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言而肥 [言行一致和食言而肥]
时间：2019-04-30 03:26:2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言行一致，指的是说到做到，还有一个更强劲的说法叫做言必信行必果，出自《论语》。而食言而肥则恰恰相反，指的是只顾自己图利而不履行诺言，出自《左传》。可以说，我们这个民族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对这两种为人处世的行为做出判断：言行一致者受到尊重，食言而肥者遭人鄙视。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古代圣贤这样的教诲并未被其所有后代记在心上，而引申出来的契约精神却又来自西方。
有个例子耐人寻味。李鸿章是清朝后期的著名人物，据说他平生最敬爱两个同时代的西方人，一个是美国的格兰特将军，另一个就是英国人戈登。格兰特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北军统帅，经过几年鏖战击败了南方军队，统一了美国大陆，开创了美国历史上100多年的和平时期，其功绩不亚于当年独立战争的林肯。那么，戈登做了什么，让李鸿章如此敬重？
反面人物的信念
在国内现有的大部分教科书中，戈登在中国近代史上始终是个反面人物，因为他曾经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加入英法联军，打得清朝军队丢盔卸甲，还一路攻入北京，强盗般烧了圆明园。但就是这个戈登，几年后却因为镇压太平军有功，被同治皇帝授予提督，那是当时清朝部队中最高军阶。英国政府也同时晋升他为中校，并授予他爵士，视其为救世主，哪里艰苦派他去哪里，不是远征亚洲就是远征非洲，而戈登也不辱使命。
几十年后他作为苏丹总督在喀士穆被叛军围困时，拯救戈登的声音非常强烈，已经决定放弃苏丹的英国政府在舆论压力下，专门派出一只部队赶赴苏丹去营救这位大英帝国的民族英雄。但由于这支队伍晚到两天，戈登已经战死。舆论哗然，英国当时的自由党政府被迫下台。
戈登之所以在胜败两方都备受礼遇，不仅因为他军功显赫，还因为他具有当时典型的英国契约精神：信守承诺，重视个人声誉。1863年12月，戈登率领洋枪队配合淮军转战江浙，围剿那一带威胁上海外国侨民的太平军，在苏州城久攻不下后，他以指天为誓保证对方性命的方式招降，使守城军内讧，兵不血刃攻占了这座太平天国重镇，为淮军立下汗马功劳。事后不久，他的上级、身为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却借口诱杀了所有献城的八名太平军降将和无辜士卒几千人，将之前的招降协议弃之如履。
戈登闻之大怒，认为这是无耻的背信弃义，使自己这个招降担保人声誉受损，便提着洋枪登门算账。自知理亏的李鸿章被逼得在军营中四处躲藏，不敢出来相见。盛怒之下的戈登留下最后通牒公开要求李鸿章辞职，以谢违约杀降之罪，否则自己将亲率洋枪队调头进攻淮军，将打下来的苏州城池再重新交还给太平天国。
由于戈登反应激烈，杀降这个本来是清军内部的事情演变成外交冲突，上海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立场坚定一致声讨，还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并告到了朝廷，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他们不会再帮助清政府，并可能撤回帮清军打仗的洋枪队和西方装备。李鸿章只好上书朝廷辩解，还在西方人威胁下公开声明杀降一事与己无关，才了结此事。
以后戈登弃华而去，十几年后再度来北京时，已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奉他为上宾，还期待用其影响力化解中国和俄国的战争危机，劝说俄国不要进攻中国。
主流思想的缺失
梁启超后来评论此事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杀降罪状有三：违背公理，食言，负友人。梁启超是留过洋的中国改革的启蒙者，其理念自然受西方影响，其评价符合国际惯例。
但是，代表中国思想主流、以“理学家”自诩的曾国藩，晚年发出的感叹却称赞李鸿章的这种行径。他说：“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好像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心狠手辣才能成就大事，就像曹操一样。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戈登那样的例子应该很多，仁义之举一直被人推崇，奸诈行为始终遭人唾弃。《三国演义》中，刘备忠厚仁义，从来就是人们赞赏和学习的对象；而严守承诺、知恩图报、大德大义的关羽甚至被后人封为神灵，供在庙里。
处世准则
