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用学研究会【语用学在中国：回顾与展望】
时间：2018-12-28 03:41:5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从1979年许国璋先生翻译奥斯汀的《论言有所为》（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至今，语用学在中国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本文从语用学的来源、内容及形成入手，讨论了语用学的研究面，着重论述了语用学研究在中国的出现、形成及发展，指出了这一过程中的成果与不足，探讨了语用学研究在中国的前景。
关键词： 语用学 研究面 问题 未来
1.引言
1938年，莫里斯（C.Morris）在其著作《符号理论基础》中提出，符号学由符号关系学（即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部分组成。符号关系学研究“符号之间的形式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与符号所指对象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的关系”（何自然，2001）。这被认为是语用学在当代社会的首次出现。
2.语用学在中国的出现
沈家煊（1996）认为，语用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而得到国际学界的承认，有三个标志：一是1977年《语用学杂志》（Journal of Pragmatics）创刊；二是1983年第一本语用学教科书（Pragmatics，S.C.Levinson）问世；三是1986年“国际语用学会”的正式成立。
1979年，许国璋先生摘译了奥斯汀1955年在哈佛大学的哲学讲演集，共十二讲，原名“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许国璋先生将其译为《论言有所为》。这被认为是国外语用学理论首次进入中国（刘根辉，2005）的标志。
1980年，胡壮麟先生向国内读者介绍了语用学的对象与方法、各语言学派对语用学的评论、语用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语用规则（文旭，1999）。
3.语用学的研究面
何自然（1999）认为，从微观上讲，语用学主要有以下几个研究面：
第一个研究面是研究一般的句子意义，属于语用学和语义学之间的跨面研究。对于语用学与语义学之间的关系与差异，何自然（2002）认为，语言学界长期以来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语用学是语义学的一部分，第二种观点认为语义学是语用学的一部分，第三种观点认为语用学和语义学分属不同的研究领域，但又相互补充。而第三种观点已经越来越被语言学界所接受。
第二个研究面是研究语境条件下的句子意义，即在特定话语环境下句子的使用意义或操作意义。
第三个研究面是研究说话人意义。
第四个研究面是研究听话人意义，即听话人对听过来的话语所作的理解。
第五个研究面是研究话语意义，研究如何正确理解听来的话语，从而做出适当的应对。
4.语用学研究在中国
从1979年许国璋先生翻译奥斯汀的《论言有所为》（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至今，语用学在中国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综观20多年来我国学者发表及编著的有关语用学的论文、专著，英汉对比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十分可观的。
这方面的成果首先集中体现在杨自俭、李瑞华编的《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1990）一书中（何自然，1994）。该书的优点在于将语言的宏观结构对比进行专门论述，从而启发我国学者开拓语用学研究的视野。
英汉语用对比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英汉语言文化对比。这方面的发轫之作是邓炎昌与刘润清于1991年合写的《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近几年来，我国学者先后有数本关于英汉语言对比研究的专著面世，其中何善芬（2002）的《英汉语言对比研究》和王菊全、郑立信（2004）的《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尤其值得一读，前者从语音、词汇、语法、修辞、语篇几方面对英汉两种语言进行了系统而有重点的分析，后者主要向国内同仁展示了我国学者在1995―2003年间有关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成果，赵世开和杨自俭先生分别作序。
5.中国语用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纵观我国学者多年来有关语用学研究的论文，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以引进国外语用学理论的文章最多。而这也成为我国语用学研究一个不容回避的缺点所在。对此，钱冠连先生专门写了一篇名为《语用学：中国的位置在哪里》的文章，对国内外语用学的选题进行了对比研究（钱冠连，2001）。钱冠连在文中指出，中国的语用学有两个明显的事实：一是理论依傍国外；二是五个方面不如国际主流，即：在鲜明的学术原创性上，在作者群体的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上，在选题非常普遍、深入地将语用学视角设想一切现实生活领域与职业领域上，在语料的利用上，在撰写语用学发展史方面。笔者在《外语与语言学文集》（张京鱼，2006）一书中，发现有这样两篇文章：“浅析英汉模糊语言特点及功能”（赵莹），“幽默小品中言语行为的分析”（耿娟娟），可为今后语用学研究开辟一片新的领域。
冉永平（2005）撰文指出，长期以来，我国的语用学研究存在以下四种倾向：
一是只注重介绍、吸收国外语用学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依据，进行以外语（主要是英语）为对象的语用学研究。
