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丁宝桢在川十年]十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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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丁宝桢（1820―1886），咸丰朝进士，于1876年升任四川总督，此后直至其去世都没有离开过四川，之前其在镇压发、捻军起义维护清王朝统治过程中和在山东巡抚等职任上所积累的一些洋务思想及治世思想都已经比较成熟，从而使其得以在四川总督任上有了一次比较完整的呈现和实施。
关键词：丁宝桢；四川总督；盐政；机器局；都江堰
中图分类号：G633.53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5（c）-0138-02
一、整顿吏治，肃清陋习
其在川期间改革首先从夫马局开始。四川夫马局设立于咸丰年间，当时是清政府为解决在太平天国期间的军需供应而设立，相当于驿站，但战争结束后，却被各地方州县利用，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百姓怨声载道，为了平息众怒，维护稳定，其下令只留下通往藏区的交通要道上的夫马局，其余全部撤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民负担有所减轻。
其次，奏请清政府改革官吏任用制度，当州县官员空缺时，选拔年轻有为的人充实地方，而不是按照旧规由候补人员按照序齿轮班，依次递补。同时他还严惩贪官污吏，弹劾了一系列官员，其中包括当时主管全省司法的四川按察使方浚颐、主管财税的盐茶道傅庆贻等高级官吏，一方面杀鸡给猴看，震动了当时四川官界，以表自己改革决心，另一方面也利于其其他改革措施的实施和推进。还下令革除了许多官场的陋习，当时各级官府衙门都要向下属收受节寿规令以及别敬、炭敬、冰敬等名目的变相贿赂，借以通声气、保官位、求升职。丁宝桢鉴于此，下令一律革除，各衙门所需经费采用公开补贴的方式，按照等级每年定额发给补贴，一方面杜绝陋习重燃，一方面也保证了官僚体系的运行。
二、改革盐政，增加收入
在其督川前，川盐实行场（产地）岸（销地）挂钩，计口授照，各州县自行招商领部分，赴指定的盐厂、井灶配盐，只能在本州县销售的制度，咸丰同治朝以降，川盐榷额高达二百数十万两，与田赋并为四川财政收入之大宗，但由于“私枭四塞、商困岸疲，因易而为改代改记。官吏藉此婪索，商人遂违禁加斤，计每引二百斤，私重加至三百数十斤及四百数十斤不等。官以得其费，明知之百故纵之，此致一引行两引之盐，举国视为固然，毫不知惧。”其结果是造成“引张因之日滞，课税因之日绌。”[1]仅以川销云贵的引课而言，迄止1877年，“边引租滞至八万七千余张，羡截积欠一百三十六万六千余两”。[2]从中可以看出，夹带私盐问题的严重，盐商官府勾结抬高盐价，百姓聚众贩私盐，盐商不去认领盐引等因素导致川盐运销积弊沉重，财政收入锐减，为了革除积弊，保证清政府财政收入，丁宝桢一方面密部严防，调集重兵，严行缉私，经过半年多的军事斗争，私盐运输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抑制，另一方面则于1877年报请清政府批准后，开始废除商运商销制度，实行官运商销，其办法是：“于泸州居中置官运总局，于井灶所分置厂局，于各岸分置岸局。厂局就井灶盐，授之岸局，岸局受之商人。川黔边额引，皆令盐道移交总局，并清查以前各年积引，以次带销，配运出纳，皆管其权于总局。又于总局置裕济仓以平价；置大盈仓，以受各局之转输。于厂局外设打运委员以转运，于岸局外设分卡以查验，其引课、税厘皆销纳于成本中，”[3]又从藩库、盐库、川东道、州府各关厘税，借银五十万两，作为官运局运本[4]，后经有关部门查核，官运办理一年“核计边计各额引张全数销清，复带销积引至一万余张，所收税羡截离及各杂款至一百余万两。”[5]
三、致力实业，开展洋务
丁宝桢深受洋务思想“师以长技以制夷”影响，认为“中国自强之术，于修明政事之外，首在精求武备，所谓弃我之短，夺彼之长也。”[6]而这个认识是其在山东巡抚任上镇压农民起义总结出来的，他亲眼看到了新式武器的作用“虽发，捻各股匪动以数十万计，每遇交锋，我军枪炮所及，莫不披靡，直、东两省遂收聚歼之功。”光绪三年四月，其到四川“各勇营亦皆习洋枪，均须购自上海洋行，价值既昂，而运路转运益不资，并恐不免有受洋行欺骗之事……但使稍有损坏，则一枪价值十余金，顿成弃物……[7]p306同时他发现绿营兵腐败不堪利用，官吏贪婪异常，境内各种起义频繁，为了解决军队武器弹药，增强绿营实力，镇压农民起义，同时又可以抵御列强侵略，于1878年在经清政府批准后建立四川机器局并在当年投入生产。
机器局共有大小厂房188间，能制造机器及枪支，还能生产火药及子弹，并多次增加机器设备扩大生产，到光绪十五年，已能生产克虏伯炮弹、军用皮革制品以及消防水龙水枪等产品。其呈现出如下特点：
