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党中央与张国焘的四次激烈交锋
时间：2021-05-25 20:02:2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无论在党史还是军史上，红军长征都是值得重笔描述的一段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有了这段艰苦卓绝的长征经历，我党我军才逐步成熟起来，并且奠定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坚实根基。然而，长征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最后的胜利，更有着惊心动魄的斗争经历。遵义会议之前，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几乎让党和中央红军陷入绝境；懋功会师之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几乎让党和红军分崩离析。尤其是后者，是在结束了博古、李德错误军事路线和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大好形势下发生的，十分令人痛惜，而结局又令人庆幸，党中央挫败了张国焘的分裂图谋，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党中央和张国焘进行了四次激烈的交锋，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宣告了长征的胜利结束。
一、“北上”与“南下”之争
1933年9月，蒋介石以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对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而此时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已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开始后，博古、李德实行了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作战失利后，他们又奉行全面防御战略。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渺茫时，他们又匆匆指挥红军开始了长征。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蒙受了巨大损失。湘江之战惨烈异常，中央红军损失过半，广大指战员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逐步产生了怀疑乃至反对。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和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并在会后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随后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3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
遵义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在人们心中升起了希望。会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于6月中旬到达懋功，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大主力的会师，革命力量的骤然壮大，让广大指战员欣喜不已。就在人们满怀希望之时，张国焘却打出了一张“南下”牌，挑起了与中央的第一次争执。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懋功县城东南的达维，与前来迎接中央红军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胜利会师。两支先头部队会师的喜讯，通过电台迅速传回了各自的总部。在先头部队会师后的几天里，中共中央、中央红军的领导人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互致贺电，庆祝两军胜利会师。6月15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及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发出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中央红军全体指战员的贺电，张国焘称“我们与你们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指挥之下，共同去争取西北革命的胜利，直至苏维埃新中国胜利”。
收到张国焘的电报后，中央很重视，次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指出：“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携着手，打胜仗，消灭蒋介石、刘湘、胡宗南、邓锡侯等军阀，赤化川西北。我们誓与你们一起，为苏维埃奋斗到底。”从两封电文可以看出，当此之时，张国焘与中央之间可谓肝胆相照，孰不知这种局面并未维持几天，一场关于两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激烈争锋在双方领导人尚未谋面前就悄然展开。
其实，在两军会师前，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就开始考虑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张国焘也对南下与北上的方针举棋不定，因此在先头部队会师不久，张国焘就指示徐向前代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报告提到“究以先打胡先打刘何者谓好，请兄方按各方实况商决示之为盼”。当时胡宗南在陕甘地区，刘湘拥兵四川，这其实就蕴含了两个战略方向：北上陕甘和南下四川。
此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也正在着手制定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方针。根据对当时国内形势和所处地理环境的缜密分析，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放弃遵义会议制定的关于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集中力量向东、向北发展，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据此，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就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文指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就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并提出了具体的作战计划：“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也就是说，中央主张北上。
但张国焘、陈昌浩却对中央的北上方针不感兴趣，他们未征求徐向前的意见，就直接电复中央，主张中央红军大部沿大金川北上占阿坝，红四方面军北折茂县、北川等地，并进至松潘以西地区，或“暂时向南进攻”。这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与中央不同的战略方针。
为消除两种战略方针的严重分歧，中央在通过电文和张国焘交换意见的同时，决定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商讨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6月25日，张国焘到达两河口，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张国焘也不忘趁此机会窥探中央红军的实力，结果让他欣喜不已：中央红军只有两万余人，而自己拥兵八万。
6月26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两河口会议，周恩来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了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鉴于会议代表普遍支持上述提议，张国焘在作出了同意北上的表示后，又提出了自己的南下主张，结果遭到了会议的否决。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决定“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并且根据会议确立的战略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至此，张国焘在会师初期挑起的南下与北上之争暂以“北上”胜出而告一段落，但在此后，关于南下与北上的争执并未停止，最后导致了张国焘与党中央的分裂。
二、“红军总政委”之争
正如上面提到的，张国焘在到达两河口后，乘机向周恩来、朱德等询问中央红军的实力，最后弄清了中央红军经过一路拼杀人乏马困，只有两万余人的兵力时，张国焘的内心便不再平静。两河口会议，张国焘的意见被束之高阁，这更使他愤愤不平，自视拥兵八万，人强马壮，更不把中央红军放在眼里，个人野心进一步膨胀。因此，两河口会议上，他表面表示接受北上方针，但内心却在坚持自己的南下方针，故而在“松潘战役计划”开始执行后，他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有意拖延阻挠红军北上行动，
两军会合后，为实现两军之间的团结，同时鉴于张国焘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他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但已经摸清中央红军底细的张国焘并不满足，继续要求中央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张国焘的夺权行动开始了。起初，张国焘试图分化中央红军，他把目标锁定在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身上。他对聂荣臻、彭德怀表示了特别的关心，又是拨给兵力又是送慰问品，但这些手法并未奏效。
张国焘无计可施，便仗着自己兵强马壮公开向中央提要求。7月1日，张国焘借口胡宗南将集结兵力于松潘及其东北地区，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并以此来实现消灭胡宗南部的计划。恰好此时，中共中央为表示对红四方面军的关心与诚意，派出了由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等组成的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驻地杂谷脑进行慰问，并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