信用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在古代就有一诺千金的说法，也有用生命来履行诺言的壮举，比如“荆轲刺秦王”。像“桃园三结义”那样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即使没有人监督，他们仍然会信守承诺完成使命。《史记》的“游侠列传”中写到，一些游侠行为虽然不都正义，却能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西方后来的骑士精神也是如此。
盎格鲁—萨克逊人自古以来就有重视承诺、珍惜荣誉的传统，许多人为维护自己的名声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多少年前，移民美国的英国人嗜酒如命，但不像我们一些国人似的酒桌上答应的事情过后就忘了。他们酒桌上可以把家产、跟班仆人甚至庄园契约拿来做赌注，输了的话立即签字画押，承诺立即兑现，产权马上转手。赖账的人会遭到整个社会的唾弃，还可能有生命危险，因为对方可能会立即提出决斗。这就是西方崇尚的契约精神。
历史过去了那么多年，中国对外开放程度已经相当高了，中西方的行为方式和道德准则也开始趋同，但食言而肥的现象却不见减少，无论地方政府、公司还是个人。这正是我们建设一个现代化法制国家和信用社会的最大障碍。
契约精神
面对一纸协议，我们习惯找其中的毛病，以便不去执行；而在西方，他们会相反，按照协议规定，找哪些地方没有被履行。因为契约就是契约，签字的东西是被用来执行而非践踏的。
契约精神缺失的代价是严重的，它会殃及民族性格，还会给社会带来混乱和动荡。我们迟早会认识到这一点，尽管现在食言而肥的个人和公司在国内似乎没有受到多大的惩处。
契约不仅仅是口头承诺，还可以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合同。如果说在信托作为个人的诚信而托付这点上中西方相通的话，那么契约精神的建立则是西方人完成的。契约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其伦理学中关于正义的论述蕴含着丰富的契约思想,他还提出交换正义的概念。
西方的契约精神并不仅仅停留在古代宗教理念中, 还被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概念运用于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手段上,这便是社会契约精神。启蒙运动先驱霍布斯和洛克都探讨过社会契约，洛克还提出了现代信托意义上的委托人体系，直到法国的思想家卢梭写下他的集大成之作《社会契约论》。
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契约精神的例证就是白帝城托孤。最值得称赞的受托人就是诸葛亮。在这个事件中，一方面委托人对受托人有高度期待，因为刘备托付给诸葛亮的不仅是其子事业、前程甚至终身，还是整个江山社稷。另一方面是受托人对委托人的承诺与忠诚，即便刘备允许诸葛亮在儿子不成器时可以取而代之，但诸葛亮仍然不能这样做，即便他有足够的实力和威望。
白帝城托孤并没有法律条文的限制，刘备只能在大庭广众之下，给诸葛亮以道德的约束，让其子以父事之，尽管当时帝王所说就是法律。
中外区别
古代的例证足以让人铭记，近代的教训也不能轻易忘怀。
曾国藩和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人物，对国家贡献也最大，但是他们的契约精神确实不令人赞赏，也许中国近代史上正是由于缺乏这样一种精神—— 一种我们古代文明创立并推崇的中华文明，才会使得国家衰败被人欺辱。
我们公司的王总是很早就见过世面的人。有一次说起李鸿章访问德国时，获赠一对小哈巴狗作为礼物，那时交通不便，出国一次得个把月甚至还长，有狗狗陪伴估计能减少寂寞。多少天后德国国王再见到他时问：那两个哈巴狗怎么样啊？李鸿章想了想回答：味道不错！这个故事没有考证，中西方差距大得很啊。
英美现在为荣誉而宁愿牺牲、具有骑士精神的人也许不那么多了，社会移民多，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社会上的契约精神也并不如以前那样强。但是他们用后来建立起来的信用制度、以文字和记录来约束这个良莠不齐的多元化社会。信用制度不仅约束个人，也约束公司，甚至用来约束地方政府和国家。可以用一纸私人机构评级公告逼得公共财政要么破产，要么想法还债。
今天，英国人说到做到的习惯已不像一百年前那样严谨，戈登的行为已经成为守信的经典案例，但他们通过制度规范个人的行为，从之前的自我约束逐渐演变成外力约束，所以他们的契约精神仍领先于世界。反观我们，本来很好的习惯被滚滚而来“朝钱看”浪潮淹没吞噬，而我们又迟迟不愿意建立起制度上的约束，地方政府欠钱不还的劣习已经成为常态，食言而肥现象日益严重。建设有信用的政府、有信用的社会，恐怕是未来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