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赋诗引诗之风】吟诗与赋诗区别
时间：2020-03-24 07:27:2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先秦时期，《诗经》被运用于宗教祭祀、宫廷宴享、观民俗、政治教化、礼乐教育等多个方面，有着至为尊崇的地位，后又渗入到各种政治外交场合、文学典籍之中，构成了一套权威性的言语系统。先秦典籍中有不少关于当时贵族阶层引诗、赋诗的记载，这一独特的社会风气在先秦时期影响甚广，既反映出了当时《诗经》特殊的性质及作用，亦反映出了《诗经》地位的变迁。
关键词：先秦；赋诗；引诗
作者简介：张雯（1988-），女，湖南沅陵人，土家族，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09级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4-0061-02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今传《诗经》共305篇。本文所论之诗除此之外，还包括不少佚诗。关于《诗经》的编集，学术界仍有所争论，其中最常见的是采诗说、献诗说和删诗说。而关于诗的起源，学术界多采用的是起源于宗教祭祀说，认为诗最早是产生于宗教仪式的过程当中，是一种用于人神沟通的话语，因此其本身具有神圣性的特征。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1】并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诗的性质与功能决定了诗在先秦时期举足轻重的地位，以至于当时赋诗、引诗之风广为盛行。
一、诗在先秦时期的社会地位及作用
因诗的产生最早是用于宗教祭祀活动中的人神对话，因此诗也被赋予了某种神圣性和权威性，这也是诗最初的作用。《诗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3】《颂》诗作为“宗庙乐歌”应是《诗经》中出现最早的作品。
其次，诗还被运用于各种礼乐活动之中，除了宗庙祭祀，上层社会君臣、亲朋间欢聚宴享的过程当中也需大量运用到诗，《诗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例如：据《仪礼・乡饮酒礼》载，在“乡饮酒礼”上要演奏歌唱《诗经》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等诸多篇章。
再次，诗还被作为周代统治者观民俗的一个重要参照，君主设置采诗官，并号召臣下献诗以观民风、正得失。古籍中关于此类记载很多，《礼记・王制》中有云：“天子‘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4】，另有《国语・晋语六》载范文子语：“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妖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5】《孔丛子・巡狩第八》：“古者天子命史采诗谣，以观民风。”【6】君王的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诗的盛行和传播。
另，诗还被君王作为强化政教及兴礼仪的主要教育内容，在贵族子弟之间广为传播，这也是赋诗之风得以盛行的一个先决条件，《周礼・大司乐》说：“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於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大武》。”【7】关于“国子”一词，郑玄注曰：“国子，公卿大夫之子弟【8】”，周代的等级制度极为鲜明，受教育仅仅是贵族阶级才能享受的特权，因而会赋诗也成了特权阶级身份的一个标志，诗作为贵族阶级的言语系统，再加上诗本身的一些特性，被他们广泛运用于各种礼仪及外交场合。
此外，不少先秦典籍中还有大量引诗的现象，通过在文中引用诗句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以增加说服力，这一点极大地体现了当时诗所具有的权威性和高贵性，也正是因为诗在当时拥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使得赋诗、引诗之举成为先秦时期的一种社会风尚，备受人们重视和推崇。
二、关于赋诗
关于赋诗的定义，《汉书・艺文志》载，“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9】，但因先秦典籍中亦记有令乐工歌诗的例子，故学者多认为，赋诗并非是只有“诵”的。在春秋时期，贵族们在外交和交际场合常常通过赋诗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一是因为诗本身含蓄委婉的特质，其次也是因为诗在当时所具有的权威性，已经自觉地融入了贵族阶级的言语系统，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的一种普遍性的言说方式。
有关赋诗的记载，《左传》中尤多，其记载的赋诗活动多达六十八次，除郑国赋诗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外，其它所载各国赋诗之内容皆以《雅》为主。《诗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10】雅即正声雅乐，大部分被认为是贵族文人所作，主要用于宫廷宴享或者朝会时诵唱，其作为周朝礼乐文化的结晶，也被贵族们广泛应用于各种外交场合及朝堂之上。关于赋诗的运用，《汉书・艺文志》有云:“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11】赋诗以言志是当时《诗》的一个重要用途，人们或将其用于朝堂之上，以规谏君王，或将其作为交际用语，用做请求、建议、讽刺、告诫等。如《左传》记载，襄公二十七年，齐国之公卿庆封前往鲁国，因其服饰、车马的规格不符合他的身份，又因鲁国公卿叔孙在宴请他时，他对主人稍显不敬，故叔孙赋《国风・相鼠》之首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12】来讽刺庆封的无礼行为，表达自己对其的不满与愤怒之意。
除《左传》外，《国语》，《战国策》等众多先秦典籍中亦有相关之记载，贵族阶层于日常交往中通过对“诗”的“断章取义”来委婉、含蓄地表达意见、表明态度、传达信息，同时也增强了他们言语的说服力。
三、关于引诗
在文本中引用诗句以增强言语的说服力是诗歌功能的进一步拓展，其影响力更为深远。赋诗的现象主要盛行于春秋时期，至“百家争鸣”起始的春秋末期已经少见，可以说是随着贵族阶级特权时代的消亡而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诸子时代，士族阶层日渐兴起，受教育的范围日益扩展，周王朝的礼治思想失去了其统一的基础，不同思想学派之间争奇斗艳，而诗作为周王朝礼教中的重要部分，权威性因此有所消解。但引诗的现象仍然还大量存在着，尤其体现在以兴周礼为己任的儒家学派中，其他各家虽也引诗，但数量远不如儒家之多。在儒家经典中，又以《荀子》一书引诗数量最多，此处就以《荀子》为例浅谈引诗的作用及分类。
《荀子》共有32篇，引《诗》总计83处（不包括仅引诗题者），其中征引《国风》11处，征引《小雅》25处，征引《大雅》32处，征引《颂》8处，还有7处为逸诗。由上表可见，所引之篇章主要集中於小雅、大雅篇，其中具体篇章被征引次数最多者为《大雅・抑》，共被征引6次，其次是《曹风・尸鸠》，被征引4次。而具体诗句被征引次数最多者见于《大雅・抑》篇中的“温温恭人，维德之基”，共有3处引用了此句。另，《荀子》各篇章中，数《大略》篇引《诗》次数最多，总计达12处，未引《诗》者5篇，分别是《乐论篇第二十》、《性恶篇第二十三》、《成相篇第二十五》、《赋篇第二十六》以及《哀公篇第三十一》。
