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英译中的文化妥协】 英译中拍照翻译器

　　摘 要:遵循文化适应性原则是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特点。杨宪益和霍克斯等人所翻译的《红楼梦》均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妥协的处理手段，使译本的风格、成功地进行文化移植和跨文化交际以及产生的效果各具千秋。本文的分析进一步证明:恰当、合理地使用妥协有利于翻译。
　　关键词: 红楼梦 英译 文化移植 妥协
　　
　　《红楼梦》蕴藏着极为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自问世以来曾有不少人尝试着对它进行翻译。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辞典》《序》中指出，“《红楼梦》是一部出自文人之手的传世之作，具有极其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奇妙的色调和气质，风格和手法。假如不能理会中国汉字文学艺术传统和华夏文人对这种文化的造诣和修养之深之高，那就永远无法真正谈得上理解与欣赏他们的作品。”
　　由于文化的差异，不同语言在不同场合的使用存在很大的差异。从文学翻译的层面上说，译者往往很难把原语信息所蕴涵和体现的内容、思想乃至风格等完整地移植到译文中去。东西方民族由于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其生产方式、活动方式、思维方式也往往迥然相异。在翻译活动中，这种文化移植主要体现在语言表达体系的建构、文学形象的转译，以及行为主体(即作者和译者)和接受主体(即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的协调等。如何克服上述差异，实现语言符号及相关文化的移植，这是古今中外翻译工作者所关注的热门课题(郭建中，1998:34)。
　　《红楼梦》目前已有两个完整的英译本，一是杨宪益夫妇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Beijing，1978)，另一是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和约翰・敏福德（John Minford）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 (Penguin Books Ltd. 1986)。从整体效果看，这两个译本各有千秋，堪称文学翻译的杰作。但由于译者的个体差异及不同的处理手段，使译本的风格和效果也不太一样。本文基于这两个译本，从文化移植的角度来探讨《红楼梦》英译中的“文化妥协”现象。
　　文化妥协包含以下三层含义:
　　首先，它是一种积极的让步。由于语言具有特定的服务功能，因此，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只能以舍弃某话语在语义上的丰富性和充分性为代价;其次，妥协也是一种文化上的“扬弃”。换言之，它与全盘意义的放弃有本质上的区别。译者在翻译作品时，应该努力再现原作者的情感状况，并尽可能保持原作的形式及其风格魅力;最后，妥协作为反映翻译的原始属性的一种手段，它说明了文学翻译在一定程度上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一个民族的特定文化内涵的传播往往以某一特定的语言表达形式来实现，而一个民族的语言表达形式因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氛围中，会在其行文结构、遣词造句及修辞方法上显示出有别于其他语言的特点。为了协调这些矛盾，必要时需作出一定的让步和妥协。此处的妥协，意指在无法保留原语表达形式时，只能顾及其语义或文化信息的传达。
　　杨宪益(1995:236)认为，在文学中有各种各样的因素构成原文的某些含义，要把这些含义百分之百地传达给文化不同的人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实际上提出了文化移植中的一个不可译的文化意义问题，即笔者所理解的“妥协”现象。这种文化意义对本文化群体是不言而喻的，但对另一文化群体来说，则难以理解。杨、霍各自所译的《红楼梦》就集中反映了这个问题。如《好了歌》第一句“世人都晓神仙好”，杨宪益夫妇的译文（以下简称杨译）是：
　　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霍克斯先生的译文（以下简称霍译）是：
　　All men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神仙”是中国道教的概念，成“神”成“仙”是道家的最高理想，杨宪益把它译为“immortals”，从文化移植的角度看是“妥协”；霍译使用了salvation(拯救)这个词，它把中国文化西化了。“拯救”是基督教的概念，从“罪孽”中得到“拯救”，则是基督教徒的最高追求，这也是一种“妥协”。翻译的首要目的是让读者能看懂、理解，同时，忠实于原作又是翻译的前提。因此，译者既要努力将原文的含义解释清楚，又要重视对其传统文化的再现。如该书第十三回中秦氏对王熙凤说道：“婶子好痴也，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可能常保的。”
　　杨译：
　　“Fortune follows calamity as disgrace follows honor. This has been so from time immemorial.”
　　霍译：
　　“Honor and disgrace follow each other in an unending cycle. No human power can arrest that cycle and hold it permanently in one position.”
