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大都市里的“枫桥经验”
时间：2021-03-10 12:03:2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银行、证券、期货、专利，这些令人头疼的“高精尖”纠纷如今也能在第一时间“春风化雨”；投资金融、知识产权、自贸区建设、航空建设，这些领域的调解专家联手架起定纷止争的“四梁八柱”。上海，一座拥有2400余万人口的城市，是如何将法院的“最后一道防线”与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有机结合？一起走进全市各家法院寻找答案。
大城之需
2018年10月10日上午，市金融法院举行“上海金融法院诉调对接中心”成立仪式，院长赵红与来自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5家金融行业协会、调解组织共同签署了《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合作协议》。
此前一个多月，市金融法院刚刚委托市银行业纠纷调解中心成功调解了一起涉案金额高达1.18亿元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原告是银行，被告是外省市企业，被告违约时间超过4个月，双方积怨很深。”吴缜杰是这起案件的调解员，他曾在银行工作十多年，从事信用卡中心消费者权益保护质量提升、客户投诉处理等工作。2016年，吴缜杰调至市银行业纠纷调解中心担任调解部负责人，带领团队受理银行业纠纷2000余件，其中包含了近百件重大、疑难的金融纠纷案件。
在调解这起超亿元大案时，吴缜杰凭借多年的专业知识，很快找到了“突破口”。他一方面建议原告在政策法规允许范围内，对该笔争议贷款进行适当展期，同时在展期期间根据行业惯例适当提高贷款利率。另一方面，他也告知被告，根据现有证据材料其败诉可能性较大，若被法院强制执行，对于企业的经营生产活动也会不利，建议被告缩短展期时间。很快，当事人之间达成了调解协议，市金融法院经司法确认后，出具了民事调解书。
像吴缜杰这样资深的调解员，如今已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全市法院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这既是“枫桥经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在本市的升级版，也是新时代对专业调解的迫切需求。
来自市高院的统计，2015年至2017年，全市法院受理的一审金融商事案件从84696起上升至178358起，整整翻了一倍多。2018年刚成立的市金融法院揭牌一个月就受理了728起案件，标的额达103亿元。
如何从源头上化解金融矛盾纠纷？近年来，全市法院不断推进与“一行三会”等金融监管部门、行业协会、专业调解组织的合作，一个能够发挥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调解和司法救济等各方优势，基本覆盖金融全行业的系统性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初步形成。
在市金融法院与金融行业协会、调解组织联合签署的《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合作协议》中，调解的案件范围、调解员选任、合作调解方式、调解的效力确认以及调解的期限、启动、终止等具体操作流程都有明确规定。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密切与金融监管部门、行业协会、专业调解组织的沟通联络，畅通资源整合、信息共享、优势互补的合作渠道。”赵红说。
当事人之盼
2018年6月和8月，市知识产权法院先后收到两封感谢信，写信的是两家浙江公司，他们分别是一起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的原告和被告。
原告公司这样写：“本案的诉讼结果在照明行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仅7月份我们就接到了包括一家美国上市公司在内的五家企业的许可请求。我们的客户和被许可方的客户们也深受鼓舞，特别是国外的大客户。”
被告公司则写：“对本案达成以调解结案的审判结果，原被告双方都非常满意。”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原告是一家拥有“一种高效率LED灯泡”及相关技术的公司，曾获授权中国专利79项、外国专利24项。三年前，原告发现由被告制造的LED灯丝灯和LED球泡灯的产品结构与原告专利权利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一致，由此引发诉讼。被告在诉讼中坚持称自己的产品完全按照现有技术制造，并未实施侵权行为。于是，官司从一审打到二审，来到市知识产权法院法官商建刚手中。
“这个案子不构成相同侵权，但可能构成等同侵权，被告的技术方案与原告专利以及现有技术非常接近，但长时间的诉讼不仅使两家公司承受不必要的诉累，也使整个产业蒙上阴影。”商建刚与合议庭成员商量，是否委托专业调解机构，给原被告做一下调解，谋求双方利益的最大化？
商建刚向双方当事人分析了利弊和风险，原被告经考虑后同意法院委托调解。
钱永铭，市经贸商事调解中心资深调解员、原市专利管理局局长、原市知识产权局局长，成为了本案调解员。
“我一共调解了两次。第一次主要是听，听他们各自的诉求，听他们谈侵权与否的依据，听他们在赔偿金额上的意见。”钱永铭说，他认真翻阅了所有证据材料，仔细研究并检索了涉案专利的技术情况。“第二次调解花了两小时，我不是就案论案，而是从中国光电产业发展情况入手，提醒他们不要把精力花费在官司中，应该快些着眼开发新技术。”
钱永铭在知识产权界威望很高，他的话语一举击中了原、被告的要害，两家公司的负责人和律师回去一商量，达成了调解协议，二审以调解结案。
据统计，自2015年12月以来，市知识产权法院先后与13家调解组织及行业协会先后签订《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合作协议》，通过相互协作形成合力，化解了159起案件。
时代之梦
“专业的社会组织、调解机构就像人体内的免疫细胞，社会矛盾上升，说明免疫细胞不够，所以老百姓只能来法院动手术，一动手术就会伤到元气。我们要尽快健全社会的免疫系统，让矛盾解决在萌芽阶段，发挥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力量，让整个社会更有韧性和弹性。”市高院民一庭庭长殷勇磊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感触颇深。
近年来，在市高院的指导下，市一中院、浦东法院自贸区法庭不断引入专业调解组织，依据法律法规，参照国际惯例、交易习惯化解矛盾；市二中院与市律协签署合作协议，以全市30家律所为试点全面加强律师参与调解工作；市海事法院则与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建立了海事纠纷委托调解机制。
除引入調解机构外，市高院还靠前一步，推动重点行业领域进行自治。
长宁区是虹桥国际机场所在区，也是众多国内外知名航空公司及其延伸产业公司的聚集区。2015年，市高院指定长宁法院集中管辖全市涉飞行员案件，当年受理案件192起，呈井喷式爆发状态。
“飞行员是单独的劳动者个体，更是航空资源的核心要素和关键组成部分，飞行员劳动争议案件不仅涉及飞行员的择业自由，更关乎飞行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殷勇磊说。
殷勇磊带队走访了民航行业协会、民航飞行员协会，发现行业协会存在对监管过度依赖、自治能力不足的问题。由于各行业主体之间对话交流和纠纷化解渠道不畅，导致在企业经营及飞行资源争夺等问题中产生不良竞争，纠纷产生之后无法进行有效对话而只能诉诸司法。
“我们建议协会要充分发挥行业自治的作用，签订飞行员有序流动公约，用行业的力量来平衡各方利益、消除矛盾。”殷勇磊说。
据统计，自从签订了流动公约后，长宁法院受理的飞行员劳动争议案从2015年的192件下降至2018年的33件。
“上海法院的‘枫桥经验’与国家决策部署同频共振，很好地服务了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的建设。今后，法院要继续顺应时代要求，坚持从实际出发，形成符合上海特点、中国特色、国际影响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让‘枫桥经验’在国际大都市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寅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