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换发新式军装 [罗瑞卿与中国人民公安部队]
时间：2020-08-17 07:18: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罗瑞卿是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的创始人。从1950年9月至1957年8月，在长达七年的岁月里，他担任了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第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为这支部队的创建和成长做出了卓越贡献。
受命组建公安部队
1949年3月上旬，罗瑞卿在西柏坡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向时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提出，要求随四野大军南下。林彪也正有此意。会议期间，林彪专程找到毛主席将此情况报告给他。而彭德怀得悉此事后也来到毛主席的居处，要求将罗瑞卿调到西北。毛主席听彭德怀陈述完理由后说：“是南下还是西去，待打太原后再定。”
1949年4月20日，对太原的总攻开始。激战四天，歼灭阎锡山部六个军十三万余人。太原被攻克。太原解放后，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成立太原军事管制委员会。徐向前为主任，罗瑞卿、赖若愚为副主任。
4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第十八、十九兵团调入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当时传给罗瑞卿的消息是要任命他为西北大军区副政委。他精神振奋、满怀激情地打点行装，准备奔赴西北战场。5月14日，部队准备出动时，罗瑞卿突然接到毛主席来电：“部队开动时，请来中央一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罗瑞卿接到电报后，向已经到职的政委李志民交代了工作，和杨得志等人话别后，便坐车来到北平。几天后，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安部长(在政府建立之前归军委建制)。罗瑞卿提出，希望随军南下，并认为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长更合适。周恩来对他说：“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当晚，毛主席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了罗瑞卿。毛主席一见面就对罗瑞卿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吗？”毛主席同他谈话以后，他便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7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军委设置公安部，统管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和公安武装，并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
不久后的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罗瑞卿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组建公安中央纵队
北平由于是和平解放，又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华北的中心，敌伪人员基本没动。由华北战场退下来的一大批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分散隐藏在城内和近郊。围城时，市里还有部分国民党宪兵特务，潜伏于城外，伺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为了保障党中央和北平的安全，由罗瑞卿提出方案，同年8月31日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成立了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中央纵队隶属公安部建制领导，下辖两个师和一个团。吴烈为纵队司令员兼第一师师长，邹衍为纵队政治委员兼第一师政治委员；刘辉山为第二师师长，张廷桢为第二师政治委员。毛主席对这支刚刚成立的部队非常关心，于同年10月20日亲自为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创办的《士兵报》题写了报名。与此同时，在较大的城市以及解放较晚的边沿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也相继建立了公安武装。
1949年11月8日，公安中央纵队在北京西苑举行成立大会，罗瑞卿陪同朱德总司令检阅了部队。朱总司令讲了话。这一天，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正式宣告诞生。朱总司令在讲话中说：今天，我来参加公安中央纵队成立大会，非常高兴。中央迁移进驻北京，有了你们这支政治可靠，军事技术过硬，熟悉警卫业务的公安部队，北京的社会治安定会日趋好转，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的安全就更加有了保障。你们的工作任务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乡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希望你们尽快熟悉北京地区的情况，适应城市警卫工作的要求，保证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的安全，这是公安中央纵队目前的首要任务。在朱总司令讲话之后，罗瑞卿也讲了话。他说，人民公安部队中央纵队负有两个巨大的任务：一是警卫人民的首都北京；一是作为全国公安部队的模范。全国人民公开的敌人虽然被人民解放军打倒了，但残余的敌人决不会就此甘心，他们时时刻刻企图夺回人民的胜利果实，所以全国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公安部队，肃清土匪特务，镇压内外敌人的一切破坏和捣乱，人民的胜利是没有保障的，人民的建设事业更是谈不上的。因此，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光荣的，人民公安部队的任务也是光荣的。
