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上海女性走上社会之风考究] 晚清时期
时间：2019-02-11 03:21:4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晚清时期，上海商业化、城市化生活环境的变化，对女性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她们打破几千年来“男主外女主内”的封建思想束缚，纷纷踏上就业之路。就业使女性迈出了从家庭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并有了一定的经济消费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妇女自由出入于消闲娱乐场所之风。女性的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不仅对晚清上海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使男女平等的观念孕育而生，而且对女性自身的发展也有非凡意义。本文拟就晚清时期上海女性走上社会对近代中国、特别是对女性自身发展之影响作考察研究。
关键词： 上海女性 生产生活方式 平等观念 自身发展
人类历史是由两性共同构成的，人类文明更是由两性共同创造的。然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女性却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及宗法制度，使中国形成了以男性继承为中心、男主外女主内、男耕女织、男主女从的家庭生产生活模式。中国正统教化伦理主张“男尊女卑”，妇女的社会地位在男子之下，其社会职能就是传宗接代、料理家务、孝敬公婆、相夫教子。因而提倡女子深居闺中，不得随便外出，不能像男子那样参与外务，更不得随便在陌生男人面前抛头露面，认为那样会导致淫乱，有损贞节。
上海开埠后，随着商业的繁荣及服务娱乐行业的兴旺，出现了女子可以谋食之业，遂吸引周边乡村妇女源源而来。入城后的妇女靠出卖劳动力或色艺来换取衣食。这使她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地位、经济地位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一、就业――女性走上社会的第一步
战乱、灾荒和贫穷，使得大量妇女失去生活保障。而开埠后的上海，商业化生活和新的生活方式使原来为男性所垄断的社会就业领域出现了缝隙。于是，周边乡村妇女纷纷流入上海，在这些缝隙之中寻找依以为食的社会职业。进城妇女主要从事娼妓、女艺人、女佣、女工等职业。
（一）娼妓
娼妓是个古老的行业。上海在开埠前，只有一些“以舟载女应客”的“船妓”，开埠后始有妓馆。［１］随着商业的繁荣及人口的聚集，这里的娼妓业也很快兴旺起来，成为从业人数众多、规模庞大的一大娱乐行业，而且商业化、职业化程度也更高了。
随着妓业的兴旺及娼妓的职业化，妓女的职业形象也发生了改变。妓女因顾客欺帐、欺妓或不遵守妓业规则而与之起衅诉讼的事件层出不穷，表明妓女商业意识的强化。她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而公然与身份居上的顾客相抗，甚至诉讼公堂，这就是商业化带来的妓女职业形象的改变。
妓女这种职业形象的改变表明，不仅妓女自身的职业观念已经商业化，而且也已得到了一定的社会认可。如审官判这类妓客相争的案子，往往以“直妓而曲客”结案，就表明他们已将妓客关系视为对等的商业关系，而依照欠资还钱、毁物赔价等商业规则来审理断案。同时，一些不拘于传统观念，勇于承认现实的人们，也开始对娼妓的商业地位和角色给予比较客观、平等的看待。正是这种冷酷的商业关系，击垮了贵族身份观念，孕育了社会平等意识。
（二）女艺人
妓业专以卖笑卖色为生涯，故为大多数人所鄙视，为出身良家、洁身自好的女子所不屑。然而，对于以男性为主体的娱乐消闲市场来说，女子确有天然的性别优势。于是，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一些其他娱乐行业的商家为招揽顾客也开始起用女子。在这种情况下，女艺人开始出现并日益兴起。
女艺人主要指女唱书和女伶。“女唱书”指女说书艺人，女伶指女戏曲艺人。上海开埠通商以前，无论是说书者还是戏曲角色扮演者大都是男性；开埠后，随着城市生活的繁华，以及女子演出比男艺人更受欢迎，女唱书和女伶数量大增。
女艺人在公共娱乐场所登台表演，在大庭广众之下抛头露面，任人群观指点、品头论足，这种形象与中国传统女人的社会角色大不一样。女艺人靠出卖自己的才艺来换取衣食之源，明确地将卖艺与卖身区别开来。虽然女唱书发展到后来，一些末流也出现了与妓合流的现象，但整体上来说，那些有名于时的女唱书大多还是坚守“卖艺不卖身”的业规的。总之，女艺人技艺的娱乐性和职业行为的正当性应当受到肯定，她们以演唱技艺使人得到娱乐，自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同时也表明女子在娱乐就业领域的扩展。
（三）女佣
乡间贫穷妇女来到上海谋生，无论老少，最为普通和易于从事的职业就是做女佣，即为人家做些料理衣食、服侍起居、涣衣浆洗、端茶送水等生活杂务，这是妇女在乡间从事家务劳动的一种自然延伸。
随着上海的繁荣，中外四方商贾云集，大财小富不计其数，这些常居此地，特别是携家带属居于上海者，无分华洋士商，凡中人以上之家，无不雇用女佣照料家务。如时人所说：“上海……合城内外，洋场南北，岁有百金，家三四口者，无不雇用佣妇，大抵皆自乡间来。”［２］妇女在城里佣工，既可得衣食糊口，又可得佣资养家，自然吸引了许多乡村贫穷妇女源源而来。有人记光绪年间上海附近青浦地方的这种情形道：“妇女贪上海租界佣价之昂，趋之若骛，甚有弃家者，此又昔之所未见也。”［３］人数众多的仆妇佣女，成为上海居民家庭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成为上海城市的一个重要服务行业。
