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读后感 [论《简爱》中男权统治下的“三面娇娃”]
时间：2019-01-14 03:25:4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十九世纪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文坛上崛起了一批著名的女性作家。她们的作品中以独有的女性主义视角，对所塑造的女性角色投注了深切的人文主义关怀。其中夏洛蒂・勃朗特的长篇小说《简爱》更是被奉为这一时期女性文学的范本。《简爱》自问世以来便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大多数的评论视角都关注于主人公简・爱独立的爱情观、价值观，认为她代表了当时敢于追求平等与自由的女性形象；而有的评论者则把目光锁定在男主人公罗切斯特的妻子伯莎身上，如吉尔伯特与库芭就认为伯莎代表了男权统治和压迫下敢于反抗和复仇的女子，也可视为简・爱受到心理压抑和发泄的隐形象征。
本文以《简爱》中的三个女性角色――海伦、简・爱和伯莎为研究对象，采取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以“女性形象”为本体将这三个人物形象联成“一体中的三面”，旨在揭示出海伦形象和伯莎形象是男权思维模式对于女性审美的两种夸张。这种夸张所造成的错觉把女性扭曲为天渊相殊的两个极端――天使和魔鬼。而在这种非此即彼的扭曲架构中，我们看见了形象鲜活的简・爱。简・爱的精神人格在她历次的成长经历中得以蜕变、升华，用她日趋完美的女性光辉照亮了天使与魔鬼之间的阴影，还原了女性本来的面目，颠覆了男权观念中对于女性偏激化、客体化的审美体系，重建了女性作为独立主体的正常生态。
一、男权思维模式下的女性舞台
“男权制就是将男性身体和生活模式视为正式和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其中，男权的思维模式是男权制中的一个主要构成。它主要体现在一个两极的思维模式，即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将所有的事物分为黑白两极，而忽略了中间状态。如：阴与阳、主体与客体、理智与情感、善与恶等。同样，在以男权统治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审视和评价主要有两种叙事策略，要么是纯洁的“天使”，要么就是堕落的“魔鬼”。这种男权思维模式在维多利亚时期表现得尤为显著。虽然在这一时期，社会上女性主义的觉醒意识有所表达，但女性仍然难以争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在当时的社会中，女性整体上还是充当“二等公民”的角色。她们政治地位极低，没有选举权。
随着经济的发展，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在欧洲开始盛行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关于女性优雅、纯洁、服从的天使形象成了主流文化的共识，并逐渐渗透入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受人尊敬的女性形象大多是理想化的，她们被认为是纯洁而高雅、温柔甚至赢弱的，随时需要男性的保护。而男人是历史的创作者，是技术的发明者，是工业革命的推动者，因此被认为理应处于领导者的地位。相比之下，女性生性温柔、秉性被动、精神脆弱，更适合服从男人的安排。而另一方面，“天使”的对立面――“魔鬼”或妖妇的形象也广泛存在于男性思维模式的另一端。例如，不肯顺从、不安分守己、缺少文静娴淑气质的一类女性就被认为和男性社会中对女性的天使理想背道而驰，因此被认为是堕落和邪恶的。
这一时期，女性的被动地位是由文化和社会等多重因素所造成的，由男性主导的社会将女性视为低下的阶层：她们只能通过挑战和改变男性的高等地位的途径来改变自身的低下地位。历史上有许多向统治集团挑战的底层革命，但是只有女性主义是向男权制本身挑战的。简・爱正是挑战这一僵化体系的伟大女性。在《简爱》这部作品中，通过塑造多维的、有血肉的、有思想的生存主体形象，女性生动的内涵被重建，从而颠覆了以往被物化的残缺、单一的形象。
二、舞台上的三个女性