整顿各级人民公安武装，成立公安部队领导机构
1949年10月15日至11月1日，在罗瑞卿的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朱德总司令到会作指示，他说：“将来内部军队就是公安部队……等剿匪和土改工作差不多了，解放军就变成国防军了。一切任务无论城市和乡村，我们不另设军队，也不设宪兵，也不设警备队，只设一种军队，叫公安部队，归你们带领训练。”
1950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公安部队数量不宜太大，但质量必须精干。”
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根据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的基本形势，决定将人民解放军进行整编，将陆军统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1950年5月的北京全军参谋会议上，经研究确定，在解放军由五百四十万人精简到四百万人的同时，建设一支占全国军队数量百分之四点五的公安部队，以担负维护国内治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22日，罗瑞卿在会上作了“关于建设公安部队”的报告，在报告中，罗瑞卿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公安部队要精干，刘少奇同志关于公安部队要有百分之八十的共产党员的指示。罗瑞卿在报告中说：“现在各地的公安部队很弱或者还没有，所以还需要解放军来进行剿匪及执行各种特殊警备任务。一俟将来土匪消灭，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各种特殊警备任务，对小股或潜伏匪特的歼灭以及对可能发生的反革命的叛乱的镇压等，都可由公安部队来负责；如果那时帝国主义不来找麻烦的话，解放军便可以专心训练，进行国防建设了。”
1950年9月22日，经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关于成立公安部队领导机构》的电令。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任命的还有：程世才为副司令员，李天焕为副政治委员，吴烈、熊伯涛为正副参谋长，欧阳毅、李逸民为政治部正副主任，查国桢为后勤部部长。同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成军委公安部队党委会的电令》，罗瑞卿任书记。
1955年7月18日，国防部发出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罗瑞卿仍继续担任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7年8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自9月1日起撤销公安军的军种番号及其领导机构，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警备部，部队改称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总参警备部除领导指挥直属公安部队外，还负责全国内卫、边防公安部队的业务指导工作。地、县公安部队改为人民武装警察，实行职业制，归地方公安机关领导管理。至此，罗瑞卿同志不再担任公安部队的领导职务。
警卫，平暴，剿匪
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队主要领导职务的岁月里，始终从严治军，确保重要警卫目标的安全。
1949年10月30日，周总理同罗瑞卿谈话时指出：“像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城市，首脑部门，一定要有好的坚强的部队来警卫。”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罗瑞卿对警卫工作做了周密的部署，他要求公安部队“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必须确保警卫目标的绝对安全。警卫工作只准做好，不准做坏” 。在20世纪50年代敌情严重、斗争复杂的条件下，公安部队警卫了县以上机关、首长驻地三千余处，外国驻华使馆三十七处，外宾驻地三十九处，并先后警卫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国大典、毛主席访苏、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新中国十周年大庆，以及毛主席多次的迎宾活动，通过各种严密的防范措施，与各方面协同作战，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破坏阴谋，确保了警卫目标的安全。
公安部队还警卫了重要的学校、医院、工厂、仓库、机场、矿山、车站、桥梁、隧道、电台等一千七百余处。
在罗瑞卿的领导下，公安部队共看守劳改场所三千余处，监狱近两千处，拘留所近百处，看押罪犯一百余万人。此外，还平息了多起反革命分子煽动的暴乱和叛乱。配合国防军取得剿匪斗争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初期，匪患严重，公安部队配合国防军积极投入剿匪斗争。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战，共配合国防军歼匪二百二十万人，以公安部队为主歼匪十二万人，其中包括取得1951年云南边境耿马、双江剿灭国民党李弥残部战役，1952年剿灭四川黑水傅秉勋股匪，1953年剿灭西北马良股匪的草地战役等著名战役的重大胜利。
