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３岁剃头匠的时代剪影_剃头匠

　　93岁的靖奎，是世界上最年长的非专业电影主演，也是老北京手艺人的活化石。世事更迭中，他从小学徒奋斗成掌柜，最后又变为无产者。近一个世纪的兴亡，化为了“淡定”两个字 　　
　　2002年，蒙古族导演哈斯朝鲁被一个纪录片勾了魂，片子叫《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们》，讲述北京胡同里一个剃头匠88岁了还在为人们做活。老人瘦弱、佝偻的背影一直在他的心头萦绕。2005年初，老人的形象又按捺不住地跳了出来。哈斯朝鲁千方百计找来了纪录片，和后来的编剧冉平一起看。看完后冉平问：你想干什么？哈斯朝鲁说，我想把他拍成电影。冉平问，你为什么喜欢这个东西？哈斯朝鲁说，这就是我要问你的东西，你喜欢吗？冉平说，我太喜欢了。两人一拍即合，电影《剃头匠》的意向开始草拟，以老人的生活为原型，并决定让老人演自己。但这是一个太疯狂的想法，掐算一下，靖大爷已经90多了。且不说能不能演好戏，最大的风险是老人还在不在了？即使还在，会不会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动了？
　　哈斯朝鲁开始沿着北京胡同大海捞针般地找，整整找了两天多，什刹海、景山，一个胡同一个胡同挨个扫荡，最后就剩下景山公园的一个角了，哈斯朝鲁觉得，要是这块角落再找不着，估计老人可能是没了，毕竟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他都在犹豫是否要放弃拍这部片子了。
　　幸运的是，哈斯朝鲁最后还是找到了靖大爷的家。进了院子，先听见哗啦哗啦搓牌的声音，他冲着窗口往里一看，几个老人在打麻将，其中就有自己熟悉的那个靖大爷。白白的头发，穿着乳白色夹克，“哎呀那个矍铄，哎呀那个清爽，哎呀不用提了！”高兴坏了的哈斯朝鲁忙向老人介绍了自己，问靖大爷是不是每天打麻将，靖大爷说是，每天打两个小时。哈斯朝鲁又高兴坏了，因为能够打麻将，说明思维是清楚的，能够坐两个小时，身体就还不错，演电影就有戏。两人拖着长音就对上了：哈斯朝鲁问，眼花吗？靖大爷说不花；耳背吗？靖大爷说不背；您还做活吗？靖大爷说做。哈斯朝鲁再哎呀一声，您还蹬着三轮车做活呀！靖大爷说有人叫我就去。哈斯朝鲁冲出去就给编剧冉平打电话，我找到靖大爷了，他不仅健在，而且身体还很健康，而且还在做活。冉平后来的一句话让哈斯朝鲁终身难忘，冉平说，靖大爷这个老人就是为你这部电影在活着的。
　　2006年，电影《剃头匠》荣获第37届印度果阿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金孔雀奖。靖大爷以93岁的高龄在片中出演了主角敬大爷，成为了世界上最年长的主演。电影《剃头匠》在北京大学举行首映式，靖大爷也出席了。坐在车上，他觉得有些不对劲，这不到成府路了吗？这不到海淀了吗？这不是燕京大学嘛？靖大爷解放前来过这里，他来的那阵还归美国人呢。那时他在清华大学开了一个理发室，燕京大学也有一个理发室，他常常找燕京理发室姓刘的老板“耍钱”。“这说话间多少年了！”靖大爷感慨，“都变了！”
　　
　　活泛的农村孩子
　　
　　靖大爷名叫靖奎，1914年底出生于北京顺义县一个农民家里。家里的光景还不赖，靖奎进了私塾，从小就熟读四书五经。乡下也并不太平。袁世凯还在台上，靖奎记事起，就流行“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靖奎自己的帽徽也是这五色，当时代表五行：红为火，黄为土，蓝为木，白为金，黑为水，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靖奎念了两年书，五色旗就被废了，换成了青天白日旗，挂上了孙文的像。“私塾不让念了，课本也换了，开始念国文了，念三民主义了。后来奉军进关，张作霖和冯玉祥打，军阀混战完了，叫老蒋给制服了，末了日本人就来了。”靖奎一口气将经历的几代数落下来。
