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的中国劳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劳工

　　摘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多达14万的中国劳工在欧洲战场上为协约国军队服务，其中有至少6000人因为疾病、敌人的攻击或者恶劣的医疗条件而长埋在异乡的土地上。对这段劳工历史的追忆经常被对当时中国政府参战决议过程的讨论所冲淡，但中国劳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这一行为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浓重的一笔，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节点。
　　关键词　第一次世界大战　法国　英国 中国劳工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2－0073－79
　　
　　在21世纪初，人们又重新开始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被看作是文明的断层。在三个协约国军队中差不多有14万中国人，他们在法国的土地上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中国人的这种参战行为在80年间都是默默无闻的，但是却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节点，1919年由中国学生发起的反对凡尔赛条约中耻辱性条款的五・四运动就是这个节点的表现。签了合同的劳工们，在乐魁索(Creusot)的工厂中努力生产，在前线挖掘“法国兵”的壕沟，在物资营或是后方医院里做工。在中国政府向轴心国宣战以后，地方指挥部更是毫不犹豫地把他们派到了前线。差不多有6000名中国劳工死于疾病、敌人的攻击或者恶劣的医疗条件，他们被埋葬在了法国西北部的两座军人公墓中。
　　近年来每逢11月11日，法中协会都会举办纪念活动。譬如说，会在庇卡迪(Picardie)地区索姆湾附近的努瓦耶尔(Noyelles-sur-mer)英联邦公墓举行纪念活动，那里有850名华工的坟墓。在1984年12月，一个中国代表团和滨海努瓦耶尔市政府签署了滨海努瓦耶尔和东港(Tungkong)结为友好城市的协议，后者送给前者一对石狮，现在我们可以在诺莱特(Nolette)华工墓地的入口处看到这对石狮。
　　在法国实行其首创的精英移民政策“勤工俭学”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输入到法国大都市的华工主要是中国农村非熟练的劳动力，这构成了当时特定的历史场景。事实上，中国劳工加入到西方前线这个事件也孕育了其后让中国留学生加入“勤工俭学”计划的政策，而这个“勤工俭学”计划后来培养了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成员就是周恩来和邓小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维持战争所需，法国、英国和俄国政府都组织输入了签有长期合同的中国劳工。典型的合同协议就是中英1904年所签订的协议，这个协议规定了在1904年至1906年期间通过合同招募在南非德兰士瓦省(Transval)金矿工作的劳工的聘用和待遇问题。同样，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在1916年和1920年之间也雇佣了14万或者15万中国劳工，至于俄国，则在1915年和1917年之间雇佣了5万中国劳工。首批受雇于法国的中国劳工团队在1916年8月来到法国，而中国劳工的第一个英国派遣队则在被派往法国之后于1917年4月在普利茅斯(Plymouth)登陆，其后在英国当局管理下的中国劳工达到了lO万人，在法国管理下的有3.5万人。就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受雇于英国的中国劳工成了英国的外国劳工派遣队中人数最多的群体。与英国不同的是，法国雇佣的中国劳工只占到了一战期间其所雇佣的外国劳工数量中很小的一部分，在66.2万外国劳工中中国劳工人数为36941人。法国战争部1922年提供的数字表明，法国雇佣了31409名来自中国北方、4024名来自中国南方，1066名来自上海和442名来自香港的中国劳工。尽管中国观察家发现，在劳工行列中混有学生、失业的低级公务员、在中国旧科举考试(1905年被废除)体系中获得低级文凭的人出现，但被英国人和法国人运送到法国的中国劳工大部分都来自贫穷的农民家庭，特别是来自山东农村的贫困家庭。
