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六书形声构形法理论解弦更张] 用六书理论分析汉字题
时间：2019-04-25 03:21:5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图分类号：H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7-0005-02 摘要：古人善用“方以类聚”的认识方式归纳形同质异的客观事物。汉字形声构形法的思维基础，就是我国古代曾经非常盛行的“方以类聚”意象思维方法。由于意象思维在形式上显得跟现代科学方式格格不入，因而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似乎已经不太为当代人重视。甚至连谈及这种思维方式都有被偏激者斥为异端或冠以伪科学之名的可悲结局。但是挖掘利用这种思维方法，将有利于今人解决汉字六书理论中一些长期似是而非悬而未决的问题。
关键词：方以类聚；意象思维；共相；个相；同中求异；异中求同
中国语言文明的发展历程跟世界其他民族的发展模式有所不同。中国语言文化从古至今经历了贵族文化—宫廷文化—经院文化—士子文化—大众文化的演变。在这种发展轨迹所伴生的舆论态势下，运用意象思维跟辩证思维方法研究汉字，自然难免招致讥讽嘲谑。意象思维和辩证思维，是汉文化中不仅由来已久而且迄今犹盛习焉不察的思维方式。对这种略显古朴却也深沉的思维模式及其理论方法，应该给予重视并且需要加强应用研究。所谓意象思维，“意”就是物质世界客观存在的共性和普遍性规律；“象”则是人们用以描摹形容外界事物的一系列象征性符号。应该意识到，对于古人以意象思维方法创制的汉字，我们却想用另一种思维方式去解读，这本身就够荒唐的。在通行的汉字学理论框架内，形声字当中一种长期被学界称为“声符”的构形单元，它们在被视为“声符”的同时，其实更充当了文字的“意符”。它们仅只被看作简单的“声符”或者间或至多被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声兼意”，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所谓“声符”是形声构形法中极其重要的汉字表意方式。通过研究形声字构形规律，我们不止能够探寻今人用字的俗成之理，甚至可以由此推知先民制字时的约定之据。重新认识和评价这类构形单元在汉字构形法中的价值和地位，应该是今后汉语六书学及词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墨子曾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后人对先秦辩士的思维方式多有不解，将这句名言解释成：“方”为“物”之误，“物”为“人”之讹。进而武断地将墨子的原话径改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墨子一句洋溢着理性思辩光辉的话语，本来可以让我们进入辩证逻辑的正确道路，却不幸被后人曲解了。对此清贤俞樾在《墨子·序》中不无忧虑地说：墨子“达于天人之理，熟于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战国百余年间时势之变，欲补弊扶偏，以复之于古。郑重其意，反复其言，以冀世主之一听。虽若有稍诡于正者，而实千古之有心人也。......乃唐以来，韩昌黎外，无一人能知墨子者。传诵既少，注释亦稀。乐台旧本，久绝流传。阙文错简，无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晓。而墨学尘薶终古矣！”
根据语言文字使用规律，形，古往今来常作动词。荀子《劝学》：“声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战国策·赵三》：“赵王不悦，形于颜色。”今语“喜形于色”等比比皆是。结合许慎六书定义的行文特点，形声一名也就是汉儒所说的“象声”或“谐声”。其句法模式与象形、象事、象意三书一脉相承，都是动宾结构，“形”可算古汉语习见的名词活用，形声意为“形其声”，也就是象其声或谐其声。只有这样认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诸名才能一气呵成，才符合汉代六书命名规律。学界一向奉行的形声字以音为主的说法，忽略了形声构形法“寓义于声”的重要特征。形声构形法是将五光十色、千姿百态的客观事物按状态、情貌进行类化。就象墨子所说的“方尽类，俱有法而异。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合也。尽类犹方也。物俱然”。以墨子的方法认识世界，首先不是关注世间万物零星琐碎的数与量，而是从形与质两个方面去将事物分为两大类，可以明确归属金水木火土或羽毛裸鳞介的，就根据其性质实行明确客观的物以群分；对于缺乏依据，不能依质归类的，就参照其情貌、状况、形态进行主观的方以类聚。应用到汉字构形当中，以形为据的方以类聚为形声字提供了立辞依据。形声是对状态相似而性质不同的事物进行归纳。