　　而靖奎自己的鸿运该怎么走就怎么走。爷爷想让他上大学，其他人不同意，靖奎一赌气，就自己跑城里当学徒去了。那时候他不过十五六岁，北京还叫北平。靖奎觉得自己有点文化，本来想找个记账的活，没成。找到一家成衣铺，师兄偷钱，赖在他身上，都说农村孩子怕事，靖奎不怕，和师兄大吵一架，一甩手，又去了一家理发馆当学徒，从此进入了剃头的行当。靖奎跟别的学徒不一样，特活泛，“出门三辈小，在家三辈老”，比他大一点的靖奎就叫叔叔大爷，婶子大妈，叫得很亲，碰见卖羊肉串的，靖奎就叫声二伯，“人家说饿了不是？吃！吃就吃！”学徒的日子不好过，但靖奎没少享受，从来没有挨过打。他会哄人，哄得上下左右都挺喜欢他。学徒期满，当了工人，靖奎也和别的工人不一样。别人老指着每个月30块的薪水，靖奎却不。掌柜的会正骨，客人哪里有毛病，掌柜一捏就好。过去给人捏是理发后“白饶”的，不收费，叫“放睡”，好些人马马虎虎，没当回事，随便糊弄两下。靖奎却偷偷地学着掌柜，还自个儿钻研针灸图，琢磨穴位。后来日本人来了，管“放睡”叫按摩，给客人再捏就要钱了。
　　结果，靖奎二十来岁就当了掌柜，花了1000多块钱的联合票，在地安门盘下一处房， 楼底3间营业，楼上2间住家，有三丈多长，两丈多宽。靖奎在这里开了自己的第一家理发店，叫“谦城顺”，因为过去那里有一堵城墙，老北京讲究牵着城，代表“好”和“顺”。
　　日本人走了，靖奎照旧做自己的买卖，通过老主顾介绍，在清华大学又开了一个理发室。也不办营业照，也不出捐，也不纳税，白使学校的水电和房子。不过给大学做活，不讲究不行，靖奎为置办一套好设备也没少花钱，投下去一条金子。好在生意兴隆，一天能剃一二百号学生，一年多靖奎就把本挣回来了。靖奎在“谦城顺”雇了七八个人，在清华理发室雇了11个人，开始享受掌柜的做派，“我不干活，我尽吃喝玩，跟学生打球去了。”
　　钱挣得多了，花的地方也多。靖奎喜欢耍钱玩牌。他在城里和顺义农村有两份家，哪头打点不好也不落忍，于是靖奎在农村盖了5间房，置了几亩地。那时候靖奎年轻，做买卖的时候讲究，看不上自己店里工人做的活，就为“要个样子”，他每次都上东城区做头发去。他有一个也干这行的朋友，两人你给我剃，我给你剃。
　　
　　600块，店没了；600块，房没了
　　
　　靖奎兴旺的时候，一天十个活就有八个是专门奔他来的。他当工人的时候，客人打赏的酒钱归自个儿，一月工资挣30块，酒钱就得挣40块。除了手艺好，甭管什么名流显贵，靖奎好跟人聊天。但大官不喜欢的就不敢说，碰了钉子就马上改，不然早吃亏了。专找他做活的名人不少：名角尚小云；落草出身的国民党著名抗日将领马占山，靖奎两个星期去马家一次。马占山家里没人敢坐着，听差的、秘书，全站着。靖奎去了也不敢坐。马占山让坐才坐。靖奎也给傅作义做过活。有些人做着做着就变成熟人了。国民党的有，共产党的也有。刚解放时有个唐部长，每次来做头发，靖奎给他烟他就抽，给他倒水他就喝，部长老伴直捅他，唐部长说，你甭管，这是我老朋友，我放心。他还给靖奎拿钱，让靖奎把店门脸修理修理，靖奎说给我修我就修，但老伴不敢，也就作罢。
　　靖奎的风光日子没过上几年。清华大学的理发室刚一解放，就连东西带工人被没收了，清华大学赔了靖奎一些钱，“600块钱就没我事了，这买卖就归人家了。”而到了50年代末，公私合营，靖奎在地安门的店也没了，也没赔钱这一说了，只准了一个回店里做工的名额，靖奎让老伴去了。一是老伴呆家里不够生活；二是原来当掌柜，现在回去干活，工人的讽刺靖奎就受不了。