为了塑造简・爱丰满、有灵有肉的形象，夏洛蒂・勃朗特可谓匠心别具。除了主人公简・爱外，海伦和伯莎分别扮演了人们传统审美观念中天使和魔鬼的角色。这三个角色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的。从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三个角色在个人经历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首先在作品的开头，我们就看到了年幼的简・爱在舅妈家的悲惨遭遇：她曾被鞭打；因为开罪了表哥约翰・里德而被关在黑暗的红房子里，她被捆绑着，寒冷和恐惧让她的身心都备受摧残。海伦・彭斯是简・爱在洛伍德慈善学校里遇到的少年玩伴，也是简・爱儿童时期最要好的朋友。而她也在学校里备受虐待，曾无端被鞭打并当众罚站；而伯莎在婚后不久就被囚禁在桑费尔德府的黑暗阁楼上，常年的与世隔绝使她变得更加疯狂：“它在地上爬着，乍一看，看不清那是什么，是动物，还是人。”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作者的故意安排，对这三位女性动手实施残害行为的角色也都是女性，如虐待简・爱的是她的舅妈里德夫人，虐待海伦的是教师斯卡契尔德小姐，看管伯莎的则是女仆格雷斯・普尔。如果深入作品就会发现，在这些充当打手的女性后面都不无例外地站着一位男性“指挥者”。使简屡受虐待的原因是里德少爷，母亲对他的溺爱使他肆无忌惮，并使简・爱受到了严厉的责罚；鞭打海伦的女教师背后是孤儿院的掌管者布鲁克尔赫斯特先生；而看管伯莎的女仆受雇于罗切斯特先生。通过这些不同的女性角色和其相似的经历以及本质和性别相同的施虐者，夏洛蒂使我们看到了现象之后的本质：一个由男性统治的社会体制是认同男性和以男性为中心的，这个社会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压迫女性。
三、女性生命的沉沦和升华
这三个女性不仅在成长经历上具有形似性，而且海伦和伯莎分别出现在简性格成长和完善的不同阶段，这种安排也具有深层的隐喻意义。在作品中，简・爱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思想上是不断成长的。在盖茨海德的舅妈家，“简・爱从一个被动的、无性别意识的童年进入了骚乱的青春期。”这种青春期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她第一次勇敢反抗欺负她的表哥，使这个充满不公与敌意的里德家族第一次受到了抗议和反击。简・爱的另外一个成长的隐喻表现在她被关进红房子的情节中，屋子里陈设着红色的木床、深红色锦缎帐幔、红色的地毯和台布，还有农橱、抽屉和首饰盒，这些物象“使得红房子和成熟女性的身体有着密切的联系……简在红房子内被禁止吃饭、游戏并和其他的家庭成员接触，这和北海岛上的部落或爱基斯摩人的少女初潮仪式相似。”这都隐喻了简・爱在身体和思想上的成长。
从进入寄宿学校到18岁离开那里，简开始了另外一段成长经历，这一段时期是简重要的人格和价值观形成时期。好友海伦的出现深深影响着简，是促进简人格形成的重要因素。从海伦身上读者不难看出，这个形象笼罩着维多利亚时期被人们所推崇和理想化了的“天使”的影子。首先，海伦的体质弱小并赢弱。从她在故事中一开始出现就伴随着咳嗽和虚弱的表现；在接下来的瘟疫中她也未能幸免于难。严重的肺病使她成了这场疾病中最孤苦的殉难者。而在那个时代，虚弱和病态常被认为是女性特质的体现，而女性的昏厥被认为是具有贵族气派的高雅，因为它能激起男性的保护欲。其次，海伦的性情是乖巧而平静的。当简在花园中第一次看到她时，别的女孩都在“四处奔跑，做着游戏”，只有海伦安静地在角落里看书；除了安静的阅读之外，海伦还喜欢静静的思考。同时，对于别人 的烦恼和忧伤她还是最好的倾听者；她在临死时的表现也平静而安详：“我很快活，简，当你听到他们说我死了的时候，千万不要伤心。我们总有一天都要死的，送我走的疾病是和缓、渐进的。我心里很宁静。”再次，强烈的宗教意识像催眠般不断诱导着海伦的被动顺从。当她在大教室中被当众罚站时，她没有申辩，而是安静地忍受着一切；即使是无辜受罚，她也是“恭恭敬敬地把树枝交给老师”，接受鞭打。当简为她抱不平时，她却说：“最能战胜憎恨的不是暴力，好人应该尽量去爱他们的仇敌，为诅咒他们的人祝福。”这是十分明显的基督教意识的表现。
有这样的一位“天使”相伴左右，简的思维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例如，在目睹海伦当众受辱后，简先是劝她离开学校，但这种建议随即被对方拒绝了；简抱怨老师对海伦的凶狠，海伦却说“一点也没有”，最后简又说：“如果我是你，我会讨厌她的，我会抵制。要是她用那束木条打我，我会从她手里夺过来，当着她的面把它折断。”而海伦却说她就应该耐心忍受。令人欣慰的是，好友海伦的“天使”形象和学校内各种试图把女孩教化得合乎社会规范的清规戒律都没有影响和改变简，反而使她对此产生深思，摆脱了成为“天使”的可能。而作品中海伦的死去也从象征层面上寓意着简摆脱了这条隐忍的道路，拒绝成为“天使”，为日后自身独立人格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长大成人后的简急于摆脱令人窒息的寄宿学校，开始更自由的生活。走入桑费尔德府预示着简的另一段心理成长之旅即将展开。但她与罗切斯特先生的相爱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简由此经历了自卑、等待、怅然若失、希望、幸福直至绝望等复杂的心理体验，使她的女性心智再次得到了发展和成熟。当这个出身贫苦、积极勤奋的女孩看到幸福再次离她远去的事实时，她感到了无比的痛苦和压抑，无奈地感叹道：“我进入了深水之中。洪水把我淹没了。”与此同时，勃朗特还塑造了一个男权制思维下产生的极端的“魔鬼”女性形象――愤怒的报复者伯莎。
