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中西文化比较答案【关联理论和中西文化的不可译性】
时间：2019-04-22 03:28:3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关联理论认为翻译是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在翻译过程中，文化的不同使作者、译者、读者之间无法在源语认知环境和目的语认知环境中寻求到相似的最佳关联，从而造成了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可译性。
关键词：最佳关联；翻译；文化；不可译性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即源语）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即译语）表达出来，使译文读者能得到原作者所表达的思想，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它要求用另一种语言尽可能精确完美地传达原文的意义。在翻译过程中，不只是字对字的翻译，文化对翻译的精确性和完美性也有很大的影响。对此，Peter Newmark曾指出，“如果源语的内容涉及到本国特有的自然环境、社会制度、文化习俗，译文的意思就必然有所走失。”源语与目的语文化差异的绝对性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导致翻译中文化信息的流失就成了一种正常而客观的存在，这种现象说明了文化可译的相对性和不可译的绝对性。而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涉及交际与认知的关联理论认为，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互明过程，人类的话语交际过程就是寻求最佳关联的过程。关联理论翻译观认为，翻译本质上是一个译者在源语认知语境和目的语认知语境之间寻求最佳关联性的过程。在翻译过程中，由于文化的不同，翻译者在处理读者与译者之间的关于文化的最佳关联方面应加以注意。
二 关联理论
1 明示—推理交际过程
依据关联理论，语言交际实质上是一种明示—推理过程，明示和推理是交际过程的两个方面。对说话人而言，交际是一个“明示”过程，即说话人明确地向听话人表达意图的行为；而对听话人而言，交际又是一个“推理”过程，即听话人根据说话人的明示行为（如话语），再结合受话人的认知语境（旧信息），对话语信息（新信息）按一定的方向进行推理，达到说话人的交际意图，交际意图一旦满足，就能够实现成功交际。这个推理过程也就是听话话人寻找话语和语境的最佳关联的过程。也就是说，说话人对听话人的认知环境和交际情景加以评估，并据此通过话语向听话人示意/传达自己的交际意图；而听话人则依据该话语提供的信息和相关的语境信息，在关联原则的指导下进行解码和推理，最终是对说话者的交际意图的认知。因此，交际过程不仅仅是单纯的编码—解码过程，而是更重要的对话语和语境信息的动态推理过程。
2 关联性与最佳关联
交际双方之所以能够配合默契，明白对方话语的暗含内容，主要是由于有一个最佳的认知模式：关联性。而话语的关联度大小取决于语境效应和推理努力这两个因素：同等条件下，语境效应越大，关联度越大；语境效应越小，关联度越小。同等条件下，推理努力越大，关联度越小；推理努力越小，关联度越大。根据关联原则，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意味着本交际行为所传递的假设具有最佳关联性，即认为在正常交际中，听话人总是力图以付出最小的努力来获得最大的认知效果。
话语的内容、语境和各种暗含使听话人对话语产生不同的理解，但听话人不一定在任何场合下对话语所能表达的全部意义都得到理解，他往往用一个单一的、十分笼统的标准去理解话语。这个标准足以使听话人排除其他的理解，而只认定一种是唯一可行的理解，这个标准即关联性。而最佳关联性是话语使用者付出有效的努力后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Sperber和Wilson认为，成功交际的关键在于说话人和听话人能否找到最佳关联。寻求最佳关联就是人们在语言交际活动中自觉遵守关联原则：任一推理交际行为必须保证其最佳关联性。
3 关联理论翻译观
关联理论翻译观认为翻译本质上是一种明示——推理交际过程，是一个译者在源语认知语境和目的语认知语境之间寻求最佳关联性的过程，即译者期望译文读者在理解译文时能取得充分的语境效果，而没有付出不必要的认知努力。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行为，包括两个明示—推理过程，涉及到三个交际者：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译者兼有交际者和接受者的双重身份。在第一个明示—推理交际活动中，译者的主要任务是对原作者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在第二个明示—推理活动中，译者的主要任务则是在关联原则的制约下，根据自己对译文读者的期待和接受状况的估计，对原作者的交际意图和信息加以示意并传达给译文读者。因此，寻求最佳关联性成为翻译过程中始终遵循的原则，译者的责任便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盼相吻合。
三 文化的不可译性
1 不可译性及其分类
所谓“不可译性”是指一种源语文本或单位不能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或单位，实现不了使用两种不同语言的人群之间的沟通或理解。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不是泛指两种语言之间能否互相传译的问题，指的乃是某些感情和艺术色彩以及文化特色比较浓厚的作品，在传译时由于语言的差别而所能达到的译文确切性的程度问题”。由于源语和译入语本身语言特征的不同和文化背景的不同，翻译要做到完全的对等是不可能的。正如奈达所说，“在语言间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对等，因此也没有完全准确的翻译。译文的总体影响只会接近原文，而不可能在具体内容上一致。”英国翻译理论学家Cardfort根据不可译性产生的原因将其分为语言上的不可译性和文化上的不可译性。语言上的不可译性是因为源语与译语在语音、词汇、语法、意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而这种差异使译语中很难找到相应的概念或表达方式来再现源语特征，从而使得译文得“意”忘“形”或得“形”忘“意”。文化上的不可译性，则是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产生的。本文主要探究文化上的不可译性。
2 最佳关联对文化不可译性的解释
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转换。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普遍的共性又有各自的个性。翻译的可能性，建立在文化的共性上。而翻译的局限性，建立在文化的个性上。文化之间的区别或个性则构成了翻译的障碍，产生了文化上的不可译性。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产物，都有久远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由于文化的不同，东西方人们对于同一情景付出相同的有效努力后获得的语境效果不一定相同，并且所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从而使得不同文化的人对相同的事物、现象和话语等产生的最佳关联是不同的。文化的不同会影响人们认知推理过程和寻求话语关联性的过程，而这就造成了文化的相对不可译性。对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说明： （1）日常生活与社会习俗的差异造成的不可译性