　　靖奎开始了走街串巷的剃头生涯。过去的达官显贵客户从此就断了线。靖奎好面子，城里都是熟人，怕寒碜，“当惯掌柜了，还下街给人干活去！”所以靖奎就上远处，骑着自行车上马甸、黄亭子，那时还都是村子，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但自个儿干也不行，“公家管你哪，比如我正干活呢，有人来查，干吗的？拿照来。没照就不行。得罚你，就得偷着摸着的。”靖奎有自己的对策，他开始上人家里做活，“给姓张的做活，姓张的给引荐几家，到姓李的家呢，又给引荐几家，各户引各户，一共一百多家，我都做不过来。”做完活了就上人家家里吃饭，公家就管不着了。日子久了，收入也不错，那个时候老伴一个月挣30块钱，靖奎好的时候能挣100块。渐渐的，靖奎也想得开了，这行业在旧社会，是下贱，是不受人尊敬，是受人轻视，现在社会分工全一样，你是工人我也是工人，你今天当官了，没准明天下野了。国民党当司令的，文化大革命一样也跪着，你跟我一样，有什么区别呀？靖奎从此只在城里头做活了，“爱知道不知道吧。”比如德胜门、安定门，这儿固定的老客户就有200多家。
　　让靖奎惦记的是房。地安门理发店被“合作”了没给钱，靖奎没管，“老伴掺和了，就没我事儿了。可那房呢？”靖奎高了一嗓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靖奎主动把地安门的房契上交了，那个时候不交不行，房管所后来把靖奎的房卖给了一个摩托车厂子。靖奎说不搬，老伴非要搬，有些街坊讽刺他，人家还住自己的房，你这房国家都收了，靖奎想，搬就搬呗，全家搬到了胡同杂院，没想到就再也回不去了。
　　文革后落实政策，靖奎说，我还要房。找了房管所一年，没人搭理，没辙了，去领了600块补偿款。那个时候600块钱还值钱，但靖奎现在想，100万也不卖。那是什么地方？地安门大街呀！靖奎总记得地安门西边那个楼，现在是银行，那房子是他的。后来慢慢也就淡了，“也就瞎凑活吧，什么事都不想了。”
　　
　　剃头手艺的“老祖宗”
　　
　　不管哪朝哪代，靖奎大爷守着一肚子剃头经：这行业，你瞅着没什么。就跟那化妆的似的，这人要不好看，能给这人推得好看喽。我们做活，这人颧骨高，就给他头发留厚一点。那人歪脑袋，你不能再随着歪，一边头发要厚一点，一边头发要薄一点，这脑型、脸谱一人一样，做活细的就要把主顾记在心上，头的样子，长短大小全知道。但干我们这行的，很难，跟别的手艺不一样，别的手艺能改，坏了就坏了，这剃头，就补不上了，头发已经没了你怎么补啊？说你一不留神，拉一口子，这可就拉流血了。靖大爷叹道，难哪！就难在这地方！
　　靖大爷说自己已经是剃头这个行当的“老祖宗”了，干理发的，能干到这岁数，往上说，没有，往下说，也没有，“活他妈90多”。靖大爷十几个徒弟，除了在农村的那个女弟子，都死光了。做这行的，60多，甚至50多就都“回去”了。过去做活老吃半截饭，一顿饭得吃四五回： 来客人了，赶紧撂下，给人做活去。刚吃两口，又来人了，又得撂下，身体吃亏了。另外老得站着。剃头这行又没有规矩，挣了钱吃喝嫖赌的多，太随便，把身体都毁了。
　　只有靖大爷活过了这道坎。70多岁的时候，他还骑着自行车上门给人理发。摔了几次，害怕了。到85了，有人送给他一辆三轮车，他就骑着三轮出门做活。只是后来花哨的美容美发多了，找他的年轻人就渐渐少了，全是上岁数的老主顾，“有病的呀，出不来的呀，上他们家给他们做去 。”再后来，老主顾们也都纷纷去了，靖大爷数着，20多年下来，“剃死”了四百多人。“有时候一天就死仨俩的，下回我一去，哎，这人没了。又上一家，又没了。”
　　靖大爷的老主顾里，有一个拉三轮的老张，孤老头子，半身不遂。靖大爷一个月去两趟，靖大爷说自己那时还年轻，只有80多，去了就给老张撮炉灰，搬煤炭。街坊说您这是理发呢，还是干活来呢？靖大爷说，他孤身一个人，你说怎么办？都是老人，互相帮忙吧。靖大爷最生气的是碰上有儿有女但不孝顺的主儿，有一次也是一个半身不遂的老头子，总着急，老人的儿子说甭理他，他装丫。“我他妈真别扭。这叫什么儿子。我说你甭这样，他能动他能装这样吗？谁愿意装？别介！你也有孩子。”靖大爷连劝带骂。但碰上脾气不好的，靖大爷也不敢言语。
