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半枪闹革命的是谁 [方志敏:两条半枪闹革命]
时间：2020-02-13 07:37: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血战东南半壁红， 忍将奇迹作奇功。 文山去后南朝月， 又照秦淮一叶枫。 这是1940年叶剑英在看过方志敏的手书之后，特意在方志敏照片上写下的一首诗。如今，这首诗被刻在方志敏纪念馆中方志敏雕塑的底座上。
诗中的文山，指的是宋朝丞相文天祥。叶剑英将军为何拿文天祥和方志敏二人作比？
公元1282年，文天祥就义。行刑前，他朝着南方拜了几拜，那是南宋王朝所在地的方向。监斩官问他：“丞相有什么话要说？回奏尚可免死。”文天祥一言不发，从容赴死。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诗句耳熟能详。当时，元世祖忽必烈以高官厚禄诱降之，文天祥回复：“但求一死！”
1935年，方志敏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皖南遭到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被捕后，方志敏在江西南昌下沙窝被杀害。他曾在遗稿中写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文天祥是江西吉安人，方志敏是江西上饶人。两地相距不远，坐火车大概六个小时。他们二人，都是为着自己的信仰而死，从容且心甘情愿。
两条半枪闹革命
赣东北流行一首革命民谚：“上有朱毛好主张，下有方邵打豺狼。第一英雄方志敏，第二将军邵式平。两条半枪闹革命，打倒土豪为人民。”
说起这“两条半枪”，倒也十分有趣。1926年冬，200多个贫苦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漆工镇暴动”， 他们手执大刀、梭标、鸟铳，甚至是扛着锄头、扁担冲向漆工镇警察派出所，砸毁了派出所的牌子，占据了派出所。这次暴动一共缴获3条枪，一条“双套筒”，一条“汉阳造”，一条“九毛瑟枪”。“九毛瑟枪”因没有退子钩，又被裁去半截，只能算是半条枪。27岁的方志敏就把这半截枪带在身边当作防身武器。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武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如今众人说起秋收起义，大多会以为只是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的秋收起义。其实，秋收起义是一个全盘暴动计划，涉及到湘、鄂、粤、赣四省。方志敏和邵式平领导的1928年弋横（指弋阳县和横峰县）起义，准确来讲应该叫做弋横秋收起义，也算是1927年秋收起义的一个延伸。
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先后在全国发动了包括三大起义在内的大小起义200多次。遗憾的是，这些起义都以失败告终。比如周恩来、贺龙领导的南昌起义，目标是从南昌一直打到广州去，然后进行第二次北伐。结果革命队伍出了南昌城市，到了广东三河即宣告失败，打得四散；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准确来讲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目标在于打长沙，从安源、浏阳这一带攻下长沙之后建立苏维埃政权，一星期后宣告失败，5000人的起义部队只剩下1500人。叶剑英、张太雷领导的广州起义，干脆谋取直接在城市起义并建立政权，三天后失败。
方志敏和邵世平领导的弋横秋收起义，同样受到了挫折。然而出彩的是，这支起义队伍随后及时转入了游击战争，并随着日后的发展，建立了著名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甚至成立了弋横苏维埃政权。方志敏以武装割据作为战略依托，保存了自己的革命力量，为以后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创造了条件。加上方志敏和邵式平等领导人经营有方，根据地随后发展到福建、浙江、江西各省，称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
