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中的守望_守望先锋正在游戏中

　　摘要：从20世纪末开始，中�告别了激进革命的传统，社会价值趋向多元，原来决定鲁迅成为一个卡里斯玛典型的文学环境已不再存在。于是，鲁迅遭遇了寂寞，鲁迅研究只是研究者的一项个人志业。但鲁迅又是超越时代的，鲁迅研究应该有别样的意义。我们要把鲁迅放在一个符合其自身特点的历史位置上，来发掘其精神内涵，把研究工作推向深入。
　　关键词：消费时代；鲁迅；鲁迅研究；寂寞与坚守
　　
　　鲁迅是一个战士，他拒绝平凡。“五四”文学革命发动，鲁迅秉承思想启蒙的宗旨，以文学形式批判�民劣根性，激起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20世纪30年代，鲁迅参加了左翼文学运动，成为战斗的左翼文学的一面旗帜。40年代以后，鲁迅的成就逐渐被从他与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关系方面来阐释，这提高了鲁迅在中�现代文学史和中�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同时也加强了中�共产党执政后意识形态的历史正当性。而在新时期思想解放潮流中，一些鲁迅研究者提出回归“五四”，开始强调鲁迅与中�现代思想革命的关系，其成果颠覆了此前占据主导地位的从鲁迅与政治革命的关系来思考问题的研究模式，打破了教条主义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有力地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上述历程说明，鲁迅与20世纪中�的重大问题密切相连，鲁迅研究成为一门显学，深刻地影响了中�现代思想史、乃至中�现代社会历史的进程。
　　
　　一、世俗时尚中“鲁迅”遭遇了寂寞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社会告别了激进革命的传统，转向了一个以市场改革为导向的追求经济利益、同时又尊重人的合理欲望的消费型社会发展阶段。在这个新的社会阶段，原来决定鲁迅成为一个卡里斯玛典型的文学环境已基本不再存在，“鲁迅”遭遇了寂寞。
　　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中�社会形成了日益庞大的富裕阶层。这个阶层的成员按市场的规则来经营实业，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享受他们所获得的财富，这使他们远离了理想主义，办事和考虑问题都特别讲究实际。这些人中的大多数现在所关心的就是怎样挣钱，怎样消费，怎样用财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显耀自己取得的成就。即使有烦恼，那也是非常世俗化的烦恼。而�家的管理方式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所做的变革，则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允许他们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实现其个人的欲望，而不再像从前那样以革命的名义来进行政治监管或道德规训。这一阶层中的成员大多数具有高学历的背景，换成以前思想启蒙的时代，他们很可能成为鲁迅精神的追随者，但现在他们却很少会与鲁迅的精神世界接近了。鲁迅作品揭露封建礼教“吃人”，涉及的是民族的痛苦经验，拷问的是人的灵魂。他要求读者不仅要反思历史，而且要反思自身对“吃人”历史所要承担的一份责任。这些非常沉重的话题，在革命时期曾引起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对中�命运的忧思，在今天却不容易引起这些富裕阶层的兴趣了。因为这与他们的事业无关，更重要的是一旦进入这样的思考，享受生活的乐趣会大打折扣，甚至因为要拷问到灵魂，会让自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一般民众现在也已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在为改善生活而忙碌。当人们为致富而忙碌时，“鲁迅”是帮不上忙的。这些人大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操劳之余也要寻找一点消遣。如果在以前，他们也许会去读一点文学作品，可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有了更富诱惑力的消费选择。走进电影院，声光电技术制造了身临其境的震撼，让人暂时忘却生活中的烦恼。电视里有许多时尚节目，像幸运52、玫瑰之约、非常男女、超女快男、为爱向前冲……，让人沉浸在狂欢中。潇洒一点的，可以用mp3、mp4听听流行歌曲，得半日清闲。前卫一点的，就上网打游戏，在虚拟世界中打斗拼杀，直呼过瘾。即使是网络聊天，也充满巨大的诱惑：你可以说一些现实中不能说、不敢说的大话、粗放、假话，有了全新的体验。总之，由现代高科技支持的新媒体，在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精神生活领域的同时，也助长了低俗之风，严重威胁到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的市场占有份额。文学越来越处于边缘的位置，作为文学家的鲁迅能够幸免吗?