中国社会向来呈现学、政、道一体化结构，造成了学术思想跟社会理念混为一谈的思维范式。就连农事、医学、天文、辇舆、堪舆等具体生活生产技术，也无一不与社会理念观念纠结不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完全成熟定型的汉语，作为汉文化的活化石，不言而喻地完整体现了那些社会文化思潮。使得到了逻辑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当我们在审视那些文化遗产时，也不得不借重当时的思维特质，跻身于当时的文化语境，才能真正读懂领会潜藏于这些传统文化遗产中的古老话语形式。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深厚的渊源，从《尚书》开始就有完美无缺的话语表达结构。《尚书》云：高下相倾、长短相形、音声相随。说的都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形声构形法在万物自相中求共相，是形同质异的异中求同。也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说的同而不合；与之对应的转注构形法是在万物共相中求个相。是质同形异的同中求异。也就是古代思想家说的合而不同。
汉字是一种文化符号，它所衍射出的往往是文化意义而不仅仅是语言意义。汉字向我们提供的语义信息与字形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例如“狗”表示“忠实、谦卑”，“龟、鹤”喻示“长寿”，“猪”象征“愚蠢”，都不是言说对象本身的自然特性，而是经由汉民族的集体意识赋予它们的“社会属性”。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欧美人认为狗是憨厚愚笨的代表，猫是乖巧老实的象征，牛是浅陋犟直的典型。汉字给人们带来的以上心理暗示是由言说主体人为赋予言说对象的，而不是特定汉字所指称的某个对象与生俱来的天然属性。汉字所能给出的信息，并不是由语音赋予意义或由语义符号本身代表的。它是由言说者将社会属性预设到特定书写符号以后，通过所谓“意境”转而传递到社会。心理语言学常识告诉我们，作为语音标记的英文字母，“I、Y”和“我、你”并无任何天然联系。I和Y只是通过语音获取了特定的指代意义，它们跟意象毫无瓜葛。但在汉文化里面，即使是毫无生气的数目字，也会被改造成意象符号。例如将“1”用以喻指“光棍汉”，11月11日喻示“光棍节”，就不乏幽默生动。此外还有“2”为天鹅或鸭子，“7、8”为“锄头、麻花”等等。 汉字有六种构形方式。以六种方式分别构制的汉字虽然构形原理各不相同，但由于具有同一文化渊源，意象思维就像遗传基因一样，被不由分说地传承复制下来。所以汉字六书异曲同工，都是以“意像”为表意基调，最终实现传情达意目的。象形字使形符符号固化，如“艸、木”是对实物的直接描摹；指事字则将符号泛化，例如“本、末”就包括乔木、亚乔木、灌木、亚灌木等各种木本植物，已泛化为“任何树”；会意字如“林、杲”中的木，进一步将符号虚化，只能算是摹象了；形声字则将符号同化，如“松柏、桃李、杞桔”中的木，同化成了特定树种；转注字将符号类化，如汉字“相”中的木，已经被抽象成了一种意象，意指相对固定之物。这时的木，完全是从“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演变而来的，它因形生义转指树木僵直的特征；假借进一步将符号异化，演变到“沐”中之“木”或“麻木之木”，已经不再是具体形符，而是“因声得义”的抽象意义符号了。
“刀”就是一把刀、“刃”特指刀口子，“召”表示用口但像用刀一样展开、剖析，并引申出“明显、突出”之意。“木”是典型的象形字，但“林”中的两个木，左侧就是类符，右侧才是形符；“森”上“木”是类符，下“林”是形符；“桦”左木是类符，右华是意符，表示“一种外观光鲜明亮的树”。“鱻”表示一锅鱼味道鲜美；“鲜”意谓两者均为味美之物。无论是三条鱼还是鱼和羊，它们所指的“鲜香美味”不是腥膻的动物本身，所以也就不再是形符而已经是意义符号亦即义符。两个以上义符叠加容易使人产生联想，又因此产生无穷新义。若不是因为形体繁难复杂以及难写难认的话，汉字发展到会意构形法，虽然说不上完美但至少也堪称齐备聊足应用了。问题是如果不跟语音直接联系，因而不便阅读，乃是一种文字的致命弱点。
汉字既然不仅是意义标记更是语言符号。指事、象形以及会意字自身的先天不足注定制约了文字自身的发展，所以只有当形声字在突破了自然实物的时空限制，直接以语音为表意媒介之后，才得到了突飞猛进的长足发展，进而后来居上最终形成了汉字构形的主流。
一位文字学专家说得好：转注字其实是一类特殊的形声字。尽管转注决不仅仅是一类特殊的形声字而已，但此说摆脱了汉字据形系联因形说义之弊。事实上转注法的价值不在于构形造字，它是根据“据形系联”的原则对各种汉字构形方式进行整理，并进行汉字义理分析的一种普适性汉字归纳分析方法。无论形、事、意、声，概莫能外地都必须具备字形，对此古人曾经绝妙地描述为“物之形、事之形、意之形、声之形”。转注法不仅能总结一类特殊的形声字，“据形系联”足以成为归纳整理所有汉字的根本法则。
