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纪事
时间：2021-07-10 20:00:2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中国在短短几年间，在各地举办了1600余所“五七”干校，用来安置下放劳动的几百万千部与知识分子。近年来，关于“五七”干校国内已出版了不少当事人的回忆录和一些研究性的论著，而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当属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笔者通过对原始档案、个人回忆录、口述资料及国家有关政策的梳理，试对中办“五七”干校的历史命运作一揭示。
一、毛泽东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
“五七”干校的产生，不仅是毛泽东一直强调干部下放劳动以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干群关系的必然结果，也是当时解决诸多重要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
建国后我国实行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在使国家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权力高度集中以及由此派生的官僚主义问题。毛泽东充分估计到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把反对官僚主义当成贯彻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系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问题。建国后除了开展经常性的整党整风、社会主义教育外，毛泽东特别强调通过干部下放劳动改造以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关系的意义。
1957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中，把整风与干部下乡劳动并列，作为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同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审定的《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要求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各级干部都应当每年抽出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到1960年前，中国至少有上百万干部下放基层参加体力劳动。
进入60年代后，毛泽东开始认为苏联党已经变质、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发现，苏联的干部是不劳动的，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不光如此，苏联干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经过观察和思考后，毛泽东形成一个初步的认识：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腐化变质，防止中共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毛泽东在60年代前期发动了一场遍及全国城乡的四清运动，大批的领导干部到基层去蹲点，与社员群众实行“三同”(即同住、同吃、同劳动)。毛泽东在1964年回答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的提问时说：“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他所说的具体措施中，关键的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可见，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愿望——通过干部参加劳动来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但是，当时毛泽东尚未找到一个将干部统一组织起来参加劳动的形式。
1966年前后，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里。从中央到基层哪一级都有“走资派”，工厂、机关、学校、部队里都有“走资派”。随着毛泽东这一认识的形成，他对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过去中央光是号召干部参加劳动，但各地执行的情况很不一样，可以说，大部分没有认真执行。许多地方流于形式，走过场。那么，怎样才能找到让干部参加劳动的最好形式呢?
正当毛泽东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林彪给毛泽东寄来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这份报告强调了军队搞生产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看完报告后，毛泽东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到办一种“大学校”的问题。这种“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契合了1958年他办人民公社的设想。于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作出指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封信。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要求党政机关也要办军队式的“大学校”，在这个“大学校”里，干部不仅是参加生产劳动，而且要学习军事、政治、文化与批判资产阶级。这表明毛泽东把干部集中起来办“大学校”的思路已初步形成。
“文革”初期，“斗、批、改”运动及各级政府机构精简造成大量的闲置干部，安置这些干部的需要成为“五七”干校产生和兴起的直接原因。1968年下半年，各地“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相继建立。对于各级革委会的组建，毛泽东有明确指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响应毛泽东精简机构的“最高指示”，中央国家机关及各级革委会机构精简的力度非常大。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国务院各部门设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确定国务院各部委机构由原来的90个精简为27个，各部委的干部编制总数压掉82％，27个部委干部只留下原来干部的18％。实际上，由于后派来的军队干部的加入并占用一定编制，原干部的留用还要少于18％。各级革委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力度不同的机构精简。于是，因精简而产生的大量闲置干部给干部安置带来了难题。在“文革”的“斗、批、改”阶段，有大批的干部被打倒，许多知识分子被批判，成为“走资派”、“牛鬼蛇神”、“黑五类”，被关进“牛棚”。当“文革”进入夺权阶段后，各地的造反派忙于夺权，无暇顾及这些牛棚中的“走资派”、“牛鬼蛇神”们，于是这些干部和知识分子也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据笔者估算，全国至少有几百万这样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为安置如此庞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各地采取了将他们下放到工厂当工人、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等多种方式，其中建立“五七”干校是接纳和安置这些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重要途径。
为了落实“五七”指示，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庆安县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五七”干校——柳河“五七”干校。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把办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介绍材料进行了上报。当时正在为如何安排闲置干部苦思良策的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甚是高兴，于9月30日写了一则批语：“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由于柳河“五七”干校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各地各部门纷纷仿效柳河干校的做法，先后创办了1600余所“五七”干校。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便是其中之_。
二、中央为中办“五七”干校高规格地配置了一套领导班子
中央办公厅在选址办干校时，江西进贤是首选之地。其一，江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源头，相当多的国家部委机关、大学、科研机构选择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