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无线电工作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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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中共党史军史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对其中的无线电工作研究却一直比较薄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四方面军作为一支规模仅次于中央红军的主力红军，其无线电工作就显得极为重要。虽然它的规模不算大，但精干高效，涌现出了一批无线电专家，不仅从人员上保障了无线电侦听和密码破译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为红四方面军培养了大批的无线电情报人员，保证了红军主力对敌情的了解，为川陕苏区的反围攻作战和长征胜利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红四方面军；无线电；回顾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5）05008306
　　无线电工作在中共党史军史研究中处于薄弱地位，一方面是由于保密的原因，相关人物的事迹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才逐渐解密，另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研究较为侧重宏观层面、战略层面的研究，对于战术性的、技术性的研究关注较少。红四方面军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的一支主力红军，其无线电工作尽管规模不大，但精干高效，为川陕苏区的反围攻作战和长征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初创
　　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和严密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大都处于偏僻的山区农村，各根据地与上海的党中央及各根据地之间的人员、信息、物资往来极度困难。尤其是党中央急需了解各地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情况，中央的指示、决议、命令等也必须尽快准确无误地传达到各苏区，传统的交通方式如利用交通员往返不仅速度慢，而且容易暴露身份、丢失文件，一个环节出错可能牵连整个交通线。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党中央在上海开始筹备建设无线电台，有计划、分批次地组织部分同志在苏联和上海学习，培训无线电发报、接收、编制密码、信号侦听、破译密码等技术，并自行购买无线电元器件组装无线电发送、接收设备。从1931年开始，中央开始向江西、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派遣报务工作人员，利用红军在战斗中缴获的无线电器材建立电台与中央保持密切联系。蔡威、宋侃夫、王子纲、
　　徐一新（后改名徐以新）等同志就是党中央派到鄂豫皖苏区帮助创建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宋侃夫、徐一新熟记了与党中央、江西苏区、赣东北苏区、湘鄂西苏区联系的四个密码本。徐一新在苏联留学后期，在参谋部主要学的就是编制密码和破译密码。蔡威和宋侃夫分配在军委参谋部工作，宋侃夫分管谍报和机要，蔡威负责报务。后来担任二台台长的蔡威是个巧手行家，他曾被党组织送到上海亚美无线电专科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专业，是优秀的电讯人才，一年半毕业后被分配到鄂豫皖根据地。1931年12月，红四方面军在黄安战役中缴获赵冠英六十九师一部15瓦电台，自此实现了和党中央、中央红军、湘鄂西红二军团的通报。此外，还有两架收音机，既听广播，又收新闻，向军委领导提供敌情情报；这时期军委任命宋侃夫为无线电台台长。1932年3月22日至5月8日，红四方面军取得苏家埠战役胜利，歼敌3万余人并缴获电台4部以及大批无线电器材，电台设备得到改善。张国焘也回忆苏家埠战役“缴获了一些无线电台器材，正在一架一架的拼凑修理起来，训练编组人员来使用”[1]120。当时，为培养无线电工作人员，总部从各部队抽调了20余名年轻人，交由蔡威培训。经过言传身教，这些人很快掌握了电台工作的初步技术，为以后的发展壮大打下基础。
　　随后，红四方面军电台扩建为两个，一台由宋侃夫和王子纲同志负责，跟随总指挥部和军委；二台由蔡威负责，先跟73师，后跟红25军。刚开始一台和二台之间通报并不顺利，呼叫不通就派骑兵送信。这时期电台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人手少，电池、电子管、油料等器材物资缺乏，技术力量薄弱，培养的青年同志一时不能独立工作。据宋侃夫回忆：“我们四个干部，不分白天黑夜、行军打仗，都是围着电台转。报务技术最熟练的是王子纲同志，他发报又快、又明，中央苏区电台的老康（曾三同志），一听电波讯号，就知道是王子纲在发报。”[2]271遇到机器故障，通常由擅长机务的蔡威亲自动手修理。他埋头机房，日夜钻研，做模型、翻砂、打磨、焊接、自制润滑油等。当然，电台的发展离不开总部领导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徐向前总指挥。徐总指挥异常重视电台工作的建设，规定各部队缴获的电讯器材一律上交总指挥部。他经常同电台工作人员吃、住、行军在一起，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特别是在艰难的西征转移途中，他十分注意电台小组的安全，选最好的马给他们用，突围时派部队保护他们，被敌人切断时无论如何也要先把他们接应回来[3]163。但是，这一时期红四方面军与中央和湘鄂西的通报是“极为稀少”的。张国焘解释说：“湘鄂西苏区作战时曾失落了我们原有的密码本，后来经过一些努力，仍不敢相信续订的密码的可靠性。最后我们不得已才由双方的报务员，利用电台通话，订定了一个新的密码本，但这是否已为敌方偷听去，则无把握。因此，我们与中共中央之间，一向不敢在无线电中涉及有关机密要事。”[1]171张国焘曾问过宋侃夫：“收到的情况靠得住吗？会不会受骗？我们的电报会不会被敌人搞去？”宋侃夫回答：“有把握。特别是密电码，不易被敌人识破。” [2]271这种情况之下，张国焘对电台工作开始表示关心，亲自交待保卫局长周纯全让特务队到敌占区购买电子管、电池等器材；但从他以后的回忆看，他对电台工作始终是有顾虑的。这时期红四方面军的电台主要用于内部通讯作战和对敌台的侦听。西征路上，一台和二台又合在一起，在枪林弹雨中坚持无线电工作，主要是和中央苏区电台通报，与湘鄂西苏区、赣东北苏区都呼叫不通了。中央红军电台这时还在瑞金，而四方面军因为日夜行军很少通报，中央红军的电台就利用一切机会搜集敌情，及时把敌人的兵力部署和行动方向告诉四方面军。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红四方面军仍在川陕，电台位置相对固定，开始为中央红军提供敌情通报。从此开始，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和中央红军的电台在以后的根据地作战和长征路上、西征路上互相配合、互通情报，保证了两大红军主力始终对敌情有着深刻明了的洞察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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