　　或许有人会说，今天通俗文学不是正大行其道吗?其实这丝毫不会改善“鲁迅”的境遇。通俗文学与传统文化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它贴近普通民众的消遣需要，不承担思想教化和社会批判的角色，因而虽在“五四”时期受到新文学的打压，但它深得市民的青睐，一直在民间流行。到上个世纪80年代，港台的通俗小说开始在大陆走俏，带动了大陆的通俗文学创作。影响所及，大陆的学术界也调整了文学的审美标准，把通俗文学接纳进了大学的殿堂。通俗文学重新占据文坛重要地位，这说明中�社会变得更加宽容了，可以接受娱乐性的东西，但同时文学的社会功能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即从以前的强调文学的认识作用、教化作用，到现在更多地强调文学的娱乐作用。一般民众今天阅读通俗作品，显然不是为了从作品中寻找人生的意义和思想的启迪，也不是为了寻找解决中�社会现实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而是为了比较单纯的娱乐目的。在这样一个为了娱乐可以放逐意义、甚至解构崇高的时尚中，“鲁迅”显然被边缘化了，他作为一个精英知识分子的代表与一般读者的距离明显地拉大。
　　当然，在消费时代，鲁迅也是会有知音的。因为鲁迅不仅属于他的时代，也是超越时代的。鲁迅对底层民众的大爱，他的有担当的伟大爱�主义，他在绝望中进行不屈抗争的坚忍精神，在知识界已经升华为一种文化符码，为那些有志于超越平凡、不满足于物质享受而去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标的人提供精神动力，鼓舞他们去为祖�和民族的前途奋斗，在为人类的正义事业中实现自我的价值。不过，这样的人在今天肯定是少数。而一般研究鲁迅的学者，则主要是出于一种学术的使命和求知的热情。他们是专家，长期致力于研究鲁迅，探讨鲁迅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探视鲁迅的内心世界，厘清鲁迅研究中的各种问题，他们把学术上的发现视为自己的至关重要的成就。上述两种情况，都是个人化的。理想主义者热爱鲁迅，是出于自身的精神需要。专家研究鲁迅，从更为普通的意义上说，是一种职业行为。他们的意见，只能代表个人，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代表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到整个社会了。
　　鲁迅研究，一个时期影响之所以大，主要不是因为鲁迅，而是政治的因素。在思想高度统一、不允许独立思考的年代，知识分子谈社会问题，就常拿鲁迅说事，围绕鲁迅与时代的关系做文章。无论是用鲁迅来证明新民主主义学说的正确，还是证明鲁迅是现代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旗手，最终都是为了证明“鲁迅”以外的中�社会政治和思想命题。鲁迅一生从事文化批判和思想斗争，与中�现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交织在一起，人们的确很容易透过他来对历史进行新的阐释，从而表达一种政治和思想的观点，参与现实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这样的时代，谁掌握了鲁迅研究的话语权，谁就抓住了主流意识形态，谁就在社会政治和思想领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连身居领袖高位的毛泽东也通过重新评价鲁迅，肯定鲁迅代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把人民政权与“五四”传统联系起来，为新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合法性的论证。这样来研究鲁迅，当然会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
　　可是，在社会趋向多元化的今天，舆论环境变得比较宽松，个人尽可以就各种社会问题发表独立的 意见，不再需要绕弯子借道文学的领域，拿鲁迅说事，因而鲁迅研究不再承担“鲁迅”以外的政治规训和道德教化的功能。鲁迅研究，只与那些热爱鲁迅的人的个人内心生活联系在一起，或者只是那些有志于学术的研究者的一项个人事业。这后一类人，要通过研究解开一些历史的谜团，要确立起一些他们认为正当的价值原则。但很显然，这些原则只对那些认为这些原则重要的个人起作用，有的甚至只是作者一个人的意见。既然鲁迅研究与现实政治问题脱离了关系，成为学术的问题，甚至成为作者自言自语的问题，那么它影响社会的范围缩小和力度下降，就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况且现在社会思想活跃，各人所坚持的理念有所不同，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研究者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标准来理解鲁迅。