索朗步步逼来，若不是一个炸雷打在岩石上把狼惊跑，后果不堪想像。然而回去后当头人得知少了两只羊后，不由分说抄起牛皮鞭子把索朗抽打得脸上、身上血迹斑斑，疼得他满地乱滚。随后头人再把他锁进羊圈不给吃喝。索朗受不了这无休止的非人折磨，在一个严寒的雪夜，从头人家中偷跑了出来去“找可以活命的地方”。然而在那样的社会制度与自然环境下，一个小孩子又怎样能生存下去？幸亏遇到了“新影厂”的庄唯他们！
新的人生 新的道路
1956年春，陈毅同志带领中央代表团入藏，“新影厂”的赵化、王喜茂、张发良、赵民俊等随团来到拉萨。在拉萨摄影站，他们接替了前面同志们的工作，也接替了担当索朗“家长”的工作。
与庄唯他们一样，接替工作的同志们把对索朗学习与生活的关照当做是自己的职责，继续给予着他无限的同情与关爱。平时，无论工作怎样忙碌，他们也要抽出时间去学校问讯、了解索朗的学习与生活，而索朗每到周日也必然要回到摄影站与叔叔们相处，每到开饭时就多买些肉菜让他吃，正是长个子的时候。男孩毕竟淘气，有时脏的不像话，便带他去八角街上唯一的一个澡堂（四川人开的）去给他洗澡，一个大铁皮盆，倒进热水后，收费是一块银元。一年后，王喜茂等人先后奉调回京，站里留下赵化一人继续工作并照顾索朗。当时，西藏反动分裂分子已在做着武装叛乱的准备了，形势很紧张，拉萨摄影站随宣传部一起迁到工委大院，每到周日小索朗便来到工委大院与赵化在一起。下面是赵化老师那数年间的几则日记。
9月24日（1956年）晴：
近晚霞时刻，我和小赵（赵民俊）领着索朗去洗澡。……走的时候，他从被子里取出整洁的红领巾戴在脖子上。……我感到了我的责任。这倒不是怜悯。共产党人的心该是什么样呢？……在澡堂里边帮他搓身上的泥边想，这孩子将来长大了能作出多大事情？当他成人后，再经过庄唯他们收容他的地点时，那地方或许已盖起楼房或建起了牧场？他该如何想呢？
……庄唯，我的战友啊，你代表党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0月4日（1956年）晴：
去宗教事务委员会了解佛教协会分会成立的材料。归来的途中，边走边想索朗这孩子。……我觉得自己对索朗的成长关心不够，今后要进一步关心他的成长。
1月1日（1958年）晴：
1958年到了，这是第一天。
小索朗今天穿上了新衣服，戴着红领巾到我这来了，同他一块来的一位小朋友叫罗布顿珠，和小索朗穿的一样，也戴着红领巾。
我给他们照了张相。发现他们的小藏袍里凸凸的，我问里面揣的什么，他们拿出个小木棒，木棒的一头还套着铁环，我问他们：“这是干什么用的？”他们说：“是打坏人的，因为他们不让我们戴红领巾，街上一些坏人一见到我们戴红领巾就打我们，所以我们拿这个准备打他们。”“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通过这件事，我觉得小索朗长大了，懂事了。有次他回来我问他：愿意去内地学习么？他表示愿意。于是我找到工委宣传部文教处处长多杰才旦同志（后来担任自治区主席）提出这个想法，多杰才旦同志表示同意并决定把索朗送到咸阳西藏公学学习。
1958年6月份，小索朗就要起程赴内地学习去了，临走的前一天，赵化给他带去了一些学习、生活用品，并帮着他仔细的收拾好行囊，一再的叮咛嘱咐。小索朗很高兴，还唱起了歌。但当他把同学们送给自己的哈达郑重的献给赵化时，他的眼睛里已是含着闪动的泪光，只是他使劲地噙着，没有让泪水流下来，这生性倔强的孩子。赵化的心里此时也为这即将的离别有些酸酸的，但更多的是为索朗感到欣慰与高兴。索朗，这个在吃人的旧制度下受尽苦难、险些命丧荒原的孤儿，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开始了全新的人生之路。
送走索朗的一个多月后，赵化也奉调离开拉萨回京，途中还去咸阳西藏公学看望了索朗。在那几年里，“新影厂”先后赴藏的同志们接连拍摄了《解放西藏大军行》《光明的西藏》《中央代表团访问西藏》《春到西藏》等纪录片，在全国范围内起到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
……
1959年，在党的领导下为全体西藏人民所拥护的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在平定、粉碎了反动分裂分子的叛乱后，取得了成功，百万农奴获得了自由与尊严。而索朗也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公安干部，还在组织和同志们的关心下成立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几十年的时间里，每逢节假日他都要带着家人去拉萨记者站（以前的拉萨摄影站）看望那里的工作人员。
责任编辑/唐培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