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农民工闲暇生活问题化背后的犯罪空间
时间：2021-05-07 12:01:4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青年农民工闲暇生活“问题化”倾向会使其身心受损，他们通常会以被动接受、消极反抗、暴力或犯罪的表现形式来显示其对社会消极甚至破坏的态度、行为，最终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文化冲突导致犯罪， 是当代犯罪学中的一个著名的理论。本文试图用文化冲突的理论来解读青年农民工闲暇生活问题化倾向的现象，以期能为这一让人深深忧虑的现象寻找一些解决之道。
[关键词] 青年农民工；闲暇生活；问题化倾向；文化冲突；犯罪
[中图分类号] C913.5 [文献标识码] A
关于文化冲突，不同学者对文化冲突的表述各不相同，有的认为“文化冲突是指在文化传播与传递过程中，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规范文化的接触、碰撞而产生的文化对抗现象”。[1]有的则表述为，“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文化冲突论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由美国犯罪学家、社会学家索尔斯坦·塞林(Thorsten · Sellin，1896—1994)提出的一种解释犯罪的观点，1938年塞林在他的著作《文化冲突与犯罪》一书中， 论述了文化冲突理论。他认为：“在一个具有统一价值观念，拥有社会成员共同承认的规范意识的社会中，文化冲突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在多元复杂的当代社会中，社会整体的价值观与部分社会的价值观是不可能统一的。因此，两者之间极易形成冲突”。处在这样一种文化条件之中，“对于某一特定的个人来说，社会的文化冲突必然深刻地影响他的思想和行为，必然扩大他的价值观冲突，从而引起行为人自我行为的矛盾，最终导致犯罪”。[2]从文化角度而言， 任何人的行为都具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当人们本身角色和社会生活内容发生改变， 其文化背景也必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引发人们心理的变化，表现为对新环境的适应或者冲突。青年农民工闲暇生活“问题化”倾向会使其身心受损，他们通常会以被动接受、消极反抗、暴力或犯罪的表现形式来显示其对社会消极甚至破坏的态度、行为，最终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进城青年农民的文化背景发生了与以往不同的较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文化冲突乃至心理冲突，本文试图用文化冲突论的理论来解读他们闲暇生活问题化倾向的现象， 以期能为这一让人深深忧虑的现象寻找一些解决之道。
一、青年农民工闲暇生活问题化的主要特征及其背后的犯罪空间
（一）基本特征
长沙市作为湖南的省会特大城市，业已成为农民流动的集中之地。为了深入了解进城农民工闲暇生活现状， 2006年4-5月，我们采用与相关社区组织合作的方式，有目的性地在进城青年农民工（18~30岁）中进行无结构访谈和发放问卷调查，发现他们闲暇生活存在着诸多问题：
闲暇时间普遍比较少。青年农民工的闲暇时间普遍比较少，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工作时间过长。调查显示, 他们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在8小时之内的总计17.3%，8~10小时的34.3%，10~12小时的25.7%，12小时以上的22.7%。其中，8小时之内的按递增方式排列依次为建筑业5.3%、商业饮食服务业16.7%、工业26.1%、机关团体35.0%、科教文卫36.4%，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的“超负荷工作者” 按递增方式排列依次为机关团体6.8%、科教文卫13.9%、工业10.2%、交通运输业25.0%、商业饮食服务业32.8%、建筑业52.0%。数据显示，农民工的工作时间长度与其职业有很大关联，从事室外体力劳动的农民工如建筑业的相较其他在科教文卫、机关团体从事脑力劳动的来说，其依法享受8小时内工作时间的比值竟然相差超过30%之多。但是，不论是在建筑业还是其他行业部门工作，农民工的工作时间长，基本上是一种普遍现象。农民工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令他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倍受损害，使其没有多余的精力去丰富自己的闲暇时间与闲暇活动。