伯莎是充满愤恨的。年轻时的她青春动人，是身边无数男人追逐的目标，然而其后她在父亲的包办婚姻安排下嫁给了与她互不了解的罗切斯持。没有爱情的婚姻使伯莎过早凋零，冷漠的丈夫使她对婚姻彻底绝望，整日的酗酒使她的身体和精神逐渐崩溃。在她被医生判定是一个疯子后，她被关在黑暗的阁楼上长达10年之久。伯莎的愤怒是令人窒息的。在周围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之交流和宣泄的情况下，她会在深夜时发出阵阵低吼，手持烛台，神出鬼没地穿梭于熟睡着的人们的房间中。而且伯莎还用复仇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她个子高大，在作品中多次使用“动物”“狗”“狼”这样的词汇来指代伯莎，而伯莎的行为举止也充分暴露出她的野性。她“似乎在地板上爬着；发出奇怪的、动物似的嗥叫声。”当她与罗切斯特扭打时，“她凶恶地卡住他的脖子，用牙齿去咬他的面颊。”当她被制服并被捆绑时“凶猛地高声尖叫起来。”伯莎的复仇还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她曾试图放火烧死埋葬她爱情和憧憬的罗切斯特，咬伤了对她的婚姻悲剧负有责任的哥哥。恐吓即将替代她位置的简，并最终亲手烧毁了桑费尔德府。
然而简在感情受到欺骗之后，并没有复制这个女人的愤怒与复仇，反而选择清醒而理智地离开，从而为女性人格的完善走出了重要的一步。简也曾陷入愤怒，童年的不幸、少年的屈辱和成年后爱情的绝望都使她产生了强烈的愤怒，但她没有被愤怒所吞噬，而是一次次用理性与平和去面对。当得知里德舅妈这个带给她无数创伤的人病危时，简爱毫不犹豫地前去探望和照顾。当她来到病床前，紧紧握住舅妈的手时，对方却同多年前一样排斥和拒绝她：“把手移开，而且别过脸去”，童年的愤怒又一次充斥了简的内心：“我感到痛苦，进而感到愤怒。像在童年时代一样，我的眼泪涌上来，但我忍住了。”没有了儿时的咄咄逼人，成长了的简最终以包容平静的心态送走了舅妈。而在离开爱人罗切斯特的日子里，简的人格再次得到了升华和完美，她克服了种种来自生活和心理上的磨难，充满爱心地与圣约翰一家和睦相处，在乡村学校做一名教师，认真积极地打理每天的生活。当圣约翰向她求婚时，简遵从内心的召唤，没有丧失判断力，果断地拒绝了这种诱惑。而后，重返桑费尔德府的简最终走进了心灵的成熟阶段，获得了完美的爱情。而伯莎的自毁和灭亡也寓意着简在成长历程中对女性性格可能走向的另一极端做出的规避。
四、结 语
夏洛蒂・勃朗特通过在《简爱》中所塑造的女人的这三张“面孔”，推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新女性形象。作者匠心独运地把两张“老面孔”和一张“新面孔”放在一起，使简・爱的新女性形象变得更加一目了然，也解构了男权制中两分的、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海伦的“天使”形象表现的是男权主义对女性的臆想和神化，而伯莎的“魔鬼”形象则是男权主义对女性无情的诅咒和魔化。神与魔都是男权主义审美中受到扭曲的产物，而非女性本身的正常生态，所以在现实的生活中，“天使”必然凋零，“魔鬼”将被毁灭。而简・爱用自身对独立人格的不渝追求和精神生命的持续抗争将自己从神与魔的“苦海中”超度出来，还原了女性的正常人格和本有形象。同时，作品通过对海伦――天使和伯莎――魔鬼两个截然相反的形象的展现来反衬出简・爱的形象，她既不是过于理想化了的“天使”，也不是“恶魔”或者妖妇。“天使与魔鬼”本来就是存在于男权主义者头脑中的错觉和幻影。具有独立意识和反抗精神的简爱不仅不是逆来顺受的“天使”，同时也未因在生活中屡屡受挫折而绝望地沦陷成“恶魔”。她没有被愤怒所吞噬，而是勇敢地面对各种挫折和不幸，清醒地做回了自己。为读者展示了一个成长中的、生动的、多维的女性形象。
海伦和伯莎是对女性的扭曲，简・爱是对女性的还原。作者通过这三个形象巧妙地为我们架构起了男权主义背景下女性的“一体”与“三面”。“天使”与“魔鬼”是男权主义在女性身上投下的两极阴影，反衬出当时女性生存舞台的阴暗。而简・爱身上所焕发的女性光辉正是要驱赶这样的阴暗，照亮女性的这一舞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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