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占领西域期间的社会控制
时间：2021-05-31 04:01:3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 吐蕃王朝占领西域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后，以绿洲城邦为主要特征的自然地理条件及与之相应的当地社会生活方式，对驻扎吐蕃势力的社会控制方式产生了一定影响。藏汉典籍及西域、敦煌出土古藏文文献对吐蕃在西域的统治多有反映，从中可以看出，吐蕃在西域的军事建制是以吐蕃王朝建立之初的“三勇部”及军事部落联盟制度为基础，在军事扩张过程中逐步军事区域化、集团化的结果；吐蕃的基层军事建制，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西域绿洲地区传统意义上的以交通线路与城邦保障为主的管理模式，实现其对区域内部的军事控制；吐蕃在西域地方的既得利益由贵族势力进行均分，这符合统治阶层在社会控制中的心理机制；而通过对西域地方土著政权的利用，辅助了其对扩张区的社会控制。
关键词 社会控制 唐代 吐蕃 西域 军事建制 职官制度
作者 朱悦梅，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兰州：730030）
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后，吐蕃势力开始介入西域地区，与唐、大食争夺对这一区域的控制权。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塔里木盆地周缘广大地区，并一度在沿丝绸之路南路地区建立了其在青藏高原以外的军事领地，统治时间超过半个世纪。由于西域绿洲邦国与吐蕃本土在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生产方式、区域文化特征等方面的差异较明显，吐蕃军事力量在新环境下的生存条件、生活环境、管理模式、建制体系等较之在本土时的军事部落联盟制特点，发生了一定变化，这些新的变化为吐蕃军事力量在西域占领地区实施有效的社会控制发挥了一定作用。
对吐蕃王朝时期在其本土以外建立的统治模式进行研究，有助于观察其社会控制方式在吐蕃王朝赞普王权体系下的运作机制，以及其对新占领区社会文化与生产方式的适应过程。本文通过对吐蕃在西域的军事建制体系在吐蕃军事扩张战略中的地位，以及西域绿洲地理环境对吐蕃军事建制、民事管理的影响等内容的探讨，梳理出吐蕃军事建制在西域期间的地域性调整及其所发挥的社会控制功能。
吐蕃控制西域的军事建制及其军事地理特征
吐蕃势力以军事手段从青藏高原进入西域，并在西域建立了军事统治，因此，其在西域的社会控制无不具有军事化特征，而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军事体系在西域绿洲邦国为主的自然地理环境下，原先的部落制管理方式虽然也在扩张区有所应用，但要根据现实管理需求而调整，以更加有效地从制度体系层面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
一、吐蕃西域军事建制的形成
众所周知，吐蕃于西域占领地区所设置的较高级别的军事机构为khrom，其职掌可与唐朝的节度使、节度衙相对应。目前文献中共有四个——萨毗节度（tshal-byi）、“领属地区夷琼节儿节度”（dbyild-sung-rtse-khrom）、勃律节度（bru-shavi-yul-gyi-khrom）和疏勒节度（khri-bshos-khrom）。他们构成吐蕃在西域的军事建制体系，其渊源为吐蕃王朝成立之初设置的三大“勇部”——“三勇部”（dpav bvi sde gsum）、“中勇部”（bar gyi dpav sde）、“下勇部”（smad gyi dpav sde）中的“三勇部”。［1 ］三大“勇部”是吐蕃本土以贵族为核心势力的卫戍性军事体系，在吐蕃军事扩张过程中，转变为进攻性军事集团，建制体系渐至完善。也就是说，吐蕃在西域的以Khrom为主的军事建制与“中勇部”对应的“吐蕃中节度”［2 ］和“下勇部”所在之玛朋木热（即大积石山）为中心的河湟战场，共同构成吐蕃对外战场的主要分区形势。