1952年下半年，全国大股土匪基本肃清，残匪转入分散隐蔽活动。对此，罗瑞卿把剿灭残匪列为公安部队要做的首要大事。公安部队在当地党委、军区和公安机关的统一领导指挥下，积极开展了清剿散匪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先后捕歼残匪数万名，到20世纪50年代末已基本肃清国内残匪。
毛主席的忠实追随者和“大警卫员”
在公安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及公安部队的归属问题上，罗瑞卿与毛主席之间发生了一些误会，有些事情没能完全按照毛主席的原意去办。罗瑞卿颇有些诚惶诚恐，这一点细微的情绪变化很快被毛主席觉察到了。
一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罗瑞卿忽然受到毛主席的召见。进门后，他发现毛主席已经靠在床上准备就寝了。毛主席见罗瑞卿走进来，就对他说：“怎么了？是不是我已经同你们闹翻了?是不是剥夺了你的兵权，不满意？”当时罗瑞卿看到毛主席已很疲劳，猜想他已服过安眠药，因此，除了表示绝对没有不满意外，便反复劝毛主席休息。回家后，罗瑞卿连夜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除就具体问题向毛主席做了必要的说明外，再次表示他本人绝无不满意的想法。罗瑞卿还在信中说明昨夜因主席太疲劳所以未把话说完，请求主席再找他谈一次。第二天毛主席收到信，立即让人打电话叫罗瑞卿去谈。谈话中罗瑞卿表示，由于没有很好地体会和执行主席的指示，工作没有做好，有负主席的委托和希望，引起主席的不安和焦虑，自己很惭愧，心情也很不安，并再次说明自己对公安部队归属问题的看法。毛主席说，有错误不要紧，改了就行，并要罗瑞卿好好工作。这次谈话时间较长，毛主席还留罗瑞卿吃了晚饭。
罗瑞卿早在1929年井冈山时期就结识了毛泽东，在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无论发生什么样的风风雨雨，他始终是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和忠诚卫士。毛泽东对罗瑞卿也很器重和赏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罗长子”的外号就是毛泽东给起的。在战争年代，毛主席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在和平时期，毛主席说：“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在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期间，人们称他为毛泽东的“大警卫员”。这话十分贴切。
新中国成立后，蒋介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加紧策划对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暗杀活动，毛主席等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更是国民党反动派妄图进行暗害的重要目标。为此，保卫毛主席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作，罗瑞卿事必躬亲，不遗余力。毛泽东每次外出巡视，要去什么地方，他事先都要派人打前站；毛主席所乘汽车经过的道路、桥梁、涵洞以及沿途的社会情况，他都要弄得一清二楚。对毛主席出入活动的场所，行走的路线，毛主席所乘汽车的状况，他都要检查一遍，甚至毛主席要坐的椅子，他都要自己先坐一坐。
20世纪50年代，每年劳动节和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白天要组织庆祝游行，晚上要开焰火晚会。毛主席的车到达和离开，都是由罗瑞卿开道。儿童上天安门献花，也是他亲自带上去。毛主席到场后他就站在毛主席身后。
毛主席喜欢到大江大河里游泳，罗瑞卿本来不熟水性，可是为了毛主席的安全，他虽然已年近五十岁，还硬是学会了游泳。
“文革”期间，罗瑞卿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身陷囹圄。直到1973年他才被解除监禁。然而，无论他的精神和肉体受到怎样的冤屈和痛苦，他对毛主席的信任和爱戴从未发生过动摇，直到他的生命结束。他的夫人郝治平介绍了这样几件事：罗瑞卿解除监禁从三○一医院出院回家那天，他突然对郝治平提出先去天安门广场。当汽车开到金水桥畔的时候，罗瑞卿要下车。因身体情况，郝治平劝他不要下车。他便让司机开慢一点，然后他艰难地从座位上欠起身，朝着城楼悬挂的毛主席像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军礼，直到看不到毛主席像了才把手放下。他的双眼闪烁着晶莹的泪花。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了。罗瑞卿匆匆从外地赶回北京。在向毛主席的遗体告别时，他在儿子的搀扶下，用他那刚刚能够站立的双腿颤抖而又缓慢地走过，泣不成声，他的悲痛是沉重而又无法形容的。9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为毛主席举行百万人追悼大会时，腿有重伤的罗瑞卿竟然和所有参加追悼会的健康人一样，足足站了一个多小时。而且，在这一个多小时里，他泪流不止。粉碎“四人帮”后，罗瑞卿担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在军务缠身的情况下，他还兼任了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委员会主任这一“特殊”的职务。■
（责任编辑/穆安庆）
推荐访问:公安部队 中国人民 罗瑞卿 罗瑞卿与中国人民公安部队 中国人民公安部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