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红旗下》中的年节叙述及意义】正红旗下概览

时间：2020-03-24 07:27:28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本文为贵州省教育厅专项任务项目“节日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08ZX019）成果。　　摘要：《正红旗下》浓墨重彩地叙述“我”――一个城市平民的孩子腊月二十三日出生后一个来月的故事，由于这段时间的特殊性，小说展开的毋宁是对于年节的叙述。小说呈现老北京城市平民的年节，北京年节节俗成为叙述的重要内容，故事情节的推演、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展示借助北京丰富多彩的年节节俗的描写得以展开和绵延。北京年节节俗在这里起了重要的结构和功能作用。
　　关键词：《正红旗下》；年节；叙述；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4-0029-02
　　《正红旗下》是老舍的压卷之作。小说从“我”的出生写起，以“我”的家庭――一户普通的城市平民家庭为中心，联结众多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囊括清末北京社会的各个阶层，从王公贵族到下层市民，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色人等都有所涉猎，展开了老北京特有的民俗风情的长幅画卷。作者的雄心显然是要创作一部全方位、多角度、长时段地展示近代以来北京旗人的生活面貌及精神状态的史诗性巨著。
　　小说开篇即宣告“我”的诞生，叙述者用非常自豪的口气说道：“我是腊月二十三日酉时，全北京的人，包括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刻降生的呀！”[1]随着作者的叙述，小说展开多条线索如“我”的“洗三”典礼和满月、父母亲的喜悦和担忧、大姐婆家的“讲究”及“赊账”生活、福海二哥的周旋能力与精神变异、王掌柜和他的肉铺、定大爷的奢侈生活等，到最后，定大爷为解决一场和洋人有关的纠纷而请客的故事还没讲完，这部巨著的写作就遗憾地戛然而止了。因此这部拟想中的巨著实际上更多的是“我”出生后一个来月里亲人及周边人们的反应，这一个月正处于中国传统节日中最为隆重的年节期间，小说对这段时间里人们的活动有浓墨重彩的描写。由于这段时间的特殊性，小说展开的毋宁是对于年节的叙述。
　　那么，怎样理解小说中年节叙述的意义呢？
　　首先，关于年节的叙述呈现年节习俗，构成小说叙述的重要背景和氛围。小说开篇，作者交代自己出生于一个特别的日子――腊月二十三，随即便把笔墨宕开，写周围的环境,北京城大街上卖糖瓜与关东糖的小贩非常多，吆喝得很起劲；爆竹声把所有的狗吓得躲在屋里打�唆，其光亮让人看见远处的树梢，呈现出一派节日的热闹气氛。大家都明白这一天的主题是祭灶。为此，应该有仪式，应该有糖、鞭炮等物品，人们的活动中，这些物品的重要性会很突出。“我”身边的人们如何对待这一天，通过这样的展示，也就有了一个铺垫。
　　年节是持续时间达一个月的盛大节日，腊月二十三只是一个前奏，接下来的习俗活动，只会更为热闹。作者展现过节前的情景，其中买卖年货的场面夹杂着爆竹的声音，营构出一派具有笼罩性的热闹氛围。这样的氛围一直绵延到除夕：
　　街上，祭神的花炮逐渐多起来。胡同里，每家都在剁饺子馅儿，响成一片。赶到花炮与剁饺子馅的声响汇合起来，就有如万马奔腾，狂潮怒吼。在这一片声响之上，忽然这里，忽然那里，以压倒一切的声势，讨债的人敲着门环，啪啪啪啪，象一下子就连门带门环一齐敲碎，惊心动魄，人人肉跳心惊，连最顽强的大狗也颤抖不已，不敢轻易出声。
　　小说里，除夕固然热闹，但是出现了不祥的声音：讨债人的声音。这种声音惊心动魄，甚至有人为了躲避这种声音结束自己的生命。年节表现出他在《新年的二重性格》《抬头见喜》等散文中归纳过的二重性格：既是喜庆热闹的，却因伴随讨债让人担惊受怕而变得凄凉悲惨。
　　《正红旗下》描写的老北京的年节节俗既是喜庆的，也是凄冷的，营造出一种悲欣交集的氛围。我们且不说这正是老舍体验到的老北京真实的生活气息，民风民俗。能说的是，小说突出了年节这样一个特别的时间，又营造出一种特别的氛围，是和整个小说写作大有关联的。这就形成一种背景，搭起一个框架，小说的展开仿佛就在这个背景和框架里进行。形式主义理论家维・什克洛夫斯基曾说：“对于一部作品，只有当我们了解这部作品创造的背景，它所依靠的土壤，我们才能正确地接近并理解它的统一性。”[2]老舍展示的年节节俗，就是作品创造的背景和所依靠的土壤，可以借此理解作品的统一性。
　　其次，老舍关于年节的叙述有助于表现人物个性和推动情节发展。小说对于年节节俗的描写，伴随着人的活动的展现，以及人物性格的发掘。当作者交代“我”出生于腊月二十三后，重要的亲人随之一个个出场。第一个是姑母，因为她就住在“我”家。姑母的表现是偷偷地买了一些较为高档的糖藏起来，预备祭灶节后躲在被窝里享用，同时为家里没有男人主持祭灶“大典”而生气，对于“我”的降生，她本很讨厌，但想到“我”有可能是灶王爷身边偷吃糖果的小童而多了一点点敬意。
