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灾荒”与“救灾”研究
时间：2021-04-10 20:03: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有关西夏时期“灾荒”与“救灾”的研究，已有的研究往往集中于汉文典籍史料对于西夏自然灾害的描述，而往往忽略西夏社会文书及西夏法律制度对其的描述。本文试图依托现有学者对于西夏文书文献与西夏《天盛律令》的整理，对某些文书文献中反映出的“西夏灾荒情况”与“为避免灾荒而进行的预备措施”进行初步探讨。并借以指出“西夏政府为防备自然灾害有一定作用，但其作用往往较为有限，缺乏赈济、救灾的有效措施”的特点。
关键词：西夏；灾荒；文书文献；《天盛律令》
在已有的西夏自然灾害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集中于对西夏自然灾害对于地方社会经济的影响，西夏自然灾害对于宋夏关系的影响，以及西夏自然灾害对于当时社会矛盾、阶级关系的调整等内容。这些研究尽管颇受重视，但却往往集中在对于汉文史料的发掘，而对于现有的西夏文文献及出土的西夏社会文书的使用不够，以至于忽略了部分西夏人自身对于自然灾害的记载。而另一方面，尽管现有的西夏研究中对《天盛律令》等西夏文献的使用已臻于全面，但在对于其中涉及西夏水利制度的论文中，却往往仅仅将水渠的修建视为保障农业的措施，而忽视了良好的水利设施本质上亦是避免西夏旱灾的主要手段。而与此同时，在现存的少数西夏社会文书所反映的细节中，也可以分析出西夏在自然灾害发生之后，社会变化的某些细节。尽管西夏文书文献的解读与研究，至今仍有着较多的“未知”与“争议”，但就现有的文献进行分析，亦可以对西夏时期的“灾荒”对西夏社会的影响，以及西夏政府对灾荒的应对有所分析。
一、西夏粮食借贷文书所反映的西夏灾荒情况
就自然灾害史的研究而言，“灾害”与“饥荒”往往是联系紧密而不可分割的两个问题，历来灾害必然性成饥荒，灾害越大而造成的饥荒也越普遍，影响的范围也越广泛。西夏在历史上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而旱灾占据主导地位的区域，在这样的一个区域，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荒”的发生，无论从频率而言还是从影响程度而言都是相当明显的。而现有的西夏社会文书材料中，大量出现的粮食借贷文书正可以反映这一问题。
在现有的西夏社会文书中，涉及借贷、租赁等的文书是迄今发现并被整理的文书中较多的一个类型，其中仅涉及粮食借贷的迄今就已发现90余号，300余件。显然，这样大量的粮食借贷文书的出现，反映出的不仅仅是西夏粮食经济的特点，同时也侧面反映出西夏时期自然灾害较为频繁，普通农民往往无法拥有足够的应对饥荒的粮食等特点。
由于西夏出土文献的时空分布较为集中，因此在现存的西夏社会文书中涉及借贷文书出现的时间基本集中于西夏后期的仁宗、桓宗、神宗时期五十余年之间，这一时间正是西夏自然灾害频发且维持时间较长的时期，其中自西夏神宗嵬名遵頊光定元年至光定十三年（1211-1223），已被学者认定是西夏旱灾的频发期。而大量借贷文书在这一时期的出现，显然显示出这些“借贷行为”的发生与自然灾害出现的关系。
通过对现有西夏借贷粮食文书的分析，结合史金波等学者对西夏借贷文书的研究，可以看出西夏的借贷文书往往内容相当苛刻，大量的“总和计息”契约所记载的借粮利息都在5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100%；而一些借期较短的“按月计息”乃至“按日计息”的借粮契约，其利息甚至会超过100%的水平。而借粮者为获得粮食，其往往需要以自身的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作为抵押。显然，这样的一种高利息，短借期，违约就会剥夺借贷者重要生产资料的“借粮”行为大量出现，反映了这些借贷者全无任何粮食，不得不在承担较高借息的背景下仍必须借贷粮食的现实。而造成这样“全无粮食”出现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自然灾害的出现乃至延续。
就现已发现并经学者整理的西夏社会文书可以看出，西夏人的粮食借贷文书大多立约于春季二三月青黄不接期间，而所定“还粮”日期则在同年八九月间。这本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贫者向富者借粮度荒的传统做法，然而大量出现在同一纸张上的多份同年份借粮契约文书的出现（如史金波先生所考证的光定九年Инв.No.5949/19-20单张上就有四份借贷文书，而光定十三年Инв.No.5949/24上更是拥有五份借贷文书），却反映出在这样的特定年份，由于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为维持必要生计，粮食借贷成为大量贫民的重要维持生计方式。尽管这些契约所规定的利息往往高达100%，但从其被大量接受的情况，亦可以看出西夏自然灾害频发，普通人缺乏应对灾荒能力的特点。
然而，尽管西夏粮食借贷文献文书的集中大量出现，能够反映出西夏在某一特定时间范围内，自然灾害频仍而持续时间较长，对普通民众生活多有损害的某些特点。但这些文献所反映出的，也仅限于平民面对灾害的“自救”行为，而不能反映面对自然灾害的发生，西夏政府组织地方救灾的情形。而翻检汉文史料，所能够见到的有关西夏政府组织赈灾、救济的内容，也仅见西夏仁宗大庆五年（1143）地震灾后，政府下令“二人免租税三年，一人免租稅二年，伤者免租税一年；其庐舍城壁摧塌者，令有司修复之”的内容。那么，是否西夏政府在立国将近两百年的时间内，面对自然灾害频仍的情况，仅仅会选择事后的亡羊补牢，而没有任何防灾减灾的计划或准备呢？笔者通过阅读相关史料，特别是通过对《天盛律令》的文献相关内容的分析，对此问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二、《天盛律令》所涉及的西夏抵御自然灾害措施探讨。
由于西夏地处西北，气候长期干旱少雨。因此在其频发的自然灾害中，对其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往往是旱灾。而为了应对旱灾对西夏农业的影响，西夏历代对于整治境内的水利设施都有相应的政策。自李继迁占领灵州开始，就不断颁行政策，鼓励民众“引河水溉田，而在《天盛律令》这样一部西夏中期形成的完备法典中，为抵抗自然灾害而对民众整理已有的水利灌溉措施，并兴建新的水利设施均有明确的规定。
一方面，就《天盛律令》所规定的的内容来看，其在《天盛律令·农业门》中专门设立了“春开渠事门”“渠水门”“地水杂罪门”等有关与水利设施建设、整修的规定，详尽的规定了整理水渠的具体人手、规定职责，以及因为管理不善而造成水渠失修而影响农业生产的惩处措施。其对水利设施维护要求严谨细密，在中国法制史中是很罕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