在商家林立、金钱流溢的城市环境里，这些从乡村来到上海的仆妇佣女虽然主要不是享用者，但由于脱离了原来家庭环境的束缚，再加上城里商业化生活环境的濡染，往往很快就会从衣饰装扮到言行举止，模仿、接近于城市女子，而与原来在乡下时判若两人。
（四）女工
上海开始通商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西方资产阶级大量倾销商品，尤其是纺织商品，使得江南家庭“女红”纺纱、织布所能带来的微薄利润顷刻间丧失殆尽。生计无望的江南女性，将目光投向了城市中的工厂，而上海成为许多人的首选之地。
在上海最早雇佣女工的是茶栈、丝栈。有关丝茶的活计，不需多大体力，但要细心，原来在乡间时就多由女子来做，而雇佣女工比男工工价低，好管束，所以一些茶栈、丝栈就在交易的旺季，招用女工来干些拣茶、选茧等活计。六七十年代以后，陆续出现的一些机器缫丝厂、轧花厂、机器制造局等也开始雇佣女工。据1893年《北华捷报》估计：当时上海“有一万五千或两万妇女被雇佣，从事清理禽毛以便载运出口，清拣棉花与丝，制造火柴与卷烟”。［４］
女子到企业、工厂做工以谋生自养，这既是生活贫困所产生的生存需要，也是有利于民生的好事情，且对女性自身的发展历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进入工厂之前，女性虽参与劳动，但劳动所使用的是纺车等中世纪的工具，根本无法与近代化的大生产相提并论。随着走进近代化的新式企业中务工，女性便历史性地与先进的生产力相联系，成为以劳动换取价值的近代产业工人，成为先进的社会阶级中的一部分。
二、消闲――女性参与公共社会生活的开端
上海通商以前，民风淳朴。家务、农活的繁忙及公共消闲场所的有限，使得妇女很少外出游乐。开埠后四方商民来往汇聚，茶馆、酒楼、戏园、烟馆等大众化消闲娱乐场所日渐增多，最初光顾这些场所的主要还是男人，但是也渐渐有妇女出入其间。到了六七十年代，妇女外出游观，出入于公共消闲娱乐场所的风气越来越盛。
最早走进这些消闲场所的是娼妓，因为这里是她们最便于搭识客人、招揽生意的地方。后来，一些女佣、娘姨也开始光顾这些消闲场所。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一些小户妇女也时而出入于茶馆。但此时这种行为还被视为不太规矩之事，讲究体面的大家妇女并不屑为之。到了八十年代，商宦眷属也乐于往游于茶楼、戏园，甚至以往闺门谨严的所谓大家女子，在这种风气的引诱之下也渐趋游观。后来，商业繁华区四马路出现了一批装潢华丽的茶楼、戏园、烟馆，成为高档消闲业聚集的娱乐中心区。［５］以往出入这些地方的都是男人中有钱有身份的富商士宦，但这时一些有钱的妇女也到这里享受高档次的消遣，并成为一种时尚，以致乡间有钱的妇女也闻风慕名远道而来，良家妇女也以高档茶楼为消遣胜地。
妇女出入于茶馆、戏园、烟馆等公共消闲场所之风，自六七十年代从娼妓、女佣等下层妇女中开始兴起，到八十年代以后遍及上下各个阶层，成为上海妇女中普遍盛行的风气。在街头列居的大小消闲娱乐场所内，打扮入时的妇女与男子杂坐其间，公然谈笑，也成为上海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一大特别景观。女子自由出入于茶馆、戏馆、烟馆的风气，打破了这些公共消闲娱乐场所以往只是男子可以出入的局面，是妇女开始参与公共社会生活的开端，也标志着妇女参与公共消闲活动的日常化。
三、结论
晚清时期，上海女性走上社会之风，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等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她们那义无返顾的行动表明她们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传统价值观念最初的但却勇敢的叛逆。这不仅对上海社会思想观念的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使男女平等的观念孕育而生，而且对女性自身的解放来说更是有着非凡的意义。
女性走出家庭到社会上去做工谋生，表明女子可以自食其力，独立生存。这就使得一些人开始以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妇女的社会作用和家庭角色，反省传统伦理规范对于妇女的束缚作用，从而提出了男女平等的观念。这一时期兴女学的议论日益增多，呼吁女子和男子一样读书为学，学成后发挥和男子一样的社会作用。
女性解放运动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度。晚清时期的上海，妇女由于种种原因勇敢地从家庭走向社会。这意味着中国女性开始脱离依附男性的传统而独立谋生，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和行动自由，其社会角色已有新的含义。女性迈出家门走向社会的举动，使她们有机会感知新的社会变迁、历史进步，受到近代文明的熏染。在新的环境中，她们开始体悟自身与社会的关联，调整和重新构建具有近代社会意识的价值观念，觉醒起来，成为社会历史变革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总之，上海女性走上社会之风对女性自身的发展来说确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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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焦润明，苏晓轩.晚清生活掠影［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2：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