有关《荀子》引诗的分类，学术界论及者已不少，个人从引议的先后出发，综合前人说述，认为《荀子》引《诗》的情况可分为两种：
一是先议后引，将引诗放在议论之后，以进一步支撑自己的观点。这类引诗后面通常会跟有“此之谓也”作为这一观点的结束语。如：
《荀子・君道》篇云：“晓然独明于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国之安危藏否若别白黑，则是其人也，大用之，则天下为一，诸侯为臣；小用之，则威行邻敌。 纵不能用, 使无去其疆域, 则国终身无故。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诗》曰：‘介人维藩，大师维垣。’此之谓也。”【13】
此处所引诗句出自于《大雅・板》，按《毛诗》原句为“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为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14】”据《毛诗传笺通释》卷二十五，瑞辰按：“‘大师维垣’犹云众志成城也。《荀子・君道篇》曰：‘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则亡。《诗》曰：‘介人维藩，大师维垣。’此之谓也。’盖引《诗》‘介人维藩’以证‘好士而荣’，‘ 大师维垣’证上‘爱民而安’”。【15】
二是议中有引，此种情况通常是在先议后引的基础上再加上自己对所引诗句的解说和理解。如：
《荀子・效儒》篇云：“故明主谲德而序位，所以为不乱也；忠臣诚能然后敢受职，所以为不穷也。分不乱于上，能不穷于下，治辩之极也。诗曰：‘平平左右，亦是率从。’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乱也。”【16】
此处所引诗句出自《小雅・采菽》篇，原文为“维柞之枝，其叶蓬蓬。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万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从。”【17】据《诗三家义集疏》笺：“率，循也。诸侯之有贤才之德，能辩治其连属之国，使得其所，则连属之国亦循顺之。【18】”此处《荀子》引诗句“平平左右，亦是率从”以证“分不乱于上，能不穷于下”，其意在说明“上下之交不相乱”，即“君主和臣下的关系不错乱”。【19】
四、结束语
从先秦时期赋诗、引诗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是当时诗所包含之内容范围还包括不少孔子所整理编辑的《诗经》范围之外的佚诗，现今研究据此认为当时应还有除此以外更为完整古老的定本，亦为孔子删诗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二是西周春秋时期，赋诗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展，从最早的宗教祭祀到宫廷宴享，再到君臣对话，并渗透到其他各种政治外交场合，诗的影响力愈见深入，但至春秋末年，周王朝分裂，各种学说纷纷兴起，有关赋诗之记载渐渐稀少，反映出了诗经地位的变化，亦反映出周王朝礼乐制度的崩坏，《诗经》作为权威性话语系统的地位开始瓦解；三是诸子时代，《诗经》由孔子整理编辑，成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开启了诗学经学化的历程，而其他的各家学派对诗的引用极少，可见诗对于当时社会而言已有了可选择性，失却了其神圣性的色彩，在人们眼中，它更多的是作为周王朝礼乐制度的代表而存在。
注释：
【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季氏第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2522页。
【2】（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阳货第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2525页。
【3】朱熹辨说；毛苌传述，《诗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2页。
【4】（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王制第五》，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1326页。
【5】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共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410页。
【6】孔鲋撰，《孔丛子・巡狩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48页。
【7】（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春官宗伯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787页。
【8】（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地官司徒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730页。
【9】（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第49页。
【10】朱熹辨说；毛苌传述，《诗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2页。
【11】（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第49页。
【12】（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1994―1995页。
【13】（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236页。
【14】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第847页。
【15】（清）马瑞辰撰；陈金生点校，《毛诗传笺通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 ，第1194页。
【16】（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129页。
【17】 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第708页。
【18】（清）王先谦撰；吴格点校，《诗三家义集疏》（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第793页。
【19】李中生著，《荀子校诂丛稿》，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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