闲暇活动单调乏味。虽然城市里的娱乐项目丰富，但民工们很少涉足。他们的业余生活是贫乏和单调的。有的学者将闲暇活动的类型细化为：一般消遣型、娱乐无实型、自我发展型（沈康荣，1999）。[3]如果把闲暇活动划分为消遣娱乐型、社交型、提高型和闲呆型四种类型。我们可以看出青年农民工的闲暇生活更多的是消遣娱乐型和闲呆型，社交型和提高型几乎没有。属于消遣娱乐型的活动有看电视或听广播、和家人朋友聊天、逛街，搓麻将、打牌下棋等；属于闲呆型的即休息、什么也不干。根据调查，在一周的时间里，农民工工作之余的闲暇活动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和家人或朋友长时间聊天（半小时以上）占68.7%、睡觉或什么也不干的占52.6%、打牌下棋或打麻将占46.0%、逛街或去公园占34.3%，而参加属于发展型活动的如去图书馆看书、去网吧上网、参加体育活动、唱歌跳舞等的分别只有7.7%、16.3%、5.3%和6.8%左右。
闲暇方式层次不高，庸俗化问题突出。青年农民工闲暇方式的文化层次不高。调查显示，他们与家人或朋友聊天主要谈论的内容排在前六位的是身边和周围发生的事（24.4%）、生活琐事（21.0%）、子女教育问题（17.8%），闲谈、没有具体内容（16.0%）、经济、商品信息（11.7%）、国家大事与政府政策措施（8.7%）；看电视或报纸时最想关注的内容排在前六位的是身边和周围的事（29.3%）、娱乐新闻（15.9%）、国内外大事（14.7%）、工作上的事 （12.9%）、政府政策措施（11.5%）、体育新闻（8.6%）。从这里可以看出，青年农民工对于自身相关的或者是消遣娱乐的信息比较关心，而其他一些提高自身素质的科技教育、经济发展的信息的关注度却偏低。他们长年累月的重复着贫乏、单调的生活，加之又缺乏健康文化生活的引导，使得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的闲暇生活呈庸俗化倾向。针对休息时打牌耍钱，砸金花或扳陀子的选项中，偶尔或者经常玩的高达63.3%，不玩的仅占36.7%。另外青年农民工大多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还得常常忍受性压抑的困扰，为此，有超过20%的农民工以看黄色录像、书刊或脱衣舞表演的方式来打发时间，有的为了满足生理需求选择找“小姐”发泄。
闲暇场所缺乏。现在，几乎所有城市公共生活空间都在不断拓宽，如林立在城市中的咖啡屋、酒吧、网吧、各种休闲会所、各种特色公园等，城市中的文化设施和休闲场所虽然已经比较丰富，但这些大多是为城市居民准备和设置的，农民工无法享用，难以参与到城市中的文化生活中来。他们蜷缩在没有厕所、洗浴设施的低矮棚屋里，有的甚至连基本的排水管道都没有。他们生活在被城市遗忘的角落，几乎谈不上对城市休闲资源的占有与利用。
（二）问题化背后潜在的犯罪空间
美国闲暇教育专家Ｊ·曼蒂指出:“无能力处理好闲暇是造成酗酒、吸毒、自杀、趋从社会上不良行为以及其他种种变态疾病的主要原因。”[4]青年农民工多生于70年代以后，他们大多没有务农的经历，一般是从学校直接打工经商。相比较第一代农民工（30~55岁）安于现状外出打工动因多为挣钱，青年农民工对城市生活充满向往，他们早早离家外出打工的生活经历，使之无法再认同乡村的社会和生活，也不愿再回到农村。青年农民工处于城市的边缘，在休闲生活方面更是处于边缘地位。他们休闲生活“边缘化”状态，“问题化”倾向，会引发许多严重的心理问题：孤独、自闭、精神失常、自杀、相互残杀、同性恋等。也会导致一部分农民工选择了与社会断裂的态度、行为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并借以获取生存的资源，这些态度或行为的表现形式通常有被动接受、消极反抗、暴力或犯罪[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