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空气补给者 中国空气最好的城市
时间：2020-02-21 10:55:3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中国这五个典型城市的空气样本里，有各色的异常气味和有害物质，新鲜空气对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常常是一种奢侈需求 中国城市的空气问题肯定是一个敏感问题，这源自于一个来历不明的说法:“中国一些主要城市的空气质量很差，其常规空气污染物的浓度是世界最高的。”亚洲银行在2000年的报告中沿用了“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有9个在中国”的数字。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庄亚辉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解释了这个说法的来源:“这是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下属的全球环境监测系统(GEMS)以前每年出一次的世界污染最严重城市排行，我们曾咨询了位于巴黎的该组织总部，他们回答，该统计项目其实早在1992年就截止了。现在很多国际组织包括世界资源研究所和亚洲银行继续引用，应该说是不确切的。”
庄亚辉同时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资助、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负责实施的“中国五城市空气污染控制”方案的国内长期专家，这一方案从1997年至今，已历时4年之久，他说:“我们在国内600多个城市中选取了5个，每个城市集中做一种污染物调查，都是当地比较突出的，在国内也很有代表性。”
这五个项目分别是:贵阳的酸雨及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广州的氮氧化物污染控制、西安的颗粒物污染控制、本溪的清洁生产与空气污染控制以及北京的交通管理与空气污染控制。每个项目平均投入约40～50万美元。
“这几个城市又各有特点。”庄亚辉分析，“本溪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一路发展起来的重工业城市，主要集中在钢铁和水泥制造业。西安除工业烧煤污染外，另有因大片暴露在干燥气候中的黄土高原飞来扬尘。广州从80年代起就基本不再烧煤，它多使用更为经济和环保的进口油作为能源，但汽车和摩托车的数量过多，造成了氮氧化物污染指数全国第一。贵阳也是工业城市，但地理位置在西南的高原盆地中，酸雨问题比较严重。北京面临申奥后迫在眉睫的空气洁净问题，它更需要综合整治，对它的调查项目仍旧在进行中。”
这次调查跟以往不同的是:它更注重一些细节，比如西安的颗粒物污染问题，他们专门选择了一项10微米以下的颗粒数据，因为它们对人体肺部的危害要远远高于10微米以上颗粒。对于北京的空气污染问题，专家特意提请市政府注意城外密布的干枯河床，据他们对古北口、密云、怀柔、居庸关与八达岭一带远郊的空气检测，发现那里的颗粒物浓度跟城区内差不多，最合适的方法，是在那里种上爬藤类植物。
煤炭与汽车
据这份厚达400页的报告显示:中国城市空气污染的第一杀手是煤炭的直接使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煤占中国一次性能源消费的75%，大约78%的电力、60%的民用商品能源以及70%的化工原料均靠煤。对煤的依赖程度在今后的几十年内不会有大的变动。而煤的直接燃烧是中国最重要的人为空气污染源，在需要采暖的北方城市，这个问题更为严峻。
日益增多的汽车也冷酷地为空气注入更多毒素，光化学烟雾本来是不列入首要污染物的，但它导致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广州的项目小组一路追查到炼油厂，汽车燃油的油品越高，其防止不完全燃烧的能力越好。中国现有汽车货物运输与乘客的运输量分别占总运输量的15%和45%，特别在短途运输中起重要作用。1998年中国汽车总产量为160万辆，政府计划到2010年建成3至4个汽车集团，年产600万辆。这还不包括对进口原装车的统计数目。此外，中国摩托车产量占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占世界第11位。但目前汽车每公里的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却是欧洲车的3到5倍。因为中国的城市道路系统设施低劣，城区车速比发达国家低得多。
以广州为例，广州的平均车速只有每小时14.1公里，而欧洲ECE15-04的平均车速为每小时18.7公里。广州的怠速与减速状况分别占17.8%与27.2%，而欧洲的则分别为30.8%和18.5%。迄今为止，中国环保部门为减少机动车污染主要精力主要放在如何达到排放标准，而交通管理和道路系统的建设是薄弱环节。中国还有一个旧车不按时淘汰的问题，“比如从北京淘汰下来的老车往往又被拿到郊区，京郊淘汰的又被送到邻近地区比如河北的一些小城市中去使用。延迟淘汰老车使城市污染更糟。”庄亚辉说，“有必要的话，要提前淘汰车辆。”
失败的排污收费制度
“要解决城市二氧化硫浓度高的问题，给工厂锅炉加脱硫装置，是国际上公认的成熟有效的方式。”庄亚辉说，“我曾到波兰、捷克等原来以烧煤为主的东欧国家考察，他们的二氧化硫含量目前已经控制到了一个较为理想的范围，就是通过给工厂增加这种装置。脱硫装置一般占电厂投资的1/3，在建设时一次性投入基本没有问题，关键是运转费用，如果这部分投入最终不打入电价的话，工厂很难承担得起。”而电价乃至水价的提升，在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中国，还难以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理解。
1982年国家第一次颁布国家空气质量标准时，对二氧化硫的排污收费是每吨200元，总悬浮颗粒收费为每吨煤3元，当时每吨煤的价格是36元，这些都足以让排污工厂决定治理。但后来当煤价上升为约每吨220元时，政府并未调整排污费，所以排污者宁可选择缴纳排污费而不是运转脱硫装置。
波兰的排污收费是世界上最贵的，在波兰的污染物清单里有50多种空气污染物质、100类工业废弃物及所有类型的工业和城市污水。例如，往空气里排放1吨二氧化硫的收费超过80美元，而企业把排污费打入生产成本中去，排污费是商业价格的一部分。而排污费随后成为生态基金，用于环境投资。这就是“排污者付费”的基本原则，与中国的政府依赖体制有很大不同。
在该项目进行过程的简报中，还特意指出了地方环保部门对污染排放进行收费时候，采用了不恰当的收费基准。在西方，如果要运用经济手段，环保部门必须要用复杂的技术，比如连续的排污监测仪器(CEMS)。而中国排放清单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数地方环保局用相当粗糙的物料平衡方法、排放因子等来估算，很难判断这样的估算离实际情况有多远。
庄亚辉说：“污染损失通常有不同的方法来估算，国内常用的是算‘直接损失’，主要项目比如医疗费，因污染导致的清洁费以及对农作物的损害。国外强调的则为‘支付意愿’法，也就是公众愿意拿出多少钱来治理空气污染，即‘环保消费’。他们重视的环境舒适性，自然也比直接损失的算法要高出许多。”
资讯：我们的工业化代价
早在1997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就指出，中国空气污染导致较高的死亡率。空气污染超标带来的损失包括提前死亡、患病、生产资料及城市建筑的损失，按人力资源的算法估计占GDP的2.9%，而按支付志愿计算则为GDP的6.4%。更早地在1987年，空气污染在全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已经达到了92亿元，其中仅呼吸道疾病一项的损失就有7400万元。卫生部认定慢性障碍性的呼吸道疾病是中国前导的死因之一，据统计占死亡的1/4以上。目前国内还没有把环境损失货币化，但损失是实际存在的，是以支气管疾病、癌症、建筑物文物腐蚀、作物减产与森林破坏的形式出现。据中国环境科学院估算，目前空气与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达4600亿元。(记者/巫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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