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41年和1961年毛泽东在党内发起调查研究的比较研究
时间：2021-07-11 04:00:5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比较研究1941年和1961年毛泽东在党内发起调查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全面认识毛泽东对我党调查研究思想的贡献，有利于厘清在我党历史上调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渊源，在实践上有利于全体党员干部开展正确的调查研究，探索把调查研究成果转化为决策力和执行力。
关键词：1941、1961；毛泽东；调查研究；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7-0015-05
毛泽东一生所从事的调查研究活动不计其数，所写的有关调查研究著作数不胜数，根据实际调查研究做出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决策举不胜举，所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甘当小学生”、“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等重要观点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毛泽东在党内发起大规模调查研究活动有1941年“系统地周密地调查研究”和1961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学界对1961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研究较多，对1941年毛泽东倡导的调查研究活动也有较多记叙，但把这两次大规模调查研究活动对比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尚付阙如。比较分析毛泽东在党内发动这两次大规模调查研究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对于全面认识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结合当今中国的实际，自觉运用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的精髓去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党内两次调查研究活动的相似之处
我们可以把毛泽东一生伟大的社会调查研究实践活动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五四运动以前的社会调查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调查研究和建国以后的社会调查研究。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以前的社会调查研究，“单枪匹马”采用“游学”方式，所产生的影响不大，但为毛泽东个人积累了丰富的阅历和可操作性的调查方法；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尤其是1941年和建国以后尤其是1961年毛泽东在全党号召调查研究，指挥“千军万马”，在调查方式上具有多样性，在党内和社会的影响深远。两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具有不少共同点，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面相似之处：
1.两次调查研究都是毛泽东发起的
1927年，毛泽东到湖南考察32天，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到了井冈山之后，毛泽东作了寻乌调查，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以使富农、中农、贫农都能活。兴国调查后弄清楚了贫农与雇农的问题，“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1］。上述经历让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了解情况，唯一的办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而要破除党内的教条主义，就必须发动大规模调查研究活动。1941年和1961年的研究活动就是在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指导下在全党发起的。
2.两次调查研究都是关键时期解决方针政策问题的需要
两次调查研究活动所处的国内局势不同，但都是我党关键时期。1941年正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我党面对三方面的压力：一是日本对敌后大规模扫荡，为应对共产党方面的游击战术，采用了“保甲制”来断绝共产党军队与当地人民的接触，设立无人区，进行极为野蛮残暴的“三光政策”；二是日本调整了对华侵略方针，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为诱降，在日本政府的诱降下，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公开投降，国民党的反共倾向也日渐增长，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妄图消灭共产党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三是我党内部亟需克服教条主义的继续危害，尤其要揭露王明教条主义的实质及其危害,使全党真正认识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1961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遭遇挫折，我党面临两大压力：一方面，经济形势十分严峻，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工农业生产下降，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另一方面，党的方针改革亟须调整，而“大跃进”运动导致的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盛行，党内思想不统一，认识混乱。在1941年和1961年的特定背景下，党都必须实现方针政策的转变，而要沿着正确方向解决方针政策，就要面向客观实际，就要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等脱离实际的思想，就必须开展调查研究。
3.两次调查研究所产生的影响都较大
1941年发起的调查研究活动影响之大表现在，各中央局及其所属的各级党组织，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都组织了多个调查团或考察团，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掀起了全党性的农村大调查。［2］在这些调查活动中，时间最长、取得调研成果最丰厚的要数张闻天率领的延安农村调查团对晋陕农村的调查。回到延安后，张闻天集中精力对一年多的调查进行总结，并于1943年3月底写成了《出发归来记》一文，作为自己一年多调查情况向中共中央的一个报告。1961年调查研究活动影响之大表现在，中央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推动全党形成一股调查研究热潮。1961年4月至5月中旬，刘少奇在湖南宁乡县蹲点调查44天；周恩来于4月28日到5月14日在河北邯郸进行调查研究；朱德在四五月赴四川、陕西、河南等省调查；6月陈云回到家乡上海青浦做了半个月的调查研究工作；5月上旬至6月上旬，邓小平和彭真直接组织五个调查组在北京市顺义县、怀柔县进行调查。当时国务院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委、各地委和各县委都由主要领导干部挂帅组织调查研究，仅农村调查方面就有杨尚昆领导的徐水、安国调查组，习仲勋领导的河南长葛调查组，胡耀邦领导的辽宁海城调查组，钱瑛领导的甘肃天水调查组，王从吾领导的黑龙江双城调查组，平杰三领导的山东泰安调查组，等等。［3］
4.两次调查研究的方式有相似之处
这两次调查研究活动都把开展调查研究提到思想作风的高度，以理论学习为先导，强调以正确思想指导调研实践。1941年，毛泽东把他过去调查的材料编印成《农村调查》一书，并写了序言与跋，阐明开展调查研究的思想意义和实践价值。196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发出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同时印发了毛泽东同志在1930年春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毛泽东在1941年有关调查研究的讲话有多次，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延安干部会议上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对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讲话，论述了党的思想作风问题以及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方法。1961年，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讲话有三次之多：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题的讲话；1月18日,在八届九中全会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再次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3月13日和23日,在“三南”（中南、华东、西南）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谈调查研究问题，要求“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指出“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4］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