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王国 借双“慧眼”看神秘的沙特王国

　　编者按：沙特阿拉伯位于亚洲西部，占阿拉伯半岛75%的面积。由于地理位置的遥远，也由于宗教信仰文化差异等关系，这个伫立在世界上最大半岛（阿拉伯半岛）上的国家就像个难以解开的谜一样。
　　2006年1月23日，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应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邀请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与沙特第三届经贸会上热情洋溢地说，目前，沙特已成为中国在西亚非洲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场。而在此之前，沙特一个18人的先行文化访问团先于国王四天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了友好的民间访问。《对外大传播》派出记者，在本刊特约记者马凌环女士的协助下，对沙特民间访问团进行了近距离的追踪采访。同时，为了让读者对沙特阿拉伯与中国的关系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我们随后又专访了新中国首任驻沙特大使孙必干，走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唐宝才研究员等，以飨读者。
　　
　　亚洲东西两个大国的携手
　　――访新中国驻沙特阿拉伯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孙必干
　　
　　文/本刊记者 雷向晴 实习记者 于 淼
　　曾有一位老外交官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他在退休后临危受命，率领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复馆小组在枪炮声中成功复馆，并在25小时之内营救出了七名被武装分子绑架的中国人质,那一刻,他感动了13亿的中国人。同时,他被评为“2004年十大感动中国人物”。他就是1990年至2002年先后担任中国驻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大使的孙必干。
　　在孙大使长达30多年驻中东地区的外交生涯中，还有一段对中沙两国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经历：作为新中国首任驻沙特大使，他见证并推动了两国的建交和关系的初创。
　　采访在孙大使家的客厅里进行。客厅的摆设简约而富于中东风情：墙上有两幅从伊拉克带回来的壁挂，地上铺着从伊朗带回来的地毯，在电视旁边，还有一个古铜色的阿拉伯风格的长嘴铜壶……柔和的阳光斜射进客厅，洒在孙大使身上，使这位长者显得随和淡定、冷静从容,让人感觉不到他身后曾经的硝烟和惊心动魄的历程。虽然已经退休在家,但是依然让人感受到他骨子里那份浓厚的中东情结和对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的关注。沙特国王访华更使他感到格外的欣慰和高兴,而我们也从沙漠和石油开始了采访……
　　
　　不只是沙漠和石油
　　
　　《对外大传播》：孙大使，前不久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应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邀请访华，中沙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沙关系迅速发展，但是对于两国人民来说，相互间的了解还是很有限的。一说起沙特，中国人想到的可能只有沙漠和石油。那么，能说一说您心目中沙特的样子吗？
　　孙必干：沙特阿拉伯处于西亚阿拉伯半岛，从飞机上可以看出沙漠面积十分广大，因而气候环境也很恶劣。丰富的石油资源给沙特带来了大量的财富。沙特的古迹比较少，主要在麦加等地。国家将从石油获得的财富用于国家建设以及城市现代化上，城市里多是现代化建筑，首都利雅得就是一座高度现代化的都市，吉达是位于红海沿岸的一座港口城市，如今也已经成为一座商业化的大都市。虽然地处沙漠地带，但是沙特政府和人民十分重视绿化，在大街的两旁都种着树木和花草，房子里的庭院用的是耗资不菲的滴灌。沙特政府还十分重视粮食生产。在飞机上可以看到沙漠中间绿色的圆形区域，就是通过改造土壤种植的小麦，沙特也一度成为世界第六大小麦出口国，向世人证明了沙特不只有石油，而且有粮食。
　　沙特有四种类型的机场：国际航班机场、国内航班机场、皇家专用机场和私人飞机机场。在沙特，拥有私人飞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1994年，在我卸任驻沙特大使的前一天，我向一个在吉达的朋友电话告别，他得知后坚持要在我走之前见我一面。我告诉他我的时间很紧，没有时间订去吉达的机票，他说没关系，就派自己的私人飞机从吉达飞到利雅得来接我，而后，他又专程亲自送我回来。就这样，他的私人飞机一天四次往返于利雅得和吉达，我的同事开玩笑对我说：“你是我们国家待遇最高的驻外大使啊！”
　　
　　中沙建交：水到渠成
　　
　　《对外大传播》：那么，您作为新中国首任驻沙特大使，可以介绍一下十几年前中沙建交的情况吗？
　　孙必干：中国和沙特是亚洲两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但是，沙特却是除了以色列以外，最晚同中国建交的西亚北非的国家。两个这么重要的国家为什么建交会这么晚？我想，这里面除了政治因素、宗教因素以外，还有台湾问题。沙特在1946年跟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建交，建立了总领事级的外交关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中国政府向全世界表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愿意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任何与我们建交的国家，都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那时沙特同台湾还保持着外交关系，1957年沙特同台湾还提升为大使级外交关系。