　　靖大爷自己的头发不再讲究了，随便上外边剃短完事。他常常感叹现在功夫差了。人民大会堂演戏，他一瞅那化妆就不行：青衣嘴唇抹得像个紫茄子似的，花脸比过去的三流角色都不如。自己这一行也不一样了：解放后归公家了，顾客说刮脸，不给刮。那洗头哎，过去得坐那儿洗十几分钟，现在揉巴揉巴就完了，“这叫什么事？质量全差了！各行各业都差了。”客人也变了，变得追求时髦。电视里流行头上留几根毛，有的顾客这儿也要留几根毛，靖大爷就又劝上了：我说你留这有什么意思？人家是逗人笑，招人乐，要这怪型儿，你瞅瞅电视里，哪个首长留这个？
　　如今，靖大爷还是靠着自己的手艺生活，老伴去世了，又找了一后老伴。儿女们也全都退休了。靖大爷自己没有退休金，有时儿子贴补点。但和早先下街做活一样，靖大爷给人剃头还是不争价。随便给。
　　
　　靖大爷的电影生涯
　　
　　靖大爷已经不是第一回演电影了。十几年前，靖大爷正做活呢，北影厂拍电影，问他会念书吗？愿不愿意演电影，靖大爷说会念，愿意。他演辅仁大学的一个老师，给女学生们讲《孟子》，靖大爷打小就读《孟子》，演这个角色驾轻就熟。拍了一个礼拜，每天挣10块钱，“那就不少了，还管饭。”只是靖大爷至今也没见过那个片子，也不知道电影叫什么名字。
　　拍电影《剃头匠》的时候，靖大爷自己演自己，反而受老罪了，一拿来剧本他脑袋就疼了，本来以为像拍纪录片似的，自己该干吗干吗，没想到还得背台词。过去高高一摞书，提哪背哪，现在不行，老忘词。他把词写在了手心上，夜里睡不着觉也在背台词。但有时台词记熟了，接词又没接上，因为对方没有按本子念，靖大爷就生气，你怎么乱改词儿？他怕给导演找麻烦，镜头一照三回，他心里就起急了，责备自己，“哎约，怎么这样，你挺大岁数了，就弄不了，就办不到？”
　　电影开拍了一个多星期后，靖大爷有一天人特别木讷，剧组赶紧把他送进医院检查。晚上副导演回来了，说老爷子什么事情都没有，就是压力太大了，担心演不好，担心他的身体坚持不下来，把大家都搁这了。靖大爷心事太重，憋得受不了，一晚一晚睡不着觉，他的安眠药是女儿在管，他开始从女儿那里偷了安眠药吃了，两三点吃了安眠药，早上六点就起床，结果犯迷糊了。
　　靖大爷有自己的心思。 帮人我就帮好喽，一帮到底。那么些人扔几十万怎么弄呢？这不害人吗？有人跟他出主意，说你呀，装病，给他泡一天有你一天钱，“我说他妈的这是人办的吗？”靖大爷老催着导演快点，哪怕质量什么的次一点，他怕自己身体弄点病，“万一要出点错，您这钱就白花了，您找演员哪儿找这么合适的呀？”
　　靖大爷演的最后一场戏是片中的高潮。当时预备拍摄敬大爷安排好了自己后事的场面。哈斯朝鲁正在布景，靖大爷的女儿跑过来说，导演不好了，我爸不行了。哈斯朝鲁冲进休息室，靖大爷正坐在沙发上哆嗦，脸煞白，浑身冒虚汗，哈斯朝鲁吓坏了，怕老人心脏病犯了，扶他躺下。靖大爷一动不动，剧组的人都进来了，满屋子鸦雀无声。过了一个多小时，靖大爷才长长出了一口气，哈斯朝鲁要送他去医院，靖大爷握着他的手说，导演，没事，拍吧。哈斯朝鲁为难，不拍吧，对于片子来说太遗憾了，拍吧，对老人太残忍。靖大爷还是握着他的手，说，没事，拍吧。不拍我怕就拍不成了。结果那场戏四五个镜头，改成了一个镜头，就让靖大爷孤独地坐着，看着自己的遗像就行了。镜头一共10秒，但是开机以后，哈斯朝鲁很长很长时间不忍心喊停，最后喊停的时候，哈斯朝鲁的眼泪不由自主哗啦流下来。现场的好多人都流下了眼泪。
　　《剃头匠》原定拍40天，一个月就顺利拍完了。靖大爷后来领了2万多块钱的片酬，心里头很过意不去，“剧组里的这些人百分之百对我都好。人家对我这么好，我说我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影片开始陆续在一些地方放映了。靖大爷出席了北大的首映式，他对自己的表演不是很满意，认为片里的自己有点迟钝，说话、动作也不怎么好。他要导演原谅他这一点，因为他没干过这事，“要再拍，准比这好一点。”靖大爷再一个不满意是这个片子里自己尽做活了，“这有什么呀，这没意思！教育教育呗。”靖大爷觉得还应该在剧本里头添这么个戏：“比如我做活去吧，有子女不孝顺，应该我劝子女们，对老家伙好一点。”