　　这个招募计划一开始是半官方的，但在1917年后就存在着两条并行的招募途径，例如由无政府主义者李煜瀛(Li YuYing)和他的朋友所进行的一系列招募。政府间的谈判是由法国军方任命的退役少校陶履德(Truptil)率领的招工团负责的，此人是1916年2月到达中国的。中国外交部和法国政府于1916年5月在中国创建了一个招聘机构：劳工海外输出公司(惠民公司)。惠民公司名义上是民间的，但是实际上它是由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控制的。此人在直隶省、江苏省和广东省都开办了办事处。同时，在广东和上海租界也有劳工招募局，也招募了一定数量有经验的工匠。
　　就英国方面而言，英国人通过中国的中介机构在山东招募劳工，从英国租界的威海卫启程赴欧。而对法国政府来说，则面临着战争所造成的劳动力匮乏，战争的旷日持久和可怕的消耗使得法国政府疲于应付。就中国政府而言，则把希望寄托在协约国可能获得的胜利上，预期着在未来的和会上能够从胜利中获得有利于中国的成果。另一方面，1917年中国参战以后，在中国劳工部的组织监管下向海外派出中国劳工，则是中国作为协约国方所做出的贡献。
　　以法国或者英国为目的地的中国劳工登上了可能成为敌人靶子的轮船。最初的几支派遣队是取道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到达目的地的。过后的行程线路则是取道好望角或者太平洋，再从陆路穿过加拿大，最后穿越大西洋，在行程中运输劳工的轮船成为了德国潜艇的猎物。例如，1917年2月，法国Athos号轮船就在地中海遭到了鱼雷的攻击，造成540名中国劳工遇难。接下来在抵达法国以后，受雇于法国的中国劳工继续由法国军事当局负责。通过分包系统，对劳工有需求的企业开始使用这些人。因此，从布雷斯特(Brest)到马赛(Marseille)，不管是在国有兵工厂中还是在冶金、化工、建筑行业的私营企业中，都有中国劳工的身影。中国劳工有的受雇于重工业企业，例如施奈德(Schneider)公司，有的受雇于汽车公司，例如雷诺(Renault)公司，还有的被推荐至港口管理部门。英国人雇佣的中国“苦力”替代了被派往法国的英国码头工人和运输工人，这样就使得英国工人能够回到英国从事他们的职业。
　　每个受雇于英国人的中国劳工都得到了20墨西哥元的旅费和一个套在手腕上的标有工号、名字、近亲姓名的身份牌。在法国逗留期间，“苦力”一天工作10小时可以挣1法郎，这差不多是英国普通士兵工资的一半，而工头则可以挣2至5法郎。另外，每个月还会有lO墨西哥元(5.5美元)付给劳工在中国最亲近的亲属。虽然这些受雇于英国人的中国劳工自己负担饭食和住宿，但他们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医疗补贴，而且如果由于健康原因中断工作6个月后每月的津贴也会中止。
　　受雇于法国政府的中国劳工签有一份需要在法国呆上5年的合同，如果在此期间回国的话，费用需要自理。为了能缓和法国工会的批评，在法国人监管下的中国劳工的运气要比那些在英国人监管下的同胞们好些。除了住所、餐具、衣物之外，他们每天还能得到2.5法郎。当时受雇于英国人的中国劳工的最高工资相当于5法郎1天，譬如说一等翻译的工资，而法国人在上海招聘的总技师每天则可以挣到8.25法郎。法国人雇佣的中国劳工在做相同工作时， 得到的薪水和本地工人是一样的。而且他们还可以享受不超过6个星期的每天50生丁的医疗补贴。虽然英国人和法国人雇佣的中国劳工都享有每周的休息日，但是在法国人监管下的中国劳工除了享有法国节日的休假外还享有中国节日的休假。
　　尽管英国人雇佣的中国劳工原则上不应该参与“军事活动”，但他们还是服从了军事命令，被安置在了大西洋沿岸，主要是法国的西南部，那里有能容纳3 000人的兵营。1918年期间，他们负责挖掘英国士兵的战壕，掩埋尸体，在阿拉斯(Arras)和康布雷(Cambrai)之间建造飞机场。在法国方面，中国劳工首先是由战争和殖民地事务部创办的殖民地劳工处来负责管理，后来转由劳工部负责。中国劳工分布在法国各个地方，安置其的营房比英国人监管下的中国劳工所住的营房要小，营房一般都在靠近村镇的地方。但是，和英国人监管下的中国劳工一样，受雇于法国人的中国劳工也位于靠近前线的地方，即使他们不被看作“战斗人员”，也是要冒很大危险的。特别是在1917年8月中国向德国宣战以后，法方监管下的中国劳工开始在前线挖掘尸体以便于日后把他们埋入军人公墓。他们还向前线运送弹药。甚至有些人就留在了法国兵和英国兵的战壕中修缮掩体，维护机枪阵地。另外根据英国首相乔治(DavidLloydGeorge)在回忆录中所作的记述，在加莱(Calais)和敦克尔克(Dunkerque)工作的中国劳工还遭受了空袭，回忆录记述了在加莱的一次空袭中有8名中国“苦力”遇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劳力的输入引起了雇佣双方之间的相互不满。