古贤音、声有别，天籁之音、五音不全专指自然之音，“声”则系人为之音。形事意声无一不与客观事物相联系，所以有先贤提出了“声之形”。正如清陈澧所说：“盖天下万物，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声不能达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以洪音呼大物，细音言小物，洪音称鲜亮，细音表晦暗。古人以“形形色色”的方法表达万物，包括情绪、品貌、色彩、形状。红橙黄绿青蓝紫白黑所呈现的从暗到亮、由浅入深的自然现象，本来是难以言喻无法道明的。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困窘，在不擅抽象思维的汉文化中，被古人借助辩证思维方法巧妙地弥补了。
理解汉文化的基本特征就知道，汉字所有的六种构形法，都是以形为据，因而都可以据形系联。物事意声四“形”完成了从具象到抽象的嬗变。“四象”形、事、意、声，经由符号化获得语言意义后，具象、事象、意象、抽象得以回归于具体。天下万物正是：目遇之而成色，耳得之而为声，体触之而得形。具体的事物获得了相对抽象的语言表达。真是出神入化，巧夺天工。辩证思维方法也在这里被运用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利用意象思维，古人竟能“写”出物之形、事之形、意之形、声之形，令世间万物无可隐匿、无所遁形。汉民族将东方文化的睿智通过语言文字推向了极致，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国学名师张闻玉先生在近作《汉字解读·前言》中将汉字直呼“东方魔块”，真是令人解颐的诙谐之辞。
以表意为基本模式的汉字，形声字特别发达。据称商代的甲骨文中形声字已经超过80%，这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决定的。在殷商时代，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化还仅仅是一种贵族文化，民间文化则是以口耳相承为主要传承方式。为了便于记诵，人们便大量采用韵文。朗朗上口的韵文在这个充满语言崇拜色彩的民族中间迅速流传开来，春秋时期脍炙人口的诗三百就是明证。其后的汉赋、魏晋骈文、唐诗、宋词、元剧、明曲，无一不是深深烙下了这种文化印记。即使是唐人传奇、宋人平话、元明清小说也都会来一段辞赋小曲作为开场白或结束语。除了实现“诗言志”以外，文人背书科考取士，宫廷贵族遣雅助兴，都离不开声韵。辨声别韵竟然成了一种时髦，声韵学也因此发展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文赋》《音辞篇》也应运而生，它使汉字的词义学研究也步入一种崭新的境界。
然而“芸芸众生”当然不会去刻意追求什么韵律，他们只是需要上口入腹的“顺口溜”。就像当初创造“氕、氘、氚”等专业文字的人，他虽属某个行业的专家但不可能同时具备文字学这种专门学问。各行各业的大量专家都是在自己的事业中根据需要随时创造文字的。而正是这样的人们在运用语言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整个民族语言的一种默契，极大地丰富了语言的内容和文字的数量。在这种近乎自然的语音趋势影响下，形体繁难的汉字居然左右逢源，人们几乎可以任意从现有汉字中，陆续截取某一部分用以构制新汉字。那种被截取下来的汉字构形元件，本来是以意义为依据的，并且它们也同时因义而涉音。它们的字形就是汉字的可视性特征，而其读音只是汉字的可闻性特征。但不知何故，本来截取下来用以标识意义的构形要素，阴差阳错地被称作“声符”了。
相信人们可以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清楚地看到，汉字“六书”所包含的符号学原则，正是它所以能历久弥新的灵魂。尽管汉字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三法记写的只是语言哲学中的“感情语言”，而“形声、转注、假借”三法记写的才是“命题语言”。但处于这个体系中的古老汉字，可用于记写“命题语言”的字符其比例已经高达98%以上。古人的文化如此深沉厚重，他们的智力水平远比我们仅从“壁中书”及其它出土文物中所看到的要高得多。我们应该骄傲地宣布：古老的汉字不仅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汉字更是记录华夏文化文明的符号系统。汉字并不仅仅是语言符号，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我们不仅需要从语言的立场研究汉字，更有必要从文化的角度全面研究和评估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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