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城铜镜添新彩_现代掐丝珐琅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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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九江市开发区十里河整治工程中,在整治工地上发现一座古墓,经九江市博物馆抢救性挖掘清理,发现此座古墓为单室顶砖石墓,经专家精心清理,墓中出土了铁剑、匕首、青瓷双系罐、青瓷双唇罐、青瓷钵、青瓷盂、“五铢铜钱”、银环和两面铭文神兽铜镜等器物。根据出土器物判断,该墓为西晋时期墓葬。
此次出土的文物中虽种类较多,但最有价值的是两面保存完好、品相上佳的三国铜镜。更难得一见的是镜钮上均有手刻铭文的三国时期古铜镜。一面是三国半园方枚神兽镜,出土于墓室后壁,另一面三国吴嘉禾二年重列神兽镜,出土于墓室中部。
此次出土的一面三国半圆方枚神兽镜(封二,图一),直径13厘米,厚0.4厘米,圆形,扁圆钮,圆钮座,内区以高浮雕六神四兽及八圆轮作环状布局,再外饰半圆方枚9,外区一周锯齿纹和一周变形兽纹,平缘一周卷草纹。扁圆钮上有手刻“陆校尉谢桀”铭文(封二,图三),“谢桀”可能为镜主名,“陆校尉”为地方武职官。校尉:《三国志》一书无表志,汉时军职之称,位次于将军。随其职务冠以的名号,如:掌管北军军垒者有中垒校尉,掌管西域屯兵者有戊己校尉等。而当时有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等总称为八校尉,为西汉时专掌特种军队的将领。东汉略同。汉以后,掌少数民族地区的武官,亦有称校尉者。隋唐以后为武散官,唐折冲府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明清则卫士亦称校尉,其地位尤低。而该墓为西晋时期墓葬。故该墓主可能为一校尉武官,曾任职于地名为“陆”的武官。
另一面三国吴嘉禾二年重列神兽镜(封二,图二),直径11.5厘米,厚0.4厘米,圆形,扁圆钮,圆钮座,内区以高浮雕自上而下分五段重列。第一段与朱雀并列的最中央是南极老人。第二段是伯牙弹琴,伯牙膝上有板状物,其旁边是钟子期。第三段镜钮两侧分别为东王父与西王母。第四段人首鸟身的怪物是司长寿的句芒及与它并排的黄帝。第五段与玄武并列的是北极星的天皇大帝。神仙像周边还有朱雀、玄武,青龙、白虎配置于左右。外区周铭因年代久远,铭文清晰度模糊,大致可辨认如下文字:嘉禾二年□月三(九)日造明镜,百(炼)清(青)铜□□□天□祖□□宣侯王用之寿且康(康下米形,与篆文同)朱雀玄武,青龙白虎□□。据考证,嘉禾为三国吴大帝(孙权)年号。时在232~238年(甲子纪年壬子――戊午),嘉禾二年为233年,岁在癸丑,九日时当上旬。平缘为一周可能类似蝌蚪形纹。钮上有手刻铭文:“上大士丁昭镜”(封二,图四)。上大士,辞书不见,其“上”字,或为尊称,即居士,上等、显要等义:或为献上、呈上之意。如为此义,则有可能为他人所馈赠之镜。“大士”,辞书释义为有四: 1.正狱讼之官,按:其为周制,当与此无关; 2.德行高尚的人; 3.佛教对菩萨的通称; 4.对高僧的尊称。根据年代和相关内容,可能与2、3有关。“丁”为姓氏,“昭”为人名,而“”字无可查实,不知为何字。因汉代镜铭文字的通假、错别、减笔、省偏旁和反写是经常有的,掉字漏句的现象屡见不鲜。根据各省出土铜镜铭文出现的通假、错别、减笔、省偏旁和反写的特征,常见的有,如:镜――竟、返――反、遨――敖、增――曾、保――呆等。而“”字,实无据可查,有待今后考证辨别。此镜是九江市自出土的铜镜中的第二面三国吴纪年镜,而第一次出土的是1978年4月在九江市郊八里湖出土的一面东吴建衡二年(207年)的半圆方枚神兽镜。
纵观中国铜镜的历史,源远流长,大约可以追溯到四千年的齐家文化时期,从1975年和1977年在甘肃省广河齐家坪墓葬和青海省贵南县马台齐家文化25号墓出土的一面素镜和一面七角星纹镜,是我国现已发现的铜镜中时代最早的铜镜。
在中国古代铜镜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化、文学的发展和书体的演变,铜镜的铭文曾发生过四次大变革,大致可分为:战国至西汉中叶;西汉末年至东汉;隋唐、两宋四个阶段,而元、明、清时期铜镜刻铸年号不少,但镜铭并无新意。
铜镜铭文始于战国,到两汉早、中期比较普遍,战国时期楚镜很有名,但出土铜镜中少见为珍品。各个时期的铜镜在制作、形制、纹饰和铭文都有明显的区别,但脉络是清楚的。从西汉晚期到东汉末,铭文空前盛行,书体也由原来的篆体和隶中带篆演变成熟隶书,三国、两晋的铭文只是沿袭东汉,并无新意,而这次九江发现的三国吴嘉禾二年重列神兽镜外区中的铭文就是隶中带篆的。
铜镜,是古人用于照面整容的,铜镜镜面大小不一,外型多样,以圆镜居多,古人用镜,有手执、悬挂和置于案上三种方法,铜镜镜钮上多系以绸带,便于持握或悬挂或插入架槽内,但为什么诸多铜镜均发现于墓室中呢?原因是古人将镜子葬入墓内,除表示给死者在“阴间”使用外,另有一种用途即像南宋周窑“癸辛杂识”里所说:“世大敛后,用镜悬棺,盖以照尸取光明破暗之意。”九江这次出土的两面铜镜,一面三国半园方枚神兽镜出土于墓室后壁,另一面三国吴嘉禾二年重列神兽镜出土于墓室中部,曾悬于墓室顶部正中部位,正是取“以照尸取光明破暗之意”这种隐喻。
从历年九江出土的铜镜中多为两汉晚期和东汉时期铜镜,尚未发现战国镜,西汉前期、中期的铜镜较少见,其中规矩镜、多乳禽兽镜,神兽镜及龙虎镜类较多,而这次发掘的两面铜镜均属神兽镜类。
纵观全国各地所出版的出土铜镜书籍,均未出现铜镜的图版目录中的铜镜有手刻铭文记录,而这次九江出土的两面铜镜虽属多见的神兽镜,但镜纽上均有手刻铭文,这种手刻铭文的铜镜是非常少见的,在江西省也可能是首次发现,为什么这两面铜镜同时有手刻铭文?三国时期的古人是用这样的方式书写汉字的吗?这些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考证。
这次九江开发区新出土的两面古铜镜对于研究江西在三国时期铜镜铭文有着极大的历史价值,并可作为研究三国时期文字格式发展的考证依据之一。
现今,铜镜虽然已失去了它的原有作用,但它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因而铜镜依然照射出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光芒,它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见证者之一。
参考资料:
(1)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文物工作队翻印:《历代官制简释》,第35页,1981年。
(2) 王士伦:《浙江出土铜镜》,第26~27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3) 吴水存:《九江出土铜镜》,第6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4)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第120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责任编辑:刘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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