法国雇主宣称中国劳工很难适应、适合工作，以至于雇主们在把劳工吸引来之后，又希望迅速地把他们脱手。在南特(Nantes)和波尔多(Bordeaux)雇佣中国码头工人的企业抱怨中国劳工难以管教。波尔多(Bordeaux)和纪龙德(Gironde)的港口开发经理在1917年写到：“如果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摆脱这些中国人，我们将非常感谢你们。”偶尔法方也会批评中国工人有“非常恶劣的思想，甚至会张贴针对翻译人员的颠覆性的、威胁性的话语。”或者是“关于法国及其协约国的带有偏见性的文章”，马赛的码头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从劳工方面来看，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劳工普遍都感到非常失望。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非常的严峻，一些人被送上了火线，这违背了最初给他们的承诺。尽管在法国人监管下的中国劳工从1917年5月开始就应服从于军事条例，但在1916年和1918年之间中国劳工还是参与了25次骚乱和罢工。1917年9月发生在敦克尔克的中国劳工的罢工事件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抗议暴露在德国的空袭之下，最后罢工演变成和国民别动队的武装冲突，在冲突中有2名中国人被打死。
　　收入微薄的中国雇员，除了与外界有限的接触外，一直没有和法国民众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欧洲人往往是带着优越感看待中国劳工的，经常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采用种族主义的态度。“当黑鬼、中国佬不工作的时候，应该被监管起来。在他们被合理使用的时候，就不会引起什么麻烦。他们花样很多，但是即不会知足也不会犯下暴力的罪行。他们很顺从、很听话。”另一篇英国日报的文章这样得意地描述受雇于英国人的中国劳工：“这是些大孩子，不论他们实际几岁，每个人的心理年龄都不会超过10岁。”
　　事实上，中国劳工没有像英国和法国雇主一开始设想的那么顺从和随和。中国劳工经常抗议雇主违反合同，抗议工作条件所带来的风险，抗议被生硬地对待，这些都是中国劳工非常看重的。在一定程度上针对中国劳工的敌对行为，直至对抗行为的源头是法国工会。例如，1917年在乐魁索的军工厂和圣但尼(saint－Denis)的煤气工厂中，法国工人和中国工人之间就爆发了冲突，还有i918年在鲁昂(Rouen)的港口“法国士兵和工人与中国劳工之间爆发了更为严重的冲突”。
　　在法国的中国劳工不仅组织了个人进修协会，还大力培养爱国感情，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遭受种族主义和歧视，就像他们的同胞在美国所遭受的那样。因此就有了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成员教授的夜间课程，或者1919年后由大学聘请的大学生所教授的夜间课程。在这个背景下，在法国的中国劳工被反复灌输健康的生活习惯、远离赌博和斗殴的观念，这些都有利于学习和储蓄，并把这些观念上升到了爱国心上。这种方式和在美国华人社区扎根的早期国民党的目标没有什么不同。
　　就像在美国一样，在法国的中国劳工中出现了国家意识和政治社会化。“居住在法国的工人、商人和大学生”都庆祝了1911年10月10日的革命。他们都反对军阀张勋的清朝复辟活动，他们还在1918年向直隶省由于受洪水灾害而面临饥荒的中国同胞寄去了捐赠钱物。法国的政治人物希望中国劳工回国后可以为增强法国在中国的经济、文化影响做出贡献。将中国劳工运往法国的英国第二劳工分遣队的指挥官马尼克・顾勒(Manico Gull)在1918年证实说： “来自山东沿海的这些劳工的出现可能是欧洲大战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当时法国社会党人马里尤斯・穆泰(Marius Moutet)注意到：“在这段历史中值得被牢记的就是中国政府明确想要积极参战的良好意愿，而这场战争是关系到法国自身存亡与否的。这种参与是非常珍贵的。数以千计的中国人在我们的工厂中工作，使得我们可以在军队中雇佣同样数量的法国工人”。