这同时，全国范围内的起义过后也建立了其他一些根据地。做得最突出的当然还数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对于方志敏和邵式平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评价相当高，他称之为“方志敏式”的革命根据地，与自己“朱毛式”的革命根据地和同时期赣南的“李文林式”的革命根据地并驾齐驱。
英雄所见略同
包括方志敏赣东北、毛泽东井冈山在内的很多根据地共同创造出了三位一体理论：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建立政权。
这样一来，起义虽然失败，但是割据搞起来了。且割据往往占领的是地形有利的山区，易守难攻。国民党军队眼睁睁看着根据地一天天壮大。比如毛泽东的井冈山根据地，不到一年，达到7200平方公里，50多万人，3个全县，和8个县的一部分。方志敏领导的由赣东北根据地发展而来的闽浙赣根据地，后来包括52个县的部分地区，人口100余万，游击区人口近千万。既然城市难打损兵折将，那么干脆变成城市周边全是农村红色割据的态势，慢慢包围然后进入城市，夺取全国性政权。可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在评价井冈山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时说道，“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毛泽东赞誉方志敏革命根据地为“坚强的苏维埃阵地”，后来为表彰其杰出成绩，1931年时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授予方志敏红星勋章一枚。
方志敏的战友汪东兴介绍说他在受到毛泽东接见时，毛泽东曾回忆说自己“当时和方志敏的思想是相通的，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革命斗争的策略是不谋而合的”。
1931年发展起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南京国民党统治中心之间，正好有两块根据地作为缓冲：以井冈山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湘赣根据地和方志敏等领导的闽浙赣根据地。二者成为中央根据地的两块屏障，就像牛的两根犄角，直面国统区。1933年，国民党进行的第四次“围剿”分散包围了中央苏区，致使中央根据地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事态紧急。中共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战略，于1934年11月命方志敏率红十军团以“北上抗日”之名义，进入国民党统治重心，以分散“围剿”中央根据地的国民党兵力，减缓中央根据地红军的压力。
方志敏随后领导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在皖南遭国民党重军围追堵截。部队奋战了两个多月，敌人兵力七倍于己。方志敏本来已经率领先头部队突击脱险，为了接应后续部队，他又再一次进入了重围。这次，他却没能再突击成功。
1935年1月27日，严冬。方志敏两次突围封锁线都没有成功。天已经亮了，敌人碉堡监视严密，方志敏知道已经无法再行动，他“只得用烂树叶子铺在身上，睡在柴窝里面”。本来国民党搜到6点多钟都没有搜到，但后来被两个士兵无意中发现，方志敏被捕入狱。
狱中写稿言志
在巴黎印刷的《救国时报》中曾提到在狱中的方志敏“遭受酷刑”，实际上没有此事。恰恰相反，为了软化方志敏，国民党还将他送进了看守所的优待号。看守所分为三个级别，优待号、二等号和三等号。优待号“除不能自由走出大门外，其余都如在旅馆住着一样，十分自由方便”，相比其他犯人，待遇还算可以，只是方志敏还须带着五六公斤重的脚镣。后来看守所所长凌凤梧同情方志敏的革命精神，将他被捕时戴的重脚镣卸下，换上一副两公斤左右的轻镣。
被捕入狱的方志敏，万念俱灰。看着8年心血斗争创造出来的红十军团，如今差不多完全损失，不禁悲从中来。他在遗留的手稿中写道，“连续十余天的搜索，十军被敌一批一批地缴枪的时候”，“几次想拿起手枪向自己脑壳上放一枪自杀”。他常常骂自己“你这个无用的死人！”