　　不过，哈斯朝鲁对靖大爷的表演赞不绝口，称他是天才演员。比如片子里要拍敬大爷去给窝在家里的米大爷做活，要求表演拉开窗帘透气的动作，结果靖大爷自己发挥上了，先说“你这屋里都什么味呀！”然后才自自然然地拉开了窗帘，效果出人意料。
　　
　　都是一辈子
　　
　　2007年1月9日下午，本刊记者找到了靖大爷住的那片胡同，大杂院里挤着太多的人家，实在摸不到方向，只好给靖大爷打了电话。“你等着，我来接你。”靖大爷拖着音喊着大声。不一会，巷子里就出现了靖大爷的身影，银发透亮，腿脚稳当，90多岁的人，看上去像70多岁的硬朗。这么些年，他基本没住过医院，没怎么连累过儿女。
　　靖大爷如今和后老伴住在一间12平米的小屋里，与儿子和女儿是邻居，三户人总共三间半房子，大小都差不多，这些房子也是在别人的院子里搭出来的，只留了一线过道走人，还堆着三轮车、蜂窝煤，晾着大人小孩的衣服。正是入三九的第二天，北京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两度，靖大爷的屋里比屋外暖和不了多少。屋里本来安了暖气，但是没有人添火，暖气也就成了摆设。老人自己也没烧炉子。靖大爷倒没觉得冷，中山装外只套了件棉背心，有70多年烟龄的他有滋有味地吸着烟。小屋子里摆满了老式的电器和家具，拾掇得很干净，床单都是平平展展的。一张《剃头匠》的海报贴在进门显眼的地方，一盆葱搁在窗沿上。
　　因为记者来，靖大爷打不了小牌了。他上午刚做了一个活，往北海“腿着”去的。“他儿媳妇来家找我来了，一个老头子，半身不遂，说大爷您给我公公剃剃去吧，给我桌上扔了三块钱。”家里的后老伴不愿意了，说这么点钱你就给做了？靖大爷说，争什么呀？争这点钱管什么用，人家一时半会拿出不来，怎么办呢？我去就去吧。
　　“没钱要理，你说是不是？”靖大爷给记者沏上了茶，很细心地把泡好的茶叶专门撇出来，滤清的茶水倒在杯子里。
　　靖大爷每天遛着弯买份《北京晚报》，有人对老北京发言，靖大爷张嘴就数落：“哎哟，说北京这多少门那多少门，全他妈说错了，不对，北京的城门是里九外七皇城四。”他也看电视，但是只看新闻和杂技，“这都实的。杂技团真功夫，剩下电视剧瞎掰的。咱们这尽假的不行。”上岁数了，靖大爷对儿女孝不孝顺最关注，“恐怕你不爱听，现在这年轻人我瞧不了。不孝顺父母，你们还有良心吗？”靖大爷对现在的社会风气也颇有微词，“现在坏人忒多了。我看报纸，抢100多块钱就扎死人，现在这没有人性啊！”
　　靖大爷以自己一辈子的经历，总结出“哪个社会，都有兴一部分人，灭一部分人”。“哪个社会都有奸细，哪个朝代都有坏人，当官的都一样。比如贪污这事，不能够赖党不好，是个别的干部不好，你不能够胡栽赃，是不是？”靖大爷惦记着新社会的好：“你拿这穷人来说，可以退休，过去谁管你？过去谁他妈一天老吃白面。这生活提高了，不是好处啊？”可是不一会，靖大爷又狡黠地笑了，实话实说自己讲话不能亏心，学徒时代自个儿就开始享受了，有烧饼或炸油饼的，拿起来就吃。靖大爷总觉得，人这辈子，有好的时候也有不好的时候，不赖社会。他自有一套为人处事的道理：谁也甭自大，全是人，都是十个月怀胎，一样；靖大爷对动物也平等：都是一世，有什么区别呀？人有繁殖，动物也繁殖。人有夫妇，动物也有夫妇。靖大爷劝人要想得开，这么大个国家，哪能都对每个人的心思呢？
　　

推荐访问:剪影 剃头 时代 ９３岁剃头匠的时代剪影 一个剃头匠的世纪剪影 剃头匠93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