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
时间：2021-07-10 00:04:4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提要] 结构一单元模式的国家身份理论是体系理论。它既重视国际体系的结构因素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又考虑了国际体系的构成单元对国家身份的塑造。在将这一模式用于解释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和平、发展等国际体系层次的文化结构，有助于塑造中国合作型的战略文化。而抱持这一战略文化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实践，可以破除不利于社会主义大国地位上升的陈旧理念，可以破解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诸多难题。同时，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实践也已引起了中国观念的深刻变化。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则是这些变化的国内基础。
[关键词] 国家身份理论 中国国家身份 负责任大国 结构－单元模式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1-0014-10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力显著提升，在国际体系中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对中国崛起的方式、崛起中的中国的对外行为模式，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大国心存疑惑和忧虑。这种心态反映在观念层面，就是形式各异的“中国威胁论”；反映在实践层面，则是一些国家明示或潜在的防范中国崛起的战略和政策。为了化解这些不利因素，中国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建构新的国家身份就是其中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明确地提出了“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这一重要理念。该理念的形成，是中国政府对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实践的总结，是对中国国家身份的重新认识。
那么，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能否建构起来呢?现有的国家身份理论是否可以从学理上对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进行有力的论证呢?这是亟待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解决的重要问题。
现有国家身份理论的不足与
本文的分析模式
身份(identity)一词本来是社会学和哲学的一个概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建构主义学派的崛起，国际关系学者把身份的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的研究，由此出现了文化与身份回归国际关系理论的趋势。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国家身份的研究分别在结构和单元两个层次上展开，各自视国际体系的结构因素和单元因素为国家身份建构的最重要因素。这两个层次的国家身份理论各有优长与不足。以下，本文分别作一简要分析。
1．结构层次的国家身份理论
以温特(Alexander Wendt)为代表的结构层次的国家身份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结构是国家身份建构的最重要因素。
温特在其早期的文章中曾指出，施动者和结构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建构的关系，并以辩证统一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而在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温特为了创立一个和华尔兹(Kenneth Waltz)理论相竞争的体系理论，遵循了被称为“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的所谓简化原则，删除了对国家身份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内因素或单元层次因素，强调从体系的结构层次探讨国家身份的形成，而弱化了施动者建构结构的纬度。这样一来，国家身份与结构之间就由原来双向互构的关系几乎变成了单向建构的关系。因此，温特所创设的理论实质上是从结构层次上探讨国际体系性质的体系理论，而不是国家身份理论。齐菲斯(Maia Zehfuss)甚至认为，温特的理论是没有政治内容的身份／认同理论，因为，根据德里达的理论，中心不能决定自己，只能由他者决定，而我们知道，国内政治和社会进程是国家主体性和身份构成的第一因素，因此，如果把国内因素略去不谈，虽仍是理性主义理论，但已经不能说明身份建构的主要来源。实际上，温特本人也承认：“一个完整的国家身份理论应该包括大量国内因素的成分。”
应当承认，通过结构层次构建起来的体系理论，其变量关系是清晰的，内容是简约的，架构是优美的。然而，我们判断各种理论形态质量高下的标准，不仅仅在于理论所包含的概念是否明晰而易操作，命题、假设是否有意义，各种判断之间是否能够自治，内部逻辑是否严整；也不仅仅在于理论是否简洁、优美，从而符合科学哲学对理论形态的一般要求，而在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能力即解释、说明现实的能力特别是指导人们在实践中取得成功的能力。这种立足于欧美特殊文化背景和历史经验的体系理论是不能解释中国特殊历史经验的，尤其是不能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历史经验的。这是因为，中国——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其地位上升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特殊现象。如果忽略当代中国的战略文化及其在特殊时空下形成的国内结构，就难以充分解释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家身份为什么能够建构起来；也就难以令人信服地解释中国为什么一定能够实现和平崛起，而不是重蹈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覆辙。
2．单元层次的国家身份理论
这类理论的研究重心是探讨单元层次因素是怎样建构国家身份的。
例如，江忆恩(Alastair lain Johnston)的《文化现实主义》一书就是根据中国国内文化来研究中国的战略文化，进而研究中国的冲突与合作行为的。他以中国明朝为研究对象，运用的是符号分析(symbolic)法和认知绘图(cognitive mapping)法。在对这一时期的文献进行分析后，江忆恩指出，中国存在两种不同的战略文化：一是象征性或理想化的战略文化，即孔孟范式(Confucian-MencianParadigm)；另一种是实际的战略文化，即强现实政治战略文化(parabellum strategic-culture)。在中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战略文化则属于强现实政治类型。江忆恩认为，有什么样的战略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战略行为；与强现实政治战略文化对应的是冲突型战略偏好，与弱理想政治战略文化对应的则是合作型战略偏好。据此，江忆恩得出结论：在历史上，中国的对外行为表现出明显的进攻性或先发制人的战略偏好。
单元层次的国家身份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结构层次的国家身份理论的不足，理论解释力较后者有所增强，但从实践层面看，该层次理论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其理由是，如果中国强现实政治类型的战略文化长期趋于稳衡状态，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则是长期趋于进攻性或先发制人的战略偏好。然而，这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趋向于合作的战略行为是矛盾的。江忆恩的战略文化理论不能说明为什么在不同时期中国的战略行为会有如此大的差别，也不能说明中国自身的文化结构与同一时期的国际体系文化结构有何关系，更不能说明中国战略文化的变化对国家身份的建构有什么样的作用。
总之，单元层次的理论实质上是外交政策理论，而不是国际政治理论；它解释的是特定国家行为的动因，因而不具有普遍性的解释力。单元层次的理论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考虑或较少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