　　否极泰来，是《周易》中的哲学思想。“否”、“泰”是卦名，天地交（相互作用）谓之“泰”，不交则谓之“否”。“泰”则亨通，“否”则失利，指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化到它的对立面。白居易《遣怀》诗云，“乐往必悲生，泰来尤否及。”杨宪益夫妇分别使用“calamity”，“fortune”两词来传译“否”和“泰”的概念；由于“否”和“泰”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概念，在英语里找不到对应的词来表达，霍克斯放弃了原文中“否”和“泰”的本来意义，分别以“disgrace”和“honor”代之。
　　在这里，英语的“disgrace”，“honor”与汉语的“否”、“泰”相去甚远，但霍克斯主要考虑到讲英语民族的文化背景和接受心理，这种变通从原文角度看是不确切的，但在译入语里没有相对应的概念时，这种妥协也不失为一种解决法。
　　为便于读者充分领会某种特殊的文化意蕴，文化移植中的妥协还采用加注和增译法作为必要的辅助手段。在杨译本里，许多民族文化色彩很浓的词语和表达都是通过加注法处理的。例如《红楼梦》第七回末尾处有这么一句:焦大乱滚乱叫说:“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爬灰”是中文一俗语，指的是公公与儿媳之间的一种乱伦行为。杨采用“妥协”的手段先把它直译为“scratching in the ashes”，然后在页末加一脚注一A slang term for adultery between a man and his daughter-in-law来帮助读者理解这一道德伦理败坏之举。用此法可以看出译者极力想保留原文的文化色彩。再看一句:“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像颦儿来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了;不但不为新奇，而且更是可厌。”杨是这样处理的:
　　“Can’t this be another absurd maid come to bury flowers like Taiyu?” He wondered in some amusement，“If so，she’s Tungshih imitating Hsishih (Hsishih was a famous beauty in the ancient kingdom of Yieh，Tungshi was an ugly girl who tried to imitate her way)， which isn’t original but rather tiresome.”
　　对西方读者来说，无论“东施”、“西施”都是陌生的人物。译者采用“直译加注”的妥协法，既保留了民族文化特色，又使读者对“东施效颦”这一典故有一个形象的了解(即:模仿他人却不得当)，从而达到文化信息移植的目的。
　　增译也是文化妥协的一种补充手段，它可以帮助读者对某些隐含意义进行理解，并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原文的风格和韵味，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如对第三十五回，“没良心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歹”一句，杨是这样处理的：
　　You ratfink thing!Like a dog that bit Lu Tung-pin――you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you.
　　恐怕很少有西方读者知道吕洞宾是谁。这里，如果只译为“Like a dog that bit Lu Tung-pin”，可能会让译文读者如坠云雾之中，但有了后半句“you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you”，含义就清楚多了。读者除了能读懂这句话，还能猜出“Like a dog that bit L u Tung-pin”是中国的一句习语。
　　加注或增译是文化移植的补充手段，但如果用得过于频繁，在某种程度上会干扰读者的思路而影响译文的可读性。因此，有时也要“妥协”于原语风格而避免之。请看第5回中的一句话:“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妹寂寞林。”这是宝玉神游太虚境时“耳聆”警幻仙子给他读的隐语，其中的“雪”比喻“薛宝钗”，“林”比喻“林黛玉”。这是曹雪芹利用谐音创造双关的修辞手段，也是汉语独特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在英文中实难找到相应的形式，但若在此加注或增译无疑是画蛇添足之嫌。所以杨只译出其隐意：
　　...Vainly facing the hermit in sparkling snow clad hills，I forget not the fairy in the lone woods beyond the world.
　　再如第七十二回一段“天地之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阴”、“阳”二字为中国宗教文化所特有的内容，然而，英语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译者如何处理这一现象呢?请看杨的译文：
　　All things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are born from the dual principle Yin and Yang. So whether good or bad，weird or wonderful，everything that comes into being depends on the favourable or unfavourable influence of these two forces.
　　为了保持语言原有的文化内涵，这里部分地采用音译的手法以示妥协，以杨宪益的话说，那是“不得已而为之”；本回还有一句俗语“挂羊头，卖狗肉”，杨将它译成“cry up wine and sell vinegar”，这是物质文化移植时的另一种妥协，它说明汉英民族有着不同的物质文化内容。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能使译文言简意赅，并留有语感，读起来比较地道和生动，同时，也有利于读者接受和体会。
　　第三十二回有这么一段：“迟了一会，宝玉才把梦中之事细说与袭人听。说到云雨私情，羞得袭人掩面伏身而笑。”霍是这样翻译的：
　　“It’s a long story，”answered Pao-yu，then told her his dream in full，concluding with his initiation by Discenchantment into the “sport of cloud and rain.”Hsi-ren，hearing this，covered her face and doubled up in a fit of giggles...
