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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为人知的红色特工:李克农亲批代号902

    时间:2021-05-24 20:03:3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赵炜毕业于黄埔军校;他是中共获得第四次辽南战役胜利的大功臣,在四平战役中也出力甚大。他潜伏在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部,一则命令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军整个战役的彻底失败……
      赵炜,1919年农历九月二十四出生河北文安县。他毕业于黄埔军校(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校)十六期,是杜聿明和陈诚掌管国民党东北军政时期,潜伏在他们身边的中共高级卧底,他作为少校作战参谋主管东北国民党军司令部的机密室,并负责标识国民党军的东北各区的兵力配置和团以上兵力驻地表。他与李克农手下大将王石坚单线联系,是中共中央安插在国民党军东北司令部中的一张王牌,代号902。赵炜送出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他是中共获得第四次辽南战役胜利的大功臣,在四平战役中也出力甚大……
      康狄于2011年至2013年期间对赵老进行了多次采访,依据采访录音和赵老提供的材料整理出此文以飨读者。
      黄埔十六期的高才生
      由于少年时期家境贫寒,我很早就走出家门,外出当学徒,为了生计,我进入了黄埔军校桂林分校第一大队第三中队当学员。蒋介石训话之后,举行了阅兵,我因为个子比较高,站在了第—排,当了旗手。
      1940年秋天,我从中央军校桂林分校毕业了。我的改变特别大,“普通人经过了军事训练,就是不一样了。”在军校里里面,我的着装、走路、身形、敬礼姿势等都是非常标准的。我系统地学习了射击学、土木工程、测绘、战略战术、步兵操典等课程。毕业的时候,我身上穿起了武装带,配上了蒋介石赠送的中正剑,上面写着“不成功,便成仁。校长蒋中正赠”的字样。我觉得自己很光荣,也很威风。
      毕业后,我作为少尉见习官,被分到了第五战区的汤恩伯部的第31集团军下属的13军独立团机枪连训练新兵。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被选为代表,去见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给他送了一面锦旗,并向第五战区长官部报到。李宗仁住在老河口一个平民的房子里,房间很简陋,没有地板,铺了一层芦席,摆了一张办公桌。李宗仁非常和蔼可亲地和我们握手,勉励我们,他寒暄了几句,让我们和他一起照了张像就让我们走了。李宗仁没有架子,“令人亲近”。
      我工作的13军的独立团实际上是补充团。我所在的机关枪连按理说有三个排,可是实际上只有一个排,全连也只有两挺马克沁重机枪。我在连里的职务是排长,可是我这个排有两个排长,我是大排长,还有一个二排长。我的见习期满了,正式升任中尉排长。
      我到了补充团半年后,一直没机会上战场,觉得待在补充团没有意思,就和在三连当排长的同学一商量,两个人决定脱离13军,到陕西去投奔我们桂林分校的学生总队的总队长,他在陕西当师长。没想到,我们千里迢迢赶过去投奔,却被他狠狠训了一顿。我们很丧气,就又回到了河南老河口第五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我找到了同学、好朋友—在第五司令长官部当参谋的朱建国。因为我没有工作,西北军系统的池峰城的30军正在招人,我准备过去当排长。朱建国把我劝住了。朱建国说,你不要去,就在这等着,等我给你找份好工作。于是我就在朱建国的住处住了下来。
      朱建国在五战区管参谋处绥靖组,这个绥靖组是专门对付共产党的。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还是有防范的,朱建国的绥靖组缴获了很多中共印制的宣传小册子,有什么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等等。我闲得无聊,就看看这些书。朱建国下班回来后,我常常和他聊时局,聊人生。当时我还不知道,朱建国已经接受了中共的主张了。朱建国看中共的书看多了,就信服了中共的宣传和理论。这段时间,我的人生观也发生了很大转变,也“寄望于共产党”了。
      李克农批准我的代号902
      抗战胜利后,我从国民党日侨管理处转到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中当少校参谋。我从上海取道天津赶赴东北。在天津我见到了在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当作战参谋的朱建国。长谈之后,我决定为中共做情报工作。朱建国让我到北平见中共的情报员。
      1946年3月份,在北平石驸马大街89号,一个姓王的朋友家里,一个“中等身材的戴灰礼帽,穿灰布棉袍,穿圆口鞋的,右手拿着一张报纸”的男子来找我。他就是李克农手下的大将“石坚”,我俩在四合院的南房客厅里会面。他的面貌没什么特殊,平常人的样子,穿戴像个商人,你根本看不出来他是中共的地下党员。
      “石坚”问我,你打算怎么办?我说,我要参加共产党的工作,请求上延安。“石坚”说,你现在到延安不可能,延安那边也在打仗,即使你到延安参加军队,顶多当一个营长,你最多带一个营。这次谈话时间不长,大概也就半个钟头。我被“石坚”说眼了,“石坚”说我应该向朱建国学习,留在国民党军队内部搞情报工作。“石坚”最后和我约在西单附近的西黔阳饭馆见面,然后他就走了。
      第二天上午我早早地到西黔阳饭馆找个包间,等待“石坚”的到来。我们利用吃饭作为掩护,进行了第二次谈话。这次谈得比较具体,主要是“石坚”给我交代工作:你到东北应该怎么样工作。党组织怎样派人与你联系,你怎样把需要的东西交给情报员,等等。“石坚”向我强调:做情报工作最重要的是“注意严守秘密”,一定要和自己的上线保持“单线联系”,对任何人都不能泄露自己的身份,哪怕是自己的家人。第二次见面,“石坚”就和我说了两点:第一点,如何工作,第二点,如何保命。第二次谈话,我们也只是在一起三四十分钟,就匆匆分开了。分手之前,“石坚”与我约好,明天上午在宣武门澡堂子见面。澡堂子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
      第二天上午,我又早早地去了,与“石坚”见面后,要了千单间。脱衣服洗澡的时候,我发现“石坚”全身都是伤疤。“石坚”指着伤疤跟我说,这块伤疤是被国民党特务打的,这块伤疤是被国民党特务拿烙铁烙的。他说,他第一次被捕是在上海,军统特务天天用刑法对付他,叫他招供,说出其他同志的名字,他一个人也没有说。他就想告诉我,革命者要有气节,受到酷刑也不能招供,不能出卖自己的同志。他之所以选择澡堂子是在向我现身说法,对我进行气节教育,告诉我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被捕后应该如何去做,应该如何对付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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