不同的鲁迅想象，是真实鲁迅不同侧面的反映，但也可能是基于相互冲突的理念进行评价的一个结果。当鲁迅研究不再从属于政治，不再从属于统一的意识形态，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意见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达成一致。不同观点可以按学术民主的原则同时并存，并且把它们看作是以不同理念看鲁迅的一种表现。但如此一来，鲁迅研究由特殊权力所赋予的神圣性就消失了，鲁迅研究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也不复存在，它对大众生活的指导意义便随之降低了。
　　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批评家逐渐失去了从前作为大众精神向导所拥有的神圣光环和话语权力。如果说以前的读者因为文化水平不高，社会又需要依靠思想的高度统一来保证秩序与稳定，因而文学批评家实际上承担着意识形态引导的责任，他们要告诉读者应该如何理解一部作品的意义，如何看待一个时期里文学的动向。这其中，当然包括要告诉读者怎样阅读鲁迅，怎样从鲁迅的作品里读出正确的意义，从而把读者纳入到统一的�家意志中去。可是到了社会文化水平已经普遍提高的今天，绝大多数读者完全有能力按自己的理解来阅读鲁迅，或把鲁迅读成他们所愿意的样子。他们完全没有必要扭曲自己的感受和判断来听从批评家的意见，他们甚至可以认为批评家的深刻也仅代表批评家自己，批评家也会受他们自身立场的限制，未必说的就是真理。文学是个人想象的产物，读者要怎样来读鲁迅是个人的事。即使他们读得不好，只要不违背基本的常识和人类的良知与正义，批评家也没有权利加以指责。于是，文学批评，包括鲁迅研究，就不再具有以前意识形态高度统一时代所曾经享有过的权威。鲁迅的伟大到底是表现在他以文学的方式配合政治革命实践，还是通过文学实践而在思想领域举起了启蒙主义大旗；或者鲁迅的思想转变到底发生在何时，是由什么因素引起的，这些都只是批评家的事，读者在意不在意，愿不愿意接受，最终还要由读者自己来选择或判断。
　　总之，在消费主导型的社会环境中，鲁迅遭遇了寂寞，鲁迅研究对社会的影响力明显下降。因此，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在积极抵制低俗文化流行的同时，从今天的社会条件出发，把鲁迅放在一个符合其自身特点的历史位置上，深入发掘鲁迅的精神内涵，更好地推进鲁迅研究。
　　
　　二、在守望中寻找鲁迅研究的新途径
　　
　　文学应该回归文学，研究只能发挥研究本来所能发挥的作用。哪怕像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也只能在他力能及的范围内影响读者。不可能人人都喜欢或崇拜他，更不可能人人都来谈论鲁迅。因而，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里，鲁迅遭遇寂寞，鲁迅研究相比从前革命激情洋溢的年代目前正处于一个比较冷清的状态，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只有在非常态的革命时代，鲁迅才会成为影响整个社会思想领域的卡里斯玛典型。认清这一点，研究者才能克服焦虑心态，不跟风，不炒作，潜心于学术――既研究鲁迅在中�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斗争中所建立的功勋，也研究鲁迅越超时代的坚毅而崇高的人格，研究他反抗绝望、不向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把鲁迅的精神遗产发掘出来，让后来者按各自的理解来继承和发扬，逐渐提升�民的整体文化素质，这才是学术研究应有的使命。
　　那么如何以一种正常的心态，在坚守中找到鲁迅研究的新方向呢?这是个大题目，有待于学术界来共同探讨。笔者在此仅谈几点粗浅的想法，目的是抛砖引玉。
　　
　　(一)回归鲁迅，实现学术研究的求真的价值