首先，在用人思想上区别于其他洋务派，基本上坚持了不用外人，依靠本国技术力量，“庶日后操纵由我，外人无从居奇，”[7]p301“欲造机器，决不能不行两法，而仿以西法，仅可师其法，窥其意，而决不可用其人”，不仅因为“洋匠岁费二.三千金”而且外人“墨守师法，不肯略为迁就，”并且“一切手纸于洋匠”“不能精益求精”从而其十分注意发现和培养本国技术力量，将熟悉西方科技的薛福辰、徐建业、曾昭吉等提拔为二、三品大员，并委以重任，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
其次，四川机器局长久不能生产比较先进的后膛炮，“枪筒大小不能如一，多有走火，多不能合膛”[7]p116，质量差，究其原因一是缺乏钢材，缺乏先进车床和技术力量，二是刘秉璋接任后因噎废食，认为并坚持买买洋枪合算的错误指导思想。
再则，是其生产能力较强。1880年5月到18833年1月“前后膛洋枪四千八百一十五杆，已成药弹二千颗，铜帽二万颗，已成洋药四万九千六百六十五斤”[7]p349-350，1885年全年“洋枪二千八百八十二杆，已成药弹二十三万四百颗，铅弹四万五千颗，铜帽五百万颗，已成洋火药六万一千八百八十斤”[7]p329。
其经费来源初期主要是从厘金收取中划拨，但却因此导致人民增加日用生活开支，百物腾贵，倍受其害，后又增加了茶引，打击了正当商人利益，其经费开支每年无规定多少，与其他省机器局相比，仅十分之一，就是较东省机器局，所需也省十之四五，在全国算是最低的了，但为什么还是出现自身发展经费所困，不得不与民争利呢？究其原因，与其官办企业，带有封建性，不计成本，产品内部调拨，没有现在意义的利润产生，管理官僚化僵硬化不科学，技术水平低下落后等有关。
其原料来源一是开办之初和中法战争后向上海洋行购买，一是在国内广为采购熔点较低的铜、铅、毛铁及硫磺等，而其他的几乎全靠向外国购买，也暴露了洋务派只在乎军工筹建而忽视钢铁工业等相关配套的建设。
其生产的产品除了用于镇压西南地区人民反清斗争外，同时也用于抵御列强侵略：中法战争中，江浙海警，守将黄彭年曾函其要求接济军火，鲍超率军入滇抗法时携走洋枪钱杆后，又造“得用之劈山炮七十余尊”，另适合用之抬枪五万杆各用。”[7]p359
虽然四川机器局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它毕竟是四川第一个机器制造厂，是四川机器工业的开始，也是洋务运动在四川的唯一的成果
四、兴修水利，发展教育
在其任内主要是对自清中叶以来都江堰的废坏残缺进行了修复，当时分水鱼嘴、人字堤岸破朽，内外江河道淤塞，因而主要采用了：1、“易笼为石”，将原来卵石竹笼构成的堰堤改为用条石修砌，以桐油石灰塞缝，再用铁链加固。2、疏淤除塞，河道一律疏淘，普遍加深一丈余，洪水时节不再漫溢，整个外江、中江、内江施工里程长达七十余里，修复人字堤一百三十与丈，修理分水鱼嘴三个，此外还修了白马漕、平水漕等导水工程。虽然后遇洪水有所损失，但当时修葺后，对保护都江堰本身和发挥其灌溉作用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天府之国”的“心脏”功能有所改善，有利于四川农业的发展。
在四川近代文化教育方面，其上承1875年四川学政张之洞创办的“尊经书院”，并于任内更进一步尊师儒、重学校，锦江、尊经书院培养成的人才数以千计，为吸收国内先进思想文化，1878年，他聘请湖南有名学者王�运任“尊经书院”山长，一时士子云集，门庭若市，造成四川近代学术文化中心，对于培养四川知识人才开一代学风，起了重要作用。
应该说，丁宝桢在川十年为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和改进，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发展了四川经济，推动了四川文化发展，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他阶级局限性影响下所做的在今天看来不适宜的事情，以及当时整个社会环境的不容许性。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作者简介：谢东阳（1982-），男，四川广元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08级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参考文献：
[1]《丁文诚公遗集》,《奏稿》,卷十六
[2]《丁文诚公遗集》,卷首《国史本传》
[3]《四川盐法志》卷十三《转运八，官运上》
[4]《丁文诚公遗集》卷首《国史本传》
[5]《丁文诚公选集》,《奏稿》,卷十六
[6]《丁文诚公选集》,《奏稿》,卷十七
[7]《光绪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四川总督丁宝桢等奏折》.见《洋务运动》（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丛刊）第四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