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面前怎么保证人人平等
时间：2021-03-05 04:01:1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我认为，整个宪政体制的建设，法院领域非常重要。
一个国家若具备理性的司法制度、公正的司法制度，那这个国家就不会闹革命，就不会一片沸腾，因为老百姓的冤屈可在周边法院得到基本公正的解决（不会说完美无缺的公正，这是人类达不到的）。
法律上的诉讼为什么不能得到公正的解决？
我认为原因很多，司法人员的素质、司法程序设置上的缺陷，包括证据法学、证据法方面的缺陷—没有非常好的证人作证规则，导致许多案件没法在法庭上通过当面对质把真相揭示出来，并根据这个真相做出公正判断。
我们希望这个国家从基层法院到最高法院都是公正的，让人觉得这真的是说理的地方，我们需要一个良好的白社会，最关键的是司法制度。
大家知道，中国法官的法袍袖口有两颗扣子，有4颗金色的纽扣，红色的衬底。最高法院的院长当时的解释是，这4颗纽扣，最上面代表忠于党，第二颗代表忠于人民，第三颗代表忠于法律，第四颗代表忠于事实。袖口有两个纽扣，代表二审终审制。
法院组织问题包括法院内部的权力结构，比如院长是怎样的角色，有没有审判委员会机构对个别案件可做出判断？法官是否拥有超越于任何行政意义上的规范独立性？当然，还要解决其他问题，比如如何解决法院跟某些外部机构（行政机构、检察机构）关系的问题。
现行的法院组织法中存在怎样的缺陷呢？
整个法院内部，特别行政化、特别高度等级化。
法官实行不同于行政系统的一个级别制度，但实际上处处跟行政套，比如最高法院的院长是副总理级、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是正部级、最高法院其他副院长是副部级。
行政化不仅存在于一个特定的法院内部，也存在于上下级法院之间。
而且这两年，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行政关系色彩愈来愈烈，许多案件在下级法院审理之前要请示上级法院，上级法院如果发现下级法院正在处理的案件存在可能的错误或者风险，会主动、直接对下级法院发出指令。
比如，2009年5月10日发生的邓玉娇案，那段时间成为全国关注的事件。全国一关注，这个案件就不再是巴东县法院能够审的。
我当时多么希望巴东县法院能把这个案件堂堂正正地审出来，将案件事实搞得很清楚，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邓玉娇会拿刀将这个人给捅了。但最后，这个案件不是在巴东县，不是在恩施州法院，也不是在湖北省高院，甚至不再是法院判决，这个案件最后完全变成了外部权力决定结果。
中国整个法院组织法里有一个缺陷，法院机构随便设置，机构设置非常容易，改变机构设置也很容易。
当年林彪“四人帮”审判的整个法庭审理过程中，张春桥整个法庭上坐在被告席上打瞌睡，一次也没有说话。张春桥敌视法庭，其实法庭在设置方面存在着缺陷，审判林彪“四人帮”时用了什么法庭？用了特别法庭，特别审判庭（在北京市正义路1号）。组织者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出任主要的检察官叫江文，主要被告叫江青，三个“江”。
一个国家颁布了很多法律，但制定法律的人只能借助于平常使用的语言推出这个法律规范。而语言存在着模糊、多疑，可以做不同解释，这是人类语言天然不可避免的问题。
比如许霆案告诉我们拥有自己合法持有的银行卡，他去取钱，也没有破坏ATM机，他取钱ATM机硬给人家这么多钱，这叫不叫盗窃？
法律规定盗取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但现在的问题在于盗窃是怎么回事，什么叫盗窃？
盗窃是利用权利人不注意时，或者以为权利人不注意而以隐秘的方式将他人财产据为己有的行为。但我堂堂正正把密码输进去，你硬多给我钱，这就叫盗窃？我们是否应当问一下：“法官，是不是应该解释下盗窃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个朋友在网上说：“这条法条就不对，这个法条立法语言就存在问题，盗窃其他的叫盗窃公私财物，一盗窃银行里边的钱就是盗窃金融机构，把金融机构里面的钱全拿走，金融机构还在。动宾搭配不当。”
我曾在武汉参加法官的培训班，作为协调人，请了著名的外国法官、学者，包括斯坦福大学著名的法学教授弗里德曼，还有美国一个著名女法官等人来。美国女法官说：“许多案件是二审终审制，中级法院打到高院，到高院结束。你们怎么能确保同一个案件在上海和湖北做到同案同判？”
这个问题提出来，湖北的所有法官觉得这真的值得思索。我们是一个号称法制统一的国家，但案件的判决参差不齐，深一脚浅一脚的判决非常严重。
正如许霆案所标志的那样，许霆案因为全国人民一声吼，法院也要抖三抖，最后改判为5年。
前段时间吴英案，不少人出来吼，最后改判为死缓。但最高院的法官说，天哪，前面两个已经执行了，金额还没这么多。法律面前怎么保证人人平等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中国法官的法袍袖口有两颗扣子，有4颗金色的纽扣，红色的衬底。最高法院的院长当时的解释是，这4颗纽扣，最上面代表忠于党，第二颗代表忠于人民，第三颗代表忠于法律，第四颗代表忠于事实。袖口有两个纽扣，代表二审终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