由于中西方人们生活习惯的不同，在生活中有很多词汇是缺省的，这就导致在翻译中无法找到能够使译语国家的人们无法找到最佳关联去理解原语所表达的精确意义。在中国父系、母系两线中拉开，长辈就有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伯父、伯母、叔父、婶婶、舅舅、舅母、姑父、姑母、姨父、姨母等等，以表示亲属的远近。而英语只需用“grandma,grandpa,uncle,aunt”就解决了这所有的称谓。在翻译时，英语的词就略显笼统，因为对中国人来说，每一个称谓都有不同的联想意义，比如哪一方更亲近，每一个词都有它特定的意义在里面。而在英语中，不存在这种现象，这就造成了一定的不可译性。再如，中国的饮食文化相对于西方来说比较发达，烹饪方法也比较多样化，有煎、炒、煸、炸、蒸、炖、焖等十几种方法；而且中国菜往往要求色香味俱全，菜名往往也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直译有时会让人不明白是什么菜，而意译却失去了菜名原有的韵味。
（2）宗教信仰的差异所造成的不可译性
西方文化源于《圣经》，英美人也多信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一切；而中国人信奉的宗教则大多是佛教和道教。中西文化中不同的宗教信仰必然会浸透在各自的语言表达中，从而使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产生不同的关联，做出不同的最佳关联，并在翻译有宗教信仰内涵的词汇时，产生不同的理解，如“Noah’s Ark”译为诺亚方舟，不了解基督教历史的中国人就难解其意。对于他们来说，那就是一艘船，并无法与生命的希望等意义关联在一起。而中国的一些与佛教有关的词汇，如“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等，英美国家的人往往也无法将和尚、钟与“得过且过”联系起来。
（3）不同的历史典故造成的不可译性
语言中的典故往往有悠久的民族文化渊源，为民族文化所独有，因而在译语中无对应词，只能意译，而其弦外之音或寓言形象往往因找不到相应事物而被译文牺牲掉，从而使译文读者无法寻求相同的关联性，产生相似的语境效果。如英语“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源于卖猪人将猫装入口袋，以猫充猪，当顾客要看猪时，蹦出的却是一只猫。此习语在译为汉语时，只能取其含义译为“泄密”，而译文的读者就感觉不到与此相关的形象与乐趣。
（4）地域文化差异造成的不可译性
地域文化指的是由所处地域、自然条件和环境所形成的文化。生活在不同自然环境中的人会形成不同的文化，而每种文化又都因其地域、气候、环境的特点具有不同的特征，表现在语言上就形成对同一事物或现象的不同的表达方式，或者一种语言中某些表达方式在另一种语言中没有相应的概念或表达方式。英国是一个岛国，航海业、捕渔业、造船业发达，并对英语语言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water,fish,sea等词有其特殊的内涵意义，如cool fish（脸皮厚的人），fresh fish（新囚犯），of the fish water（第一等货色的），written in water（昙花一现的），这类表达法在译成汉语时只能意译，失去了其原有的内涵联想。而中国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中国盛产竹子这一特征。在汉语中，用竹子作比喻的语言并不鲜见，如“雨后春笋”、“胸有成竹”、“青梅竹马”等，而英国不产竹子，故英语中就没有此类比喻。上述三个成语只能分别译为“like mushrooms”、“have a card up one""s sleeve”、“the game of childhood”。在中国，竹子甚至成了坚强、高风亮节的性格特征的写照，而对西方人来说，“bamboo”只是一种普通的植物，没有什么特殊的文化内涵。因此，英国人无法在听到“bamboo”这个词时，寻求到与中国人一样的关联性，正如中国人在听到“鱼”时，不会产生什么特别的联想一般。
四 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使得说两种语言的人在即使相同的认知语境中也无法寻求到相似的最佳关联，从而造成了翻译中的不可译性。但我们同时应该明白，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我们认识世界的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我们都靠听觉、嗅觉、味觉、视觉、触觉等去认知世界，我们都有生、老、病、死的自然生理过程，还有喜、怒、哀、乐等情绪变化。因此，翻译的不可译性是相对的。尤其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不同文化的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理解对方的文化，增强在相同的认知环境中寻求最佳关联的相似性，以增进理解，也就越来越重要。
注：本文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4YYB005；江苏大学人文学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JDR2008B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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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永国：《翻译的不确定性问题》，《中国翻译》，2003年第4期。
[5] 乔曾锐：《译论》，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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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atford J,C.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8] 毛发生：《论不可译性》，《山东师大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作者简介：
丁英花，女，1985—，河北石家庄人，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学。
刘爱真，女，1949—，江苏南通人，本科，教授，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学、应用语言学，工作单位：江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