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与理性的矛盾史等
时间：2021-04-09 16:01:4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65年，以赛亚•伯林心情焦虑，坐立不安地等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丝毫不怀疑接下来的梅隆系列讲座是场可怕的失败。这系列演说被命名为《浪漫派思想的来源》。一年后，该讲座在BBC广播电台播出，获得了巨大成功。
他缺乏罗尔斯或哈特所具有的那种进行持久的抽象说明的能力，却能以敏锐的洞察以及凝练的概括能力，自如进入到他能够理解的思想家的头脑及作品中，也能全景式地掠过某个笼统的主题。
所以，当我们打开这本《浪漫主义的根源》的时候，会发现这是一本典型的伯林式的思想史散文——清晰勾勒了浪漫主义的兴起到变异的整个过程，通篇充斥着观念、警句、典故与推断的洪流。
全书共六章，自浪漫主义定义问题始，中经浪漫主义之滥觞、成长和壮大的过程，至浪漫主义的巨大影响终。首章针对浪漫主义纷繁复杂无从定义之说，伯林以为，无论如何，思想史上确有一个浪漫主义运动曾引发巨大而根本的思想革命，此后一切都变了样。因此，理清楚这个思想运动的要核便属紧要。
据伯林之见，十八世纪中叶浪漫主义兴起之前的西方思想，基本都尊崇理性主义的三大信条：任何一个真正的问题都必定有一个正确的解答；所有的人都可望理解这些真理；所有这些真正问题的真正解答都必定可以和谐共存。启蒙运动的变异仅在于认为获取答案的方式截然不同于以往，不再依据启示、传统和教条，而是依据理性的正确运用。简单地说，这个西方理性主义的大传统，也就是伯林借浪漫主义所要拆解的哲学靶子：一元论。
于是，伯林便从启蒙运动代表的理性传统如何受到攻击开始讲，依次讨论了开始挖理性传统墙角的三个人：法国的孟德斯鸠，英国的休谟和德国的哈曼。接下来第三章从标题上看，应侧重讨论浪漫主义的父执双亲：康德和赫尔德。但是，康德如何可以同赫尔德一道被看做浪漫主义的父执双亲？伯林于第四章《拘谨的浪漫主义者》解释了这一貌似奇怪的观点。本章主要著眼三位思想家，哲学家康德、费希特和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席勒。至费希特，伯林的笔调开始从“拘谨的浪漫主义”转入第五章《放浪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从束手束脚到放浪形骸，大施莱格尔所说的三个因素至关重要：费希特的知识论、法国大革命、歌德的著名小说《威廉•迈斯特》。一番阐发之后，伯林总结了浪漫主义运动中蕴含的两种深刻内涵，一为自由意志的无限张扬，一为否认事物有其固有本质。最后的第六章关于浪漫主义的经久影响。伯林总结了浪漫主义的本质核心——不可言传和奔涌不息的意志和永恒创造活动，之后，伯林通过存在主义、施蒂纳和尼采、法西斯主义等说明浪漫主义的根本要旨如何在其后的思想中继续发挥作用。
最后，浪漫主义在反理性主义、一元论的条件下得出了人类理想的不可兼容性，在一场彼此毁灭的战争之后（法西斯战争），浪漫主义终于诞生了它的相反结果——多元论、自由主义、宽容以及有节制的理性。
《民国采访战——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阿班回忆录》
作者：（（美）哈雷特•阿班 杨植峰 译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2008.6
美国记者阿班在华十五年，适逢中华民国历经多重巨变：北洋系统由盛及衰，国民党一脉则随北伐兴起；欧美势力在革命打压下委顿，日本势力则日益坐大。因地位尊崇，各国政要无不奉他为座上宾，中方如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日方如松井石根、须磨弥吉郎等，皆与之过从甚密。其报道则覆盖国民革命、蒋冯阎大战、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一直到上海孤岛时代的最后一刻。可以说，中国历史这十余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皱褶，无不通过他的键盘，传递给全球大众。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精)
作者：李泽厚出版社：三联书店2008.6
本书收入作者对近代中国自太平天国至辛亥革命时期各主要思潮和重要思想人物，如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章太炎、鲁迅等的系统论述和细致分析。首篇即从思想角度剖析，太平天国为何“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指出农民革命战争诸多规律性现象、慨乎言之，深意存焉。其后数篇乃对戊戌变法维新思想和人物的详尽分疏，于康有为大同思想和托古改制策略，评价甚高。此外，对严复、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独特意义，都予以点明和论述。
《张居正与万历皇帝》
作者：樊树志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8.5
张居正所进行的改革，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由于得到了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全力支持，成效卓著，一举扭转了持续走下坡路的颓靡政局，而彪炳于史册。 他死后，皇帝翻脸不认人，说他“专权乱政”、“谋国不忠”，甚至想对他“断棺戮尸”。官僚则落井下石，随声附和，诬蔑张居正“残害忠良，荼毒海内”。 为大明王朝鞠躬尽瘁的一代名臣，从高耸的云端跌落下来，竟然成了社稷罪人，这是为什么？背后究竟有什么玄机？
《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
作者：李贞德出版社：三联书店2008.6
《公主之死》以北魏孝明帝神龟、正光年间兰陵长公主之死案的司法审判为起点，研究中国古代司法对已婚妇女涉及连带责任时其身份与父家及夫家关系的确认，探讨有关法律思想的变化及其实践。本书从案件的审判及官员的讨论中，引申出妇女的法律地位问题，并且把这个问题置于中国法制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既说明了中古法律的儒家化趋势，又特别突出了妇女在法制实践中的被动与主动角色。
《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惶——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
作者：杨国强出版社：三联书店2008.6
在晚清中国的最后五十多年里，曾国藩和李鸿章曾前后相连地直面内忧外患的交迫而来，成为士大夫中自觉地身当其冲者。曾国藩和李鸿章出自中国人的三千年历史过程，又在时势的逼迫之下成了回应世界历史过程的人。他们徊徨于两个历史过程之间，这是一种深深的历史困境和个人困境……他们在数十年强毅力行之后都是带着一腔不甘心的悲哀离开这个世界的。
近二十年来，作者近距离观察与接触西方学术，日益体会到历史知识学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的重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进一步认识中国学术的参照系。本书着重考察西方汉学、东方学的成就以及在此影响下发生的学术转型，进而由此引发的文史研究的新气象。为了使论述不流于泛泛而谈，所以着重取在史学领域做出贡献的历史学家为个案，分析个人的治史风格，同时也探索个人风格得以形成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生态，此点正是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不同国家的具体语境不同、每位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不同，而在诸多不同中，又存在着一些可资互相参照的共同点，那就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人文科学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向，这也直接影响到了不同国家的汉学研究领域。正是从这一层面而言，作者从学术史的角度零星写就了本书所收录的文章，意在为今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讲述中国历史》（上下）
作者:(美)魏斐德 译者:梁禾
东方出版社2008
这部文集的价值不言自明。它的诞生，是世界各地学者、翻译人才、出版等各界人士共同艰苦卓绝努力的成果。关于中国社会力量的韦伯式分析明证，应该成为对所有重要文明进行比较分析的模型。同时，魏斐德超越了韦伯的研究，他的研究还涉及到了现代中国的动荡。他的著作不仅是一位伟大学者的纪念碑，也成为一代又一代学者的楷模与挑战。
《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
作者：[英]王斯福 著 赵旭东 译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