　　1919年参加凡尔赛和会的中国代表根据中国劳工在战争中对协约国方所做出的贡献，希望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但最终他们所抱有的这个愿望没能实现。但在“周边国家”生活的中国人、“居住在法国的中国工人、商人和学生”、美国华人社区的居民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感情，在1919年五・四这场席卷整个中国的深刻的政治运动中表达了出来。在劳工方面，英国雇佣的中国劳工，是在1920年被遣返回国的，然而很多在法方监管下的中国劳工直到1922年才得以回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大约只有300名中国人生活在法国。而其后招募的中国劳工将这个数字增加到了大约37 000人――还没有计算那些英国和美国政府招募的中国劳工，这个劳工人数大约是10万人。根据法国内政部1925年的报告，直到当时还有3000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招募来服役的中国劳工和学徒生活在法国。战争结束时，幸存的中国人中的大部分都回到了中国。根据1921年进行的法国人口统计，在法国的中国人数上升到113万人，其中2000名是新到的大学生，仍然还有很多劳工，他们都在等待回国。5年以后，清点出的中国人的数量只有2863人，这里没有算上留在法国和法国籍女子结婚的中国劳工，统计资料可以估计出这个数量约为3000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送往法国的很多中国劳工回到中国时和他们离开时一样穷困。他们的薪水被大量地汇入了中国兴业银行，但因为这家银行在战后资不抵债，很多工人都没能把薪水取回。“从法国回来的”不幸的人，譬如1922年1月回到上海的那批人，无法兑现他们的债券，害怕他们在法租界闹事的法国领事因此而忧心忡忡。 多米尼克・德拉努瓦(Dominique Delannoy)先生的证词：“他们的工作是在火车站搬运所有运往兵营的物资。他们推着奇怪的独轮车前去工作，这种独轮车由一个巨大的轮子和两边各一个格子构成。他们也饲养英国骑兵的马匹，还用装在竹竿顶端的老式大碗来运送牲畜粪便和厩肥。证人回忆说，中国劳工中的两个人被派去保证村庄的清洁，而在此之前街道从没有被维护得那么好。这两个养路工人偶尔会来马蹄铁匠铺取暖。他们不能够随意出来，总是在英国士兵的看管下穿过村庄。”
　　约瑟夫・德・瓦利古尔(Joseph de va Jicourt)先生的证词：在他所写的关于在努瓦耶尔渡过的青少年时期的回忆录中留下了书面的证词，那时正是中国人到达法国的时候。他们的小个子当时还让约瑟夫・德・瓦利古尔先生吃了一惊。
　　“他们由英国低级军官和士兵严格看管着；强壮的小伙子佩带着粗木棍，就像牧羊犬一样沿着劳工营来回巡逻”。“纪律非常的严格，对轻罪还有体罚，就像在中国实行的那样，由中国人或者队列中负责看管的英国人来施刑……”
　　他们“穿着棉袄，腿上系着绑腿，戴着小圆帽和皮耳套，这些外来者的气色非常差。他们的工具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和诧异。主要就是些竹竿，竹竿上挂着货物由两个人挑着，米袋、梁木、木板和其它货物在竹竿中间摇晃着……纪律非常的严格。一个英国军官这样写到，虽然这些中国人是性格温和的人，却很难接受英国军官的管理’。每个劳工穿着统一的蓝制服，带着刻上号码的身份手腕和每天用来盖戳的工作记录簿。中国劳工自己负责伙食。约瑟夫・德・瓦利古尔记述说“他们特别喜欢苹果，甚至是苹果酒中的小苹果，他们买了大量的苹果。在劳工营中，他们用玻璃和木头建造了漂亮的小寺庙，有各种颜色的斜磨小方砖……后来这个小寺庙被拆掉了”。
　　菲利普・拉科奇(Philppe Lacoche)先生的证词：……在干净的草坪、漂亮的大理石之下隐藏着那些来自其它地方的可怜人所受的痛苦和折磨。他们的要求仅仅是品尝一下甜苹果汁，回去以后他们还要慢慢地忍受疾病、带刺的铁丝网、本地人的贪婪和粗木棍。
　　劳工营中的恐瞑和精神错乱：1918年5月23日夜，塞涅维拉(Saigneville)军火库遭到轰炸的那个夜晚是一个可怕的夜晚。面对着炮弹引信和爆炸所进发出的火光，中国人冲破了带刺的铁丝网逃了出去。人们花了好几天才重新找到他们。
　　雷韦永(R6villon)先生的证词：总是那两个打扫街道的人，和本地人的接触也总是那几种情形；他们会安安静静地在雷韦永先生父亲的铁匠铺里取暖。其他的人则打扫农场的院落，英国人把马圈养在那里。他们一手拿着竹竿，另一手拿着筐，用来拾起马粪。他们也会去食品杂货店，商店做买卖有时很诚实有时缺乏诚信，他们向中国人卖出他们已经积压了20年的货物。中国人花钱买了过时的帽子、法兰绒的腰带。除去这些接触以外，本地人很少靠近这些外来者。这些外来的成年人总是笑着说是和不是，因此他们的微笑在本地人看来就显得“非常的幼稚”。在诺曼底地区距特雷波尔(Tr6port)三十多公里处的阿克拉巴塔耶(Arclues－la－Bataille)还有一个中国公墓。