令方志敏感到苦闷的是，自己的革命理想可能从此画上句号，他写道：“我这次最感痛苦的，就是失去了为党努力的机会。你们要认识到，能为党工作，为党斗争，那是十分宝贵的。”字里行间真挚至切，更夹杂着剧烈的悲伤和无奈。
另外，狱中的方志敏也非常渴望获得救援。他的文稿通过狱中朋友成功传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曾试图就方志敏问题和蒋介石取得联系，谁知道蒋的回答却是“方志敏已经被处决了”，从此便无回应。方志敏在写给鲁迅等的信件中，透露说希望鲁迅、宋庆龄、蔡元培等以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向社会发动一个营救他的行动。这些均未成功。
说到方志敏和鲁迅的关系，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版本：方志敏在狱中向鲁迅求救，鲁迅收到信件，经过反复思考，作出的回复是：“如果发动一个营救运动，那只有加速方志敏同志的死刑执行期，因此应该利用蒋介石企图软化方志敏同志的暂短时期，在狱中赶快为党、为中国后代人写下一些珍贵的遗言。”而方志敏听取了鲁迅的意见，在牺牲之前抓紧时间写了大量文字手稿。但在一般人看来，鲁迅所说的这些话有些过于“狠心”了。
对于此事，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理事、上饶方志敏纪念馆、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旧址管委会办公室主任、方志敏研究爱好者程小波告诉记者，“鲁迅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程小波介绍，方志敏和鲁迅的来往可能最多是在1922年7月份，方志敏来到上海，想半工半读。他经常给《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投稿，其见解引起了主编邵力子的注意。邵力子介绍他在报社校稿赚取生活费。《民国日报》刊出过方志敏的一篇文章《谋事》，后被选入上海小说研究所编印的《小说年鉴》里，并写按语道，“是拿贫人的血泪涂成的作品”，与其一起选入的还有鲁迅、叶圣陶等著名作家的文章。这算得上是方志敏和鲁迅曾经的擦肩而过，至于二人是否私下结识，并不知晓。
费煞苦心的手稿传送
有一个人和方志敏同一年出生，同一年牺牲，甚至他比方志敏还要为人所知，他叫瞿秋白。这二人还有很多巧合：都接受过旧式的私塾教育；都在新式学校读书且深受五四学潮影响；热爱文学诗歌；甚至，他们二人都被肺结核疾病折磨了多年。
方志敏和瞿秋白在死前都留下了大量书稿，但是无论内容还是风格，都大为迥异。瞿秋白在狱中暴露身份后认定自己必死无疑，在著名的《多余的话》手稿中，他多是针对自己的深刻剖析和思考。而方志敏的狱中文稿是写给党、写给全体革命同志的，大概分为三部分：一是讲述自己生平经历，革命斗争，根据地建设；二是被俘经过、狱中生活、检讨总结、请求援救；三是号召为死难革命者报仇，为“可爱的中国”奋斗。
和方志敏一同被捕的还有红十军团团长刘畴西、红19师师长王如痴。在狱中，这二人经常在一起下棋。方志敏心中苦闷，他对红十军团的失败进行了一番思考，加上一直热爱文学和写作，开始总结和撰写经验教训。他劝王如痴也写一写红军的建设，王如痴表示，写出来了也寄不出去，实在没什么意思。方志敏听了这样的话，更加苦闷，也停了十几天没有动笔，甚至把已经写好的万余字的手稿也给撕掉了。此后，方志敏开始思考传送手稿的渠道，同时也希望得到营救。
关于方志敏手稿是如何传送到中央的问题，由于涉及当事人多，且大部分是单线联系，导致说法不一，版本各异。到如今真相大白之后，基本上可以说是，两对夫妻，四次传送。
在狱中，方志敏的囚室和高家骏的卧室刚好面对面，方志敏经常和他聊天。高家骏当时任监狱文书一职，他坦言，在谈话中“为革命志士的人格魅力所感动”，表示愿意为方志敏手稿的传送尽力。
说到这儿，也就不得不说到高家骏的私事。在来武昌担任文书之前，高家骏在杭州有一位叫程全昭的恋人。但是由于高家家境贫寒，程家竭力反对两人的亲事，使得他们一筹莫展。于是，高家骏决心外出闯出一番天地，最终考取了南昌军法处得上士文书。程全昭则留在杭州一所小学里面当教师，期待有朝一日能够重聚。
如今的高家骏决定要为方志敏提供帮助。方志敏想把自己的书稿送到鲁迅处，并期待鲁迅能够伸出援手。高家骏苦思冥想，他想到了程全昭。随后，他便立即秘密邀请她来南昌一趟。