　　回归鲁迅，就是回到鲁迅那里去，澄清鲁迅研究中由于各种外在因素干扰而造成的含混，理清鲁迅与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关系，以历史主义的观点展示一个真实的鲁迅。比如，鲁迅与“左联”的关系，鲁迅与党派政治的关系等问题，曾受到政党政治和路线斗争的影响，以前许多学者在当时条件下做了带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阐释，遮蔽了一些真相。这需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出更为客观公正的结论。当然，任何研究都不可能采取纯客观的态度，都会受到研究者既定立场和观念的影响。回归鲁迅，照样会受到研究者既定立场的限制，难以做到绝对的客观。基于不同理念和立场对真实鲁迅的追寻，可能得出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论。有些问题不是简单的事实认定，而是价值判断的问题，因而更难取得共识。但它们与求真的宗旨并不矛盾：即使达不成共识，也可以让分歧公之于众，由时间来做最后的评判。学术研究的宗旨，是揭示历史的真相。只要有求真的态度和追求，总会在不断的追寻中接近真相。对于鲁迅研究而言，求真最重要的是尊重鲁迅的主体性，从鲁迅出发提出问题，探讨问题，不把鲁迅研究纳入某种既有的政治或观念体系中去，用鲁迅来阐释现成的命题。
　　回到鲁迅，当然包括回到鲁迅的内心世界。鲁迅一生经历过严重的内心冲突，像他经常说的，他的内心有黑暗的一面，但他愿意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光明的世界里去。我们推崇鲁迅的人格，不必把他神化，而应该认识到真实的鲁迅是难以避免心灵的挣扎的。揭示他内心冲突和挣扎的过程，或许更能显示他作为一个战士的非凡之处。对于当今的普通读者而言，这可能具有更为重要的启示意义。
　　回到鲁迅的口号，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已被一些学者提出，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但今天重提这个口号，有了新的意义。80年代的回归鲁迅，是恢复鲁迅作为一个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形象，可是其更为内在的动机还是出于强烈的政治诉求，即要打破极“左”政治和教条主义对思想的束缚，实现人的思想解放。而现在再提回归鲁迅，则是为了更真切地关注鲁迅接近普通人的一面，去发掘他在普通的人生样式中所包含的不平凡的精神，为今天的读者提供一种精神的样式。
　　
　　(二)回归学术，实现学术研究的向善的价值
　　回归学术，就是把“鲁迅”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探讨。涉及鲁迅与政治问题的关系，也要采取学术的态度，进行实事求是的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既要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又要具备当代的眼光；既要回到历史的规定情景中去，又要跳出历史的迷雾，从新时代的高度对历史做出判断，使研究成果具有历史的深度而又能体现21世纪的时代特点。这样的研究，显然不可能再引起过去研究这些问题时所曾引起过的那种强烈反响，因为这些政治问题或与政治相关的问题已经成为历史，它从前激起广大读者强烈兴趣的基础现在已不再存在。学术研究，虽要讲政治，本来的目的却并不是为了参与政治斗争，而是探求真理。在鲁迅研究中，涉及与政治相关的问题，主要是为了对历史负责，对鲁迅负责，还原历史的真相。 这是学术研究对社会和历史所能做的贡献，也是学术研究所能体现的善的价值。
　　回归学术，更为重要的是把鲁迅作为一个人――当然是伟人来研究。在鲁迅与社会历史的广泛联系中，他与政治的关系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内容更为丰富的是他作为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喜怒哀乐。这后一个方面，更为接近鲁迅真实的内心世界。即使是研究鲁迅与他所从事的文化批判和他所参与的政治斗争的关系，也可以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理解他的内心经历，探讨他的矛盾和痛苦。从个人化的角度切入一个伟人与时代、与重大政治问题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到他的一颗不平凡的心灵，展示他与众不同的人格。这实际上也是在确立一些做人的原则，让后来者受到教育，从而选择一条有理想、有抱负的人生道路。这同样是学术研究的善的价值之体现。
　　不过既然是学术研究，就意味着你所得出的结论是受到具体条件限制的，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理。因而存在不同意见，甚至发生激烈的争论，是正常的现象。比如鲁迅的改造�民性思想，集中体现了五四的时代精神。但它在二三十年代之交就受到了“革命文学”倡导者的猛烈批评，而到21世纪的今天又受到了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攻击。这是学术研究中因为各人所持立场不同、价值准则有异所造成的。不同的意见体现了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价值观，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思想特点，它只能通过学术研究来解决，并期待时间来做裁定。这意味着，从事学术研究要有一种谦虚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谨防独断，要以宽容的态度来处理彼此之间的分歧，表现出知识分子应有的民主精神。