　　继而是大姐婆婆一家，二姐跑步通知“我”降生消息的首先是这家。大姐婆婆祭祀神佛的气派很大，有雕花大佛龛，里面供奉红脸长髯的关公，“到春节，关公面前摆着五碗小塔似的蜜供、五碗红月饼，还有一堂干鲜果品”。她的脾气很大，生气时不仅骂丈夫和儿子，也骂神佛。大姐的公公和儿子正在院里放花炮，为自己放花炮的技巧得意，尽管他们负债超过往年的最高纪录。
　　这样，通过不同的人在腊月二十三的不同表现，就揭示出他们不同的性格。如果说这种揭示还不太充分，接下来的过年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
　　首先仍是姑母。过年了，她要买很多东西，以前是母亲给她买。但是现在母亲在月子里，不能去，姑母很不高兴。父亲把二姐调拨给姑母作采购专员。姑母买东西的风格是不喜欢一下子交出几吊钱来，一次买几样东西，她要一样一样地买，以为这样上算。亏得二姐耐心，姑母怎么支使，她怎么办。有时姑母也亲自出马。她不愿把许多钱交给二姐，同时也不愿二姐知道她买那么贵的东西。她偷偷溜出去。看见什么都想买，而又都嫌太贵。绕了两三个钟头，什么也没买回来。直到除夕，非买东西不可了，她才带着二姐一同出征。“这回，姑母不再冷静，在一个摊子上就买好几样东西，而且买的并不便宜。但是，她最忌讳人家说她的东西买贵了。所以二姐向母亲汇报的时候，总是把嘴放在母亲的耳朵上，而且用手把嘴遮得严严的才敢发笑。”
　　进入除夕，作者的视线聚焦于家人。母亲和我很早就昏昏睡去，活动的主要是父亲、二姐和姑母。父亲笨拙地包完饺子。守岁时，父女二人先把姑母招笑后坐在灯前闲谈。谈大姐，希望能全家团圆，这很难，大姐婆婆总是支使她做这做那，总有做不完的事；谈刚生下来的小弟弟，希望他有美好的前程，但“一直谈到早晨三点，始终没给小弟弟想出出路来”。这一节很有意思，以前的文字多是间接描述和静态展示，这里直接写对话和行动。在这篇小说的叙述中，这是很重要的关节，仿佛叙述之箭射向靶心。这里有包饺子、守岁、给压岁钱、祭神等节俗活动的展示，更重要的是父亲和二姐关于家人的闲谈，这些文字展示亲情的温暖和对未来的美好愿望――尽管有无奈和迷茫，也是中国人在辞旧迎新时最应该有的内容。
　　当除夕过去，到初一后，涉及拜年，作者又把视线从家庭中心往外逐渐辐射。头一个来拜年的是福海二哥，因为家庭穷困，无法给“我”办满月，于是福海设计趁拜年时推辞。即使辞不掉，到真有人来祝贺满月，家里拿不出好东西招待，也不算失礼。接着是父亲出去拜年。初六，大姐回来。然后是姑母，她从初六起就到各处去玩牌，因为赢钱，精神焕发，元宵节晚上主动带二姐去看灯，并且到张灯最盛的地安门。
　　“我”满月那天，作者特别叙述头一位来的就是多甫大姐夫。读者可能早就在关心这位喜好玩乐的公子哥儿刚刚过去的年节是如何度过的。作者也不负读者所望，并没有叙述这位大姐夫如何祝贺“我”的满月，而是重点描述他的春节：从初一到十九，逛遍所有的庙会。大姐夫的年节过得高兴，了解他的人知道他必定付出了代价。很快，作者进入这个话题，原来他“把房契押了出去，所以过了个肥年”。
　　就这样，随着年节推进，老舍笔下闪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尖刻自大的姑母、温和老实的父亲、蛮横无理的大姐婆婆、吃喝玩乐的大姐夫、聪明能干的福海二哥等。
　　总起来说，这篇小说呈现老北京城市平民的年节，北京年节节俗成为叙述的重要内容。小说故事情节的推演、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展示借助北京丰富多彩的年节节俗的描写得以展开和绵延，北京年节节俗在这里起了重要的结构和功能作用。
　　最后或许还值得一说的是，如果我们把视线从小说文本移开，看小说后面的写作者老舍，或许会发现，这里的年节叙述对他也颇有意义。进入当代的老舍长期以来浸泡于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所代表的政治文化，或许有所厌倦甚至心存疑惧，在他的回忆中逐渐鲜活起来的普通民众中流行的老北京年节节俗，显然意味着另一种文化形式――民俗文化；老舍通过北京年节的叙述，塑造出一个尽管谈不上美好却富有生活气息和人情味道的世界，是否给他疲惫忧虑的心灵提供暂时的栖息之地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可惜只是暂时的，因为作者很快中止了这篇小说的写作。
　　参考文献：
　　[1]老舍：《正红旗下》，载1979年第3-5期《人民文学》。本文引《正红旗下》，出自张松颐注解本，舒济、舒乙编《老舍小说全集》第8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以下引文如出自该书，不再注明。
　　[2][苏联]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