二是注重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进行以汉语、汉语文化为对象的局部性、非系统性探索。
三是只重视汉语、汉语文化的本土研究，而不重视或者无法真正获取国外语用学的优秀成果。
四是外语界和汉语界（包括语用学）研究者之间缺乏学科上的真正沟通与足够对话，“两张皮”与“各自为阵”现象较为严重，因而视野受限。
钱冠连与冉永平的观点互为补充，基本上全面概括了我国语用学研究存在的不足。
6.中国语用学研究的未来
随着语用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中国语用学研究的未来进行了思考。
何自然（1994）从语用学是语言和文化交际中的认知科学和社会科学出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将成为语用学研究的动向：翻译理论与语用学研究相结合，语用范围内的跨文化研究和英汉语用对比研究相结合，以及语用与认知的研究。
随着“汉译西化”和“西译汉化”的讨论告一段落，另一场围绕“中国式英语”（Chinglish）和“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的讨论正日益引起语用学者和翻译工作者的注意。在上文提到的《外语与语言学文集》一书中，有两篇关于“中国式英语”的文章，分别是“从Chinglish浅谈汉语文化对英语习得的影响”（李娜），“语言迁移现象和中国式英语的产生”（周红）。
李文中（1993）撰文指出，研究中国英语无论是对语言学还是对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旭（1999）撰文指出，加快引进的步伐和立足汉语的研究创造自己的理论应是今后中国语用学的发展方向：中国的语用学研究必须依靠外语界和汉语界学人共同努力，以汉语为语料，从汉语运用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出自己的理论，形成自己的流派。只有这样，中国的语用学研究才能立足于世界语用学的研究之林。
钱冠连（2001）先生也撰文指出，在借鉴国外选题时，有两点原则：第一，借其形式（如案例），而不抄袭其结论与理论形态。这种情形可比喻为“借窝下蛋”：窝是人家的，蛋是自己下的。第二，借鉴思路，自引事实，自下结论，建立自己的理论形态。这种情形可比喻为“自筑窝自下蛋”：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原创性。
7.结语
语言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心理现象。因此，对语言进行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都很重要，二者不可偏颇。在宏观方面，语用学的研究必须置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中，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言语活动进行研究。在微观方面，言语的产生和理解必须从认知的角度分析。
我国的语用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出现了一些领军人物，比如上文提到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何自然、钱冠连及冉永平，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何兆熊，还有文中未提到的河南大学的徐盛桓。此外，我国的语用学研究还存在着种种不足。相信经过各界同仁的不懈努力，我国的语用学研究必将迎来光辉灿烂的明天。
参考文献：
［1］Levinson，S.C.Pragma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2］Morris，C.W.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A］. In：Writings on the General Theory of Signs［C］. The Hauge：Mouton，1971.
［3］何善芬.英汉语言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4］何自然.我国近年来的语用学研究［J］.现代外语，1994，（4）.
［5］何自然.语用学方法论刍议［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4）.
［6］何自然，冉永平.语用学概论（修订本）［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7］何自然，吴亚欣.语用学概略［J］.外语研究，2001，（4）.
［8］胡壮麟.语用学［J］.国外语言学，1980，（3）.
［9］李文中.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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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钱冠连.语用学：中国的位置在哪里？［J］.外语学刊，2001，（4）.
［12］沈家煊.我国的语用学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1）.
［13］王菊泉，郑立信.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14］文旭.中国语用学20年［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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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杨自俭，李瑞华.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
［17］张京鱼.外语与语言学文集［C］.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