　　
　　(三)是回归研究者自我，实现学术研究的致美的价值
　　学术研究要诉诸理性，追求的是客观公正。但理性的运用事实上不可能由理性自身给予绝对的保证，客观公正也会受个人主观因素的左右，难以完全落到实处。人类要认识世界，而客观世界的意义又须依赖先验的范畴才能表现为一定的意义，并且这种意义要通过认识主体的“偏见”和“前理解”才能表达出来。主客体之间的这对矛盾，是人类在认识世界的实践中永远要面对的。因此，学术研究不可能像一面镜子那样去映照事物，而是要以个人所掌握的科学观念和方法去进行艰苦的探索，努力解开现象的迷惑。尤其是面对文学作品这一想象的产物，研究者应该、而且可以从自我的生命体验出发，去感知作品里的艺术世界，体验其中每一个鲜活的生命，并以感性的方式表达出艺术的美感。这种感性的研究方式，虽然也是致力于发现对象的真相，但那是带上了研究者强烈主观色彩的真相，是研究者个人所愿意看到的那种真相。这样的真相，虽然要取决于审美对象的规定性，但更多的是研究者通过阐释对象来表达个人的思想倾向，个人的审美趣味，个人的生命体验。审美对象的意义是在研究者的意图和体验基础上生成的。在这样的审美过程中，研究者的内心处于自由的创造状态，不受任何外在清规戒律的规范，不受客观时空的限制。他可以独断，可以穿行于不同的时空中，与过去和未来对话，他可以听凭内心的呼唤，进行审美的判断和再创造。这是一种精神的自在和逍遥，是一种审美的状态。
　　鲁迅的世界，是一个广阔而深邃的审美世界。研究者的想象驰骋在这一广阔而丰富的领域，只要用心去观照，就随时会有新的发现和新的感受。比如，鲁迅的揭露精神奴役，他的反抗绝望，他在批判和怀疑中实现人生价值的那种方式，都是凝聚着他深刻的生命体验的，展现了他不平凡的人生姿态。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但有更多的人从中体验到了伟大，懂得了人在绝望中该如何坚守，如何突围，从而去创造生命的奇迹。在这样的审美观照中，心中升腾起了崇高的美感，你超越了平凡。这样的研究，是有担当、有追求，因而有大痛苦的践行者的自我激励和拯救，是他们在人生痛苦中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显然，这是理性的，但又带着强烈的感性体验。这样的研究，超越了文学的客观标准，发现的是美，也是有价值的，尤其是对那些经历了鲁迅式的痛苦而又试图像鲁迅那样寻求精神突围的人们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在这样的研究中，鲁迅的意义只与那些崇敬鲁迅、充分意识到鲁迅重要性的人的私生活联系在一起。由于各人的背景和生命体验不同，由此形成的鲁迅形象会是丰富多彩的，不会类同，但又都是“鲁迅”的。这样的研究，显然又是向未来开放的。对这样的审美创造，我们应该持一种宽容的态度，鼓励研究者充分展现自己的个性，按各自的理解和内心的需要去发现鲁迅，去探索鲁迅的意义。
　　不过回归研究者自我，并不是赋予研究者以任意支配的特权，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绝对地以自我为中心。相反，这是向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在高扬主体性的同时，时刻保持自我的清醒，保持个人立场与普世价值的内在联系，有一种现实的分寸感。因而研究者需要加强修养，提高思想艺术境界，凭博学才智和高尚的心灵进入研究的领域，去与鲁迅进行精神对话。即使是以浪漫的激情表达个人的想象，也要求你首先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有责任感的人，你的浪漫张扬从根本上说不能仅仅为了自我，而是为社会，为大众的，要给历史一个庄重的承诺。
　　最后还要强调一点：常态社会与非常态社会，在历史的过程中是会相互转化的，即从常态的社会向非常态的社会转化，或者从非常态的社会转向常态的社会过渡。如果中�社会再次进入了一个非常态的阶段，面临严峻的挑战，可以肯定，凝聚着中华民族不屈精魂的鲁迅形象那时又将成为一面战斗的旗帜，鲁迅研究毫无疑问也将会再次发出战斗的呐喊，去鼓舞人民的斗志。
　　总之，鲁迅会遭遇寂寞，但鲁迅是不朽的!鲁迅研究会被边缘化，成为一种纯粹的学术，但它又是万古长青的，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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