程全昭瞒着家人满心期待来到南昌，当她见到日思夜想的高家骏之后，却诧异地得知高家骏叫自己前来，是想要自己传送一位“共产要犯”的密信。高家骏耐心地向她讲述了方志敏的故事，程全昭深受感动。
到南昌的第三天，程全昭随高家骏前往看守所，并且以换洗衣服为由，将装有方志敏书信的包裹带了出来。这里面包括著名的《清贫》、《在狱致全体同志书》等。她的任务是要把这些书信送到四个人那里：鲁迅、宋庆龄、邹韬奋、李公朴。方志敏给程全昭起名为李贞，自己为李祥松。
程全昭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到达上海后，她首先落脚在同学工作的宝隆医院。程全昭先去宋庆龄家，是保姆开的门，待程全昭说明来意后，保姆说宋夫人并不在家。程全昭留下自己的名片然后匆匆离开。
接着，她来到生活书店找邹韬奋，哪知邹韬奋当时流亡在国外，也没有见到。
程全昭随后到内山书店寻找鲁迅。她见到的是内山书店的一位高个中年男子，人很热情，却只是告诉她：“鲁迅，你是找不到的。”程全昭无奈之下，只得留下方志敏写给鲁迅的信件，请那人转交。
程全昭马不停蹄地又去找李公朴，当时李公朴在中华职业学校担任校长一职。程全昭在学校等到晚上6点半，才碰到来上课的李公朴。在会客室，程全昭开门见山便说：“我从江西来，帮方志敏送一封重要的信给您。”当时会客室还有其他旁人，敏锐的李公朴便佯装说道，“我不认识这个人！他怎么会让你送信给我？信先放我这里吧！”
跑了一大圈，程全昭返回了宝隆医院，焦急不安地等待消息。
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在生活书店看到了程全昭留下的名片，于是便前来宝隆医院寻人。恰巧那天，胡子婴打扮得比较华丽，并且她跟程全昭自称姓宋（那是胡子婴娘家的姓氏），时年18岁的程全昭立刻认为这个人是宋庆龄，便将方志敏的信件交给了她。胡子婴担心程全昭的安全，要求她离开上海。程全昭随后坐车回杭州了。
拿到信稿的胡子婴回到生活书店，将信稿交给了胡愈之和中央特科的毕云程。随后几个人想办法，将抄件通过莫斯科又转到了法国巴黎。在法国巴黎主办《救国时报》的吴玉章，看了方志敏的手稿之后，决定将方志敏的文章《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刊登在《救国时报》的第二期。
只是这些事情，离开上海后的程全昭一无所知。待她回到杭州后，焦急万分的家人在西湖边找到了她，从此再也不让她离开家门一步。
可以说，程全昭任务完成得还不错。但是，她还没来得及通知自己的恋人高家骏，便被家人关了禁闭。高家骏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消息。以为中途出了什么差错的高家骏决定亲自去上海送信。
高家骏决定离开武昌后不再回来。他在上海找到了人帮他送信给李公朴，但是其他三封信都没送出去。更麻烦的是，他发现已经被人跟踪，只好离开上海。高家骏回到杭州去找程全昭，程家人三缄其口，坚决拒绝他和程全昭见面。无奈，自此二人相隔天涯，直到了黄昏之年才得以重逢。
为方志敏传送书信的还有一对夫妻，叫做胡逸民和向影心。身为国民党的胡逸民本是南京中央监狱等三个监狱的监狱长，由于与蒋介石政见不同，被关进了“自己家牢房”。虽是囚犯，但是由于他和方志敏都住在优待号，经常在一起聊天。
胡逸民受到了方志敏的影响，同时答应为他往外界传送书信。方志敏以前学过英语，胡逸民也懂英语，为防止他人怀疑，他们还常用英文对话。
胡逸民的老婆向影心进出监狱自由，经常为胡逸民外出买菜。胡逸民将方志敏写的文稿《我从事革命斗争略述》交与向影心，让她把手稿送出去。哪知向影心后来改嫁毛人凤，手稿丢失，散落在民间了。直到1939年，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叶剑英发现了方志敏遗稿，便想方设法花了8万大洋，将方志敏的手稿买回来。
胡逸民本人也曾为方志敏传送手稿。当时，他带着《可爱的中国》奔赴上海。因无路可循，胡逸民便来到章乃器家，见到了章的妻子胡子婴，她将文稿代收。不多几天，章乃器被捕，胡子婴担心起文稿的安全，便让章乃器的弟弟章秋阳送到宋庆龄家，由宋庆龄交给了中共党组织。
方志敏书稿的传送分成数次，一波三折，所幸几乎每个人都信守诺言，竭尽全力。
1951年时，方志敏《可爱的中国》在上海首次印刷出版。此后，方志敏书稿相继出版，并结集为《方志敏文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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