　　罗歇・普吕沃(Roger Pruvos)先生的证词：人们很难想象那些残酷的场景，它们给这些半个多世纪前来到我们土地上的中国劳工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们在英国人的棍棒下，为保卫法兰西民族的利益和权益而工作。我不知道在那个年代中国劳工在那些和诺莱特一样的劳工营中是怎样被对待的，例如在加莱和圣奥梅尔(saintOmer)之间的胡明冈(Ruminghem)劳工营中，或者在靠近布洛涅(Boulogne)的波特尔(Portel)劳工营中。但是所收集的证词已经足可以构成一份骇人听闻的“档案文件”，这是份可以使1917至1920年间驻扎在滨海努瓦耶尔的英国军官所写的回忆录顿时失色的文件。
　　纳塔莉・萨勒(Nataly salle)夫人的证词：“先生，那很可怕。我们看到英国看守和警察像打狗一样地殴打他们。英国人把他们的鞋子、衣服全部脱掉，把他们绑在桌子上，一直鞭打他们直至流血。接下来，英国人用刷子和热水将他们擦干净，不留下痕迹。然后人们将他们送往劳工营的医院，医院是由一个勇敢的苏格兰人格林(Gray)上校管理的，他会尽他最大的可能来照顾他们。我对您说，这很可怕。死于什么?……疾病……当人们治疗病人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那些人扛不住强加给他们的令人难以承受的工作，或是没能在毒打后幸存，或是忍受不了新气候，又或是营养不良死于寒冷……还有的是未经审判就被枪决了，我见过一个人被绑在对面那棵树上，被牛筋鞭残忍地抽打，当人们解开他时，他倒了下去……他死了。”
　　停战时，英国人监管下的中国劳工，大约有96 000人，其中的80 000人仍在继续工作，他们在填平壕沟和被破坏的路面，在确定危险区域，或是在将先前运到佛兰德(Flandres)、伊瑟(Yser)前线的大量物资重新装回船上。
　　显然，他们的工作条件非常危险，传染病，特别是西班牙流感折磨着这些不适应气候、经常被圈禁在一个卫生条件差的环境中的人们。好几个地方都爆发了反叛。关于这些内容英国当局一直羞于启齿。
　　尽管如此，在1917年4月到1920年3月之间还是有大约2000名中国劳工死亡。大部分的人死在了英方主要的劳工营滨海努瓦耶尔的3号营房中，它是建在法国的含有通科医院的这类营房中最大的一个。
　　因此，英国人在加莱省的胡明冈和波特尔修建了大型的公墓，特别是在滨海努瓦耶尔，在那里法国政府提供了一块土地来埋葬这些来自地球另一端的劳工……842块墓碑竖立在一片由英国公墓管理处精心维护的翠绿之中，竖立在雪松、蕨类植物和其它用作装饰的树木之下，一圈石墙围住了这一切，庄严肃穆的气氛油然而生……夏季路过那里的度假者们，请你们沉思一下，对于这些来自远东的孩子们请你们心存感激，他们带来他们的臂膀用来保卫法兰西的土地，他们死在了这场他们也许从没有理解过的战争中。
　　作为志愿者的平民，中国劳工签下了3年的合同，并得到了不参与任何军事活动的承诺。
　　法国、比利时的多个劳工营接待了他们，其中在索姆省就有6个。当时不论他们被划拨到那里，所有的劳工都要在滨海努瓦耶尔转运，在滨海努瓦耶尔临近火车站的30公顷土地上建造了多个巨大的临时营房。这些集中了住房、厨房、医院、监狱、甚至是疯人院的“普通街区”到1919年为止共接待了1.2万名中国劳工。
　　1917年4月，大吃一惊的滨海努瓦耶尔的市民看到第一批中国人从火车上下来，在配有粗木棍的英国士兵的严密看管下，穿过村庄去往劳工营。其中一些人再次启程去了北部充当工厂工人或是码头工人。另一些人则留了下来在后方工作，他们修建从努瓦耶尔(Noyelles)到吕市(Rue)的铁路、挖掘战壕、修建公路、运送货物等等。
　　他们被隔离起来，不能够自由地活动，和本地人几乎不存在接触。繁重的劳动，艰苦而不稳定的生活条件使得他们很容易受伤。他们中的很多人死于工伤事故、疾病、特别是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疫情。西班牙流感疫情在欧洲造成了2500万人死亡。
　　当遭遇轰炸的时候，一些惊惶失措的中国人逃离了劳工营，奔跑着穿过田野，当人们在田野中再次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不行了或者已经死去了。这些劳工虽然是平民但却要遵守英国的军事条例，因此他们死后被就地掩埋了。
　　在停战之后，人们清点出在欧洲有96 000名中国劳工。他们在1919年3月至1920年秋季之间以每个月5000名返乡者的速度返回了中国。
　　(曲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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