　　虽然当时中沙还没有建交，两国之间在贸易、体育、航空、宗教等方面的交往还是不少的。1955年开始，中国政府组织穆斯林每年到麦加朝觐。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两国的交往。沙特不单单是和中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而且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建交。所以到1990年和我们建交时，中国成为当时唯一一个与沙特建交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主要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是无神论者，沙特却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中沙两国开始进行交往，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增进了彼此的了解。沙特改变了对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片面印象，了解到新中国从宪法到政府到人民始终是实行民族平等、宗教自由的政策，就是说，在中国的宗教，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享有充分的自由。建交前，沙特自己也派人来中国了解情况，比较真实地了解了中国穆斯林的情况，觉得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的宗教政策是比较好的，中国的穆斯林确实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并得到比较公正的对待。这也为日后中沙的建交奠定了基础。沙特和中国建交是出于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需要，同时也是大势所趋。即使这样，在两国建交问题上，沙特还是比较稳重谨慎的，采取了“两步走”的做法：第一步，1988年签订《互设商务代表处谅解备忘录》，相互商定在半年之内互相在对方设立商务代表处；第二步，在设立商务代表处后的两年内，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对外大传播》：在中沙建交前的艰难时刻，您作为当时中国的商务代表是如何促成这个“两步走”的呢？
　　孙必干：1989年11月，我出任中国驻沙特商务代表，应该说，当时的条件和环境还是比较严峻和复杂的。当时，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台湾也在此时大打“银弹外交”，拉拢了极少数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而中国同沙特两国的关系在那时也才刚刚起步。
　　我们作为准使馆的工作人员，在中央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做沙特王室的工作，让他们的王室了解我们，信任我们；其次，同沙特的工商界人士建立联系。当时，中沙之间每年的贸易额只有3亿美元，而沙特同台湾的贸易额则达到了20亿美元，光从沙特进口石油就达15亿美元。中沙关系若是没有经济作为后盾是很不牢固的，所以，我们通过宣传，让沙特工商界的人士了解中国的情况，同时安排中沙双方相关经贸人士的见面会谈，促进贸易往来。做好沙特新闻界和宗教人士的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沙特的媒体与中国没有太多的接触，所以，我们要主动地介绍自己，介绍中国的情况，并通过和宗教界人士的积极交往，介绍中国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同时，还要适当作好沙特当地华人华侨的工作。由于中沙两国领导人的重视和工作人员的努力，沙特不仅履行了诺言，于1990年同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且还比预计时间提前了数月，用沙特外交大臣的话来说：“中沙两国建交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最后一位单独向法赫德国王递交国书的大使
　　
　　《对外大传播》：1990年，中国同沙特阿拉伯建立了外交关系。那么，作为新中国首任驻沙特阿拉伯特命全权大使，在向沙特国王递交国书的那一刻，您感觉到自己有什么样的使命？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呢？有没有什么责任和压力？
　　孙必干：在当时那么困难艰苦的情况下，中沙两国建交，本身就是对两国关系已取得成果的一种承认，我感到很欣慰，心情很激动。因为从此我就可以更直接、更多地为中沙两国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也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中沙双方关系发展的余地还很大，还有好多事情要做，没有理由沾沾自喜。在邓小平同志“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十六字方针的指导下，这一年，我国的外交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与新加坡、沙特建交，与印尼复交。
　　《对外大传播》：在向沙特国王递交国书的时候，法赫德国王给您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孙必干：沙特皇家礼宾司司长告诉我，递交国书后可以同国王交谈15分钟，但实际上他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很友善，也许是因为第一次见到一位讲阿拉伯语的中国大使，既惊讶又高兴，问了许多中国的情况，还特别询问了我在哪里学的阿语，以及中国的阿语教学情况。我告诉国王，学阿语不仅仅是作为语言，更是交流工具。中国下了很大的功夫来培养阿语人才，并且鼓励阿语教学，还邀请了阿拉伯国家的老师到中国讲课，以促进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国王听后很高兴，没想到泱泱大国如此重视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所说：欲求真知，哪怕远到中国。法赫德国王也对中国充满了敬仰和向往，很想了解中国。而那时，国王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加上海湾危机，更加重了他的压力。随着法赫德国王身体健康状况的日益恶化，以后派驻沙特的各国大使都是几个国家一起递交国书，基本也没有了单独同国王交谈的机会，那么，我就成了最后一个单独向法赫德国王递交国书的大使。我想，如果法赫德国王的身体状况允许，他生前也会来中国访问的。
　　《对外大传播》：回顾在沙特的工作经历，您如何评价初创阶段的两国关系？建交后中沙双方高层互访不断，特别是在不久前，阿卜杜拉国王访华，成为历史上首位访问中国的沙特国王，那么大使先生如何看待中沙关系今天的发展和前景?