从吐蕃对唐军事战线的整体分布情况看，西域战场与“吐蕃东鄙五道节度”、“吐蕃北道河西节度”、“吐蕃中节度”、“吐蕃松州（南道）五节度”一样，属吐蕃对外扩张过程中分处不同区域战场的同一层级建制，即最高一级军区。林冠群先生此前给出的所谓“吐蕃西道节度”［3 ］正是这一建制贴切的称谓，而四个khrom为其麾下的四个军分区。吐蕃西域军区下设的四个军分区，为吐蕃军事力量在西域取得一定成果后，针对该区域内不同局部战场而分化出的若干路有具体军略目标的第二层级。
二、吐蕃在西域的基层军事建制及其特点
汉唐时期丝绸之路南道沿途之自然条件已经十分恶劣，所经绿洲大多局促于流沙的包围之中。东汉明帝永明年间，鄯善兼并且末、精绝等小国之后，建立了疆域辽阔的鄯善王国，其疆域内有完备的驿传制度，各绿洲设置向导与护卫，自鄯善至且末、舍凯、尼雅之间保持着通畅的交通往来。向导和护卫到每个绿洲都要调换，使者的粮秣和用水由各绿洲供给。绿洲间交通工具，使者载乘的畜力，亦均由沿途各绿洲给予调换。由于沿途条件酷寒，政府对接应汉使的向导和护卫给予谷物、小麦粉和紫苜蓿等报酬，有时还付给双倍报酬。［4 ］由此，塔里木盆地中的绿洲，彼此间互为中继站，实现对道路交通的维系。
吐蕃势力进驻后，首先要控制一个个被沙漠分割开来的绿洲，相应的军种配置要进行一定的调整，以维持绿洲安全及相互间的有效联系。通过西域、敦煌出土古藏文文书所载内容，大致可复原出吐蕃军事占领当地后的军事建制层级。其中的基层军事建制中有斥候（so）、坐哨（ri zugi）、城镇守军(mkar vtsho)等军种。如：M.Tāgh.i.0015（托玛斯II，432-3；《综录》157）：“娘茹巴(nyam-ru-pag)后卫（后备？）哨兵驻守河流汇合处的堤岸。” M.I.i,6(托玛斯II，460-1；《综录》188)：“下宗木部落虽已去倭那尔堡塞，隘口有斥候，及……十人。” M.Tāgh.a.iii.0034（托玛斯II，432-2；《综录》106）：“春季二月初新增守城军共……”［5 ］
从文书所提供的信息可知，这些斥候、哨所的设置与交通道路的控扼有关，特别是斥候，除在河口、河边设置斥候外，交通隘口也是斥候驻守的要点。
绿洲国家早期就形成的驿传制度及其向导、护卫等兵种的设置，是与沙漠绿洲自然地理条件下所形成的交通道路网络相适应的。吐蕃亦相当重视驿传，所不同的是，古鄯善等绿洲邦国的护卫所承担的是防盗与沿途的转乘与补给，而吐蕃时期的斥候和坐哨所要担负的除驿传外还有军事防御方面的功能，因此，斥候常常与驿站相结合，兵士可能同时承担戍卫、侦察、驿传等多兵种的任务。学界对此早有注意，认为驿站的增加就意味着吐蕃势力的扩张和对当地统治的加强。［6 ］这种以道路交通为主要控制对象的特点在西域吐蕃文书中有不少反映。如：M．I．xiv,005(托玛斯II，433-2；《综录》144)：“虾蟆山四名斥候一个驿站，龙年夏季五月初六日派出斥候之木牍。” M.Tāgh.a.iii.0016（托玛斯II，202；《综录》330）：“山上斥候请我驿吏及寮属助理二人向论当列大人报告，口粮已尽……”［7 ］
斥候与驿站的驿吏一样，也担任驿递的任务，这在出土木简中已有反映，而斥候的驻扎点与驿站相结合，更能说明吐蕃军事力量对交通线路的重视。斥候、坐哨等基层军事建制较吐蕃常规军事种类而言带有了绿洲特征，与城镇守军一起形成绿洲城邦和卫戍之间交通关联的基层管理体系。这种较为完备的绿洲防御体系，与吐蕃王朝以部落单位为编制的体制相比较，则新的驻扎防守体系更显示出化整为零的特点，这是沙漠绿洲地理特征对吐蕃部落制军事结构制约的结果。
驻西域吐蕃统治者内部管理的
社会基础及其模式
吐蕃王朝建立之后，以军事部落联盟制为基础，向青藏高原周边展开军事扩张。其部落制的军事建制，最基本特征表现为生产、行政、军事三位一体。这样的社会组织基础，必然对吐蕃军事力量在扩张区的职官管理与社会管理制度产生相应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