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筑业的“包身工”：印度和中国的新劳动制度的形成

时间：2021-03-27 20:14:20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本文分析了印度和中国经济改革后建筑行业的劳动制度。在这两个国家，城市部门的扩张导致大量劳动力从最低的农业阶层流动为拿工资的工人。基于对劳动合同中的灵活性、与工资有关的问题以及工作场所封闭性的考察，笔者认为印度和中国在劳动制度的形成以及该制度对建筑行业的工人产生的结果方面有惊人的相似。
　　[关键词]城市建筑业包身工新劳工制度中印比较
　　[作者简介]T.G. Suresh，印度尼赫鲁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 Centre for Political Studies，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余婷（1992-），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在读。
　　[中图分类号]D922.5；C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7）04-0022-13
　　本世纪的前十年可以被称为印度和中国的城市转型时期。两国不仅城市人口数量急剧增加，而且城市的物理结构在规模和密度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中国而言，城市建设成为一个集中了国家发展干预的领域，注入大量公共资本流。结果是双重的：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并推动经济增长；增长极城市成为全球资本、技术、劳动和服务流动的关键空间，并演变成各种奇观，提供了新的城市经验。在印度，一个新的全球化中产阶级的兴起刺激了城市转型，这表明了一个以城市为基础的消费的倾向。集体消费的需求刺激了房地产行业的新资本主义的动力。结合这些，改革开放后，有了稳定且充裕的税收的印度政府侧重于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公共投资的一个领域。
　　反过来，城市部门的扩张又在印度和中国创造了庞大的劳动力市场且进入的壁垒较低。建筑公司需要一个新的无产阶级：无技术但数量庞大，可以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引入。这从最低的农业阶层招来大量的劳动力，转变成工资劳动者。这些过程使我们对建筑公司、中介机构和移民劳工之间的交流提出一些相关问题。为什么这些交流的结果对于建筑公司和工人来说是非常不对称的？工人被纳入印度和中国建筑行业的模式是什么？在城市建设中，影响劳动灵活性的过程是什么？它们是来自于移民工人的集体脆弱性还是监管中的制度性缺陷或者这些因素的综合？我们如何从比较的视角来理解脆弱性的社会生产？这些问题是通过对民族志材料和报告数据的经验性基础分析来研究的。
　　本文试图解释农村危机产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如何动态地融合了公共消费需求的激增和制度不足，从而对建筑行业的工人产生了极其限制性的结果。这里采用的是比较政治经济学方法，在这两个案例中得以强调，经济动机的趋同产生了灵活的劳动制度。？譹？訛本文用五个部分来分析。总的来说，这些部分将解释农民工一旦进入城市建设后，是如何处于一个灵活的、惩罚纪律和以工资为中心的积累的劳动制度之下的。本文首先对中国和印度的农村劳动力移民进行了简单讨论，重点讨论了迫使农业阶层在城市成为求职者的因素。它旨在解释在城市建设的劳动力市场中歧视移民工人的脆弱性的起源。第二部分将讨论在这两国的法律案例中如何理解劳动合同的概念，并在其功能的基础上区分它们。第三部分分析了在这两种情况下形成劳动合同灵活性的模式。第四部分探讨了以工资为中心的积累的过程。第五部分将简要描述工作场所是如何通过非自愿地约束劳动者，从而形成一个稳定劳动制度的封闭体。
　　一、劳动力迁移和脆弱性的经济根源
　　中国和印度的建筑行业引入的移民工人的数量不可比。？譺？訛这是歷史上最大的劳动力调动过程之一。由于劳动力流动性很高，很难确定建筑行业的实际工人人数，但是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农村危机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在农业外寻找生计机会的人口而催生了移徙，这些群体集聚到发达的城市地区，创造了大量的劳动力储备。在这里，我们看到历史进程的明显趋同，为印度和中国的大规模劳动力动员创造了条件。虽然在这两种情况下导致农村劳动力剩余的直接原因是不同的，但它们产生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可比的。
　　中国的移民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和动机驱动的。迁移的空间模式主要是来自中国西部和中部省份，如四川、广西、安徽和河南等省（自治区）的农民迁移到广东、浙江和江苏等东南部沿海省份以及上海、北京和天津等直辖市。西部到东部的流动强调了这一事实，即农民工主要是从低收入农业县迁移到农村工业化成功的地区，如珠江三角洲的东莞。这些地区的高速城市化产生了大规模的非农就业，对于来自贫困县的农民工，这是他们外移的主要动机。由于化肥成本较高，农业价格下降，农民收入停滞不前，家庭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压力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提高生活水平，避免贫困。对大多数移民来说，城市就业提供了现金收入来补充家庭收入。中国农村经济以汇款的形式从向外迁移中获得了红利，有助于减少绝对贫困。但这些进程远远没有很好地传播。Bramall认为，虽然农村工业化在减贫方面的积极影响在沿海省份显而易见，但内陆的农村贫困人口没有经历类似的结果。这是因为向农村汇款主要惠及的是非贫困家庭而不是贫困线以下的家庭。
　　这带给我们另一个问题，即农民工是谁？他们的社会概况是什么？他们在改革后中国农业关系的位置在哪里？他们的人力资源和技能是什么？Bramall指出，迁移的农村地区有更好的教育水平。贫困在最贫困家庭中顽固存在着，正因为他们家里没有受过教育的、可以在城市就业的年轻工人。由于农民工比一般农村劳动者技术熟练，Bramall说，中国农村的技能流失限制了当地的工业化。然而，技能外流似乎并不是迁移所带来的劳动力市场更大的趋势。大多数农民工进入的行业，如建筑和餐饮等服务行业，进入的壁垒较低。但是，问题出在如何补偿技能。在这里，Knight等人关于城市企业里的农民工的研究结果可以提供一个导向。他们在四个城市的移民调查显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回报相对较低，尤其是正规教育几乎没有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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