　　“云雨”一词源于《唐高赋》，相传楚怀王曾游历唐高(地名)，梦见与巫山神女幽会，神女临别时深情表示“旦为朝云，暮为行雨”。云、雨乃自然之物，云变雨，雨水经蒸发又成为云，云雨如鱼水，常常难舍难分，后世特别是古典小说中用之以喻指男女合欢之爱。故上文“云雨私情”就是指“男欢女爱”之事。霍将其译为“sport of cloud and rain.”实为尊重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无疑是文化“妥协”的典范。同样，杨译对于成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处理也取得了令人拍案叫绝的效果。《红楼梦》里充满了佛教和道教意识，所以此处的“天”应该与佛教中的苍天、老天爷有关而决非基督教中的上帝。表面上只是一字之差，其背后却是整个民族文化的改观。杨的译文“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就巧妙地利用了(圣经》中的一句谚语-“Man proposes，God disposes”，他用“Heaven”替换了其中的“God”，这样既保留了原有的宗教色彩，又确切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底蕴，同时，对西方读者来说也是耳目一新。
　　在文学作品翻译中，过度使用妥协也有它的缺陷，比如上文提到的杨宪益在处理“怡红公子”、“怡红院”等有关的颜色词“红色”时，保留了“red”，这从文化移植的角度看，是一种典型的“妥协”手法，也说明他忠于原语文化。但由于妥协而造成的不良后果也时有发生。如杨将“红楼”译为“Red Mansions”，许多人觉得这样的翻译是不到位的，或者说它只触及文字的表层，难怪著名翻译评论家曹靖华(1956:341)认为如此处理，是“无可奈何的事”。从本质上看，它与曹雪芹所想表达的意思相去甚远，从而无法体现其“自古红颜多薄命”这一深刻含义。
　　某些文学典故的处理也不能单纯通过妥协来实现。比如第17回写道:贾政携众人来到一石碣处，遂命众人题字，众人建议直书“杏花村”。贾政听了，笑向贾珍道:“正亏提醒了我。此处都妙极，只是还少一个酒幌。”杨采取忠于原文的妥协手法将该段译为:
　　“The ancients had already supplied the most fitting name-Apricot Village.”Chia Cheng turned with a smile to Chia Chen，saying，“That reminds me. This place is perfect in every other respect，but it still lacks a tavern-sign...”
　　小说里的“众人”包括贾政在内都很清楚“杏花村”和“酒幌”之间的关系，国内读者读到此处也自然会想到杜牧《清明》中的“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诗句。但译文读者(即国外读者)由于缺乏中国文化的熏陶，或没有读过该诗，所以，要想将“ApricotVillage”和“tavern-sign”联系起来并体会其中的含蓄和诗意，显然是有难度的。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在东西方文化中，许多词被赋予了不同的感情色彩。说话人的观点和态度就决定着该词的义，这些都是说话人所处特定社会的历史和文化中形成的。又如第八十五回中贾政与北静王有一段对话:北静王见他语言清朗，谈吐有致，一面又向贾政笑道:“令郎真乃龙驹凤雏，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将来雏凤清于老凤声，未可量也。”贾政陪笑道:“犬子岂敢谬承金奖，赖藩郡余恩，果如所言，亦蒙生辈之幸矣。”请看杨的译文：
　　The clarity and fluency of Pao-yu’s answers made the prince of Peiching turn to observe to Chia Cheng，“Your son is truly a dragon’s colt or young phoenis. May I venture to predict that in time to predict...”
　　译文中“Your son is truly a...”， “May I venture to predict...”，“My worthless son does not deserve...”等词，把北静王为了体现自己良好教养的自谦，以及贾政收敛以往在贾府中的威风，而在上级面前卑躬屈膝的奴才相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中国，虽自古就有龙凤呈祥之说。需要指出的是，龙和凤被视为智慧和权力的象征。但出于对传统文化的妥协而用“a dragon’s colt or young phoenis”来直译“龙驹凤雏”，且没有加注或增译，结果令许多英美读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西方人眼里，dragon是一种凶恶的动物，也是“母夜叉”的代名词。应该说，这是因文化妥协而导致的败笔。
　　总之，译者在进行文化移植时，要积极创造条件，努力寻找合理的处理手段和维持双边文化平衡的支撑点，做到既要尽可能再现原语语篇的文化信息，又要保证译语语篇的可读性，照顾读者的接受能力和感受。妥协作为其中一个方法，有一定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但它并非万能钥匙。语言及其文化的差异给翻译设置了障碍，同时对译者的综合素质，尤其对他的翻译技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周汝昌.红楼梦词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2]Yang Hisien�yi & Gladys Yang: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Beijing ，1978.
　　[3]David Hawke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Penguin Group，1973.
　　[4]曹学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5]刘重德主编.英汉语比较与翻译.青岛出版社，1998.
　　[6]王秉钦.文化翻译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7]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移植与归化.外国语，1998，(3).
　　[8]贾德江.论文化因素对英汉翻译的影响[J].外语教学，2002，(2).
　　[9]李和庆.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归化”与“保留”CI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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