　　孙必干：从1989年底我出任驻沙特商务代表到1990年7月中沙建交不到一年时间。在建交之前，中沙双方就已经有了比较多的接触和联系；建交后，双方多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会得到更加有利的推进。我们当时做的是基础性、铺垫性的工作，主要的发展还是在这之后。中沙建交以后，两国贸易关系快速发展，这是两国所没有想到过的。正如胡锦涛主席在同阿卜杜拉国王的交谈中所说的：“中沙建交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两国关系发展很快。”在中沙建交后的短短15年中，双方的政治关系深化，经贸往来扩大，各领域交流卓有成效。几组简单的数字就可以说明：中沙之间的贸易额从建交之前的每年3亿美元增长到每年160亿美元，沙特成为中国在西亚北非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中沙建交之前，中国本身是个石油生产大国，也有少量出口。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从1993年开始，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开始从沙特购买石油。那一年中国从沙特进口大约300到500万吨的石油，而到了去年，中国从沙特进口的石油达到了2200多万吨，占中国进口量的17％，石油贸易额达80多亿。
　　虽然中沙双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有了很大很快的发展，但是在高兴的同时，还应看到双方之间的贸易关系和合作领域确实还有很大发展的余地，如在石油、天然气的上中下游的合作上。特别是在石油贸易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中国国内市场能源需求的增加，中国将继续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石油，而对沙特来说，中国是一个长期稳定而有支付能力的市场。除了石油贸易，在石油储存方面的合作，对于我们两国都是有战略意义的。中沙两国关系的发展符合双方的利益，也都是双方的真诚需要。所以，中沙两国是战略性的友好合作关系，并且会成为长期友好和全面合作的好朋友、好伙伴。同时，中沙两国的领导人也十分重视两国关系的发展，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中沙两国关系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中沙两国关系发展的迅速，离不开领导人的重视。中国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李岚清和钱其琛两位副总理等都到沙特进行过访问，沙特王室的许多主要成员和政府的重要官员也来华访问过，阿卜杜拉国王在作为王储时就访问过中国。阿卜杜拉国王这次访华也创下了三个第一：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沙特国王，上任以来首次出访，同时中国也是此次出访的第一站。阿卜杜拉国王也邀请胡锦涛主席访问沙特，胡主席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中东是非之地的稳定因素
　　
　　《对外大传播》：地处中东这样的是非之地，沙特是如何保持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而且在阿拉伯国家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呢？
　　孙必干：确实，沙特阿拉伯所处的周边环境并不安宁，但是沙特却像你说的那样，在阿拉伯国家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它的国土有200多万平方公里，占了阿拉伯半岛的75％，同时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这样就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伊斯兰教的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都在沙特，这又是其他阿拉伯国家所不可比拟的，从这些方面来说，它具备了成为中东大国的基础。另一方面，沙特王室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家族，有近万人，他的领导人制定了符合沙特国情的发展路线和温和务实和平的外交方针，这些都使沙特阿拉伯成为中东的重要的稳定因素。
　　
　　沙特的国王与平民
　　
　　《对外大传播》：提起阿拉伯国家，提起沙特，我们都会自然地想到他们神秘的王室，那么，沙特广大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城市、街道、学校和医院以及日常休闲生活都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王室、贵族和平民之间又是如何相处的？
　　孙必干：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们当时的外交工作主要是面向沙特王室，所以同沙特百姓的接触不是很多，但是在平时的生活中，还是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城市设施很现代化，他们的超市、商店都修建、装设得很豪华，商品的种类也很丰富。由于生活的现代化以及出国旅游的频繁，许多沙特的老百姓，也有许多的富豪、王室成员开始向往沙漠生活。一到周末或是节假日，都会看到许多人驱车到郊区去过“帐篷生活”。
　　在很多方面，沙特人还是很传统、很保守的。妇女出门都还要穿着长袍，戴着面纱，只有在丈夫或是兄长的陪同下才能出席活动。而这些在当今的阿拉伯世界也只有伊朗和沙特保持着。他们的学校也是男女分开的，就连动物园也是星期一三五、星期二四六这样男女分开参观。而他们的文化生活也比较枯燥，电视里大多也都是宗教类的节目，没有我们所谓的娱乐节目和娱乐明星。当时使馆的汽车司机是在当地雇的，每月工资两千美元，但他还是要求加薪，可见，从整体上来说，沙特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尽管贫富差距比较大，但这种差距是建立在没有穷人的基础上，这一方面是由于石油给沙特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也是伊斯兰教教义的规定。
　　沙特王室成员与老百姓保持着一定的接触和联系，国王、王储每个星期都要和老百姓见面，而百姓也排着长队与心目中敬爱的国王握手，甚至可以借此机会递条子告状，国王就会给相关的部门批示，这在阿拉伯国家是很难得的，并且国王一直都在坚持这样做。
　　《对外大传播》：您认为中国对沙特的外宣处于什么样的水平？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孙必干：对沙特的外宣我认为还有很大的加强和发展的余地。过去沙特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很少，所知道的有关中国的信息都来自西方的宣传。沙特的报刊不少，但基本上都是西方的消息。我到任后注重做新闻界的工作，回答了沙特媒体记者的提问，向他们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这些内容见报以后，令沙特的读者耳目一新，原来中国的情况是不同于西方的描述的。另外，沙特人有钱，到世界各地经商、旅游的很多，对中国的了解渠道是多样的，他们也通过直接和中国人的交往来了解中国。《今日中国》杂志在当时的名称是《中国建设》，它的阿文版在沙特以至阿拉伯语地区的影响力都是很大的。
　　但总的来说，中国媒体对沙特乃至中东地区的新闻传播，我认为还很不够。美国的CNN、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分别通过对海湾战争和美伊战争及时有效的报道，确立了各自在世界传媒格局中的影响力。我们中国媒体要扩大自身影响，不能忽视中东地区这个常常被世界关注的焦点，对巴以问题、伊拉克问题、伊朗核问题等等，也应密切关注，及时跟进，发出自己的声音。涉及伊斯兰世界的报道时，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例如，中国政府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但反对将其与特定的国家或地区挂钩。西方有些人认为恐怖活动与伊斯兰教相关，实际上并非这样。恐怖主义的产生是有其客观根源和复杂的环境因素的。
　　宗教是阿拉伯读者普遍感兴趣的话题。我们要向沙特人民说明中国的民族平等和宗教自由政策，文章里就要有具体的统计数据和实际的事例。还可多用生动的图片来介绍我们的情况，让他们感到更亲切。中国经济多年的快速稳定发展，也让很多外国人想弄明白中国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这就需要我们更有针对性地加以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怎样的好处，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人民的交流也是他们感兴趣的话题。
　　伊斯兰教在教义和习俗上有很多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比如斋月、不搞偶像崇拜、穆斯林去麦加朝觐等等。我们也许并不认同，但对此要给予足够的尊重。前一段时间由于刊登穆罕默德为主题的讽刺漫画而在伊斯兰世界引发强烈的抗议浪潮，丹麦最大报纸的主编公开道歉，可见在新闻传播中宗教的因素是很敏感的。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确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并非像西方一些学者所宣扬的那样会引起“文明的冲突”，两种文明是可以相互交流和借鉴的。
　　
　　责编：少 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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