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反思
时间：2021-07-09 00:01:5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单骑突进”——追求海权的失误
至今为止，我们已经看到，西方军事现代化进程是唯一成功的模式，除此之外，我们尚未发现第二种文明走出一条成功的军事现代化之路。西方军事现代化过程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一、军事现代化并非是个单纯军事领域的转型问题，不能脱离社会其它诸方面而单骑突进，而是由整个社会转型带动起来的，是整个社会转型的一个方面。二、军事现代化的完成必须以社会诸方面现代化的完成为前提。三、军事现代化与社会其他方面的现代化构成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关系。四、军事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模式是“军事——农业体制”→“军事——商业体制”→“军事——工业体制”→ “军事——高科技体制”。五、军事现代化在国家战略的理论和实践上是从陆权主义走向海权主义。
以欧洲的模式而论，中国近代社会没有经历一个充分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成熟期，而是直接地向工业化急速迈进。所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事现代化过程也就明显地省略或超越了“军事——商业体制”阶段，出现从传统的“军事——农业体制”直接向“军事——工业体制”转型的跳跃现象，这显然大大加重了转型的难度。历史给中国军事现代化所规定的客观任务是在社会总体上完成从“军事——农业体制”向“军事——工业体制”的转型。在军事领域则要完成从传统陆权主义向现代海权主义过渡。据此，一百多年来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评价可归结为两句话：从陆权走向海权，从海权退回陆权。
１．从陆权走向海权
从地中海文明的军事传统中，我们发现一条规律：当海上贸易成为社会经济重要部分时，也就同时成为海军军种发展的原动力，这也是海权主义的基础。自古以来，海上贸易从未构成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长期缺乏发展海军军种的原动力，也没有产生海权思想的现实环境。从经济学角度看，海军是海上贸易国家维持生存所必要的成本投入。
中国陆权主义军事传统第一次受到西方海权主义挑战是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究其冲突的社会结构而言，是西方前“军事——工业体制”与中国古老的“军事——农业体制”的冲突和较量。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夕，清王朝惨淡经营，总算有了一支近代化海军。北洋海军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的诞生标志着我们在军事理念上，从传统陆权走向了现代海权。这就标志着我们至少在军事领域被卷入西方文明的潮流。
然而，北洋海军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西方历史表明，军事现代化的关键是市场原则凌驾于指令性原则之上而成为社会整合之核心原则，同时，军事现代化是社会全方位转型的自然的结果。而清王朝出于统治阶层自身利益的考虑，并为中华古典文明的辉煌所牵累，北洋海军建设并不以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为依托，只是希望在尽可能不触动传统社会的前提下，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事力量——海军来维护国家安全，这就背离了军事现代化的基本规律。这种“单骑突进”的做法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作为，但从长远看，这是一种畸形发展，军事现代化过程必将失去其它社会系统的支撑，最终经不起强有力的碰撞。
西方历史表明，军事现代化的关键是市场原则凌驾于指令性原则之上而成为社会整合之核心原则，同时，军事现代化是社会全方位转型的自然的结果。承担社会转型使命的阶层是酝酿了数百年而培育起来的资产阶级，这一阶层的利益已与旧的社会结构脱钩，而同新的社会结构紧密相连，因而具有同旧的社会体制彻底决裂的基本条件。而晚清政治精英阶层属于传统社会的贵族阶层，其利益与传统社会结构紧密相连，而与现代社会结构无缘。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势必打破旧的社会结构，这也是军事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这就同晚清政治精英阶层的利益发生根本冲突，并使政治精英阶层产生“角色冲突”。晚清的悲剧性矛盾在于：历史尚来不及造就出真正能够担负社会转型使命的精英阶层（新的精英阶层需要一定时间的培育），只能将社会转型的使命交付于这一使命的天敌、本该退出历史舞台的人们。晚清社会变革和军事变革在政治精英们的“角色冲突”的尴尬情形中，寻找着一条既能维持旧的社会结构，又能实现军事现代化的一厢情愿却又行不通的平衡之路，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又为其进行理论辩护。这样，西方以社会全方位转型为前提的军事现代化在中国蜕变为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建立现代军事系统，军事现代化置社会整体转型于不顾，以“单骑突进”的错误方式进行运作成为必然的选择。然而，传统社会结构内不可能产生出真正的现代化军事系统，由此可见，以北洋海军为标志的中国军事现代化在起步时就已误入歧途，并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清王朝不仅在社会转型和军事现代化关系的处理上，陷入“单骑突进”的误区，而且在纯粹的军事领域也采取“单骑突进”的做法，弃陆军于不顾，一头扑在海军上。日本从１８７１年９月设立陆军部和海军部起，陆军和海军的现代化同时起步，两国军事改革观念和实践的差异在２４年后终于见分晓。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北洋海军的覆没，日本的近代化陆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日本陆军在陆上协同作战，单就海军之间对抗的话，日本海军不可能全歼整个北洋舰队。这样一个通过简单逻辑推理和沙盘演习就能得出的结局，却要付出海军覆没、中国丧失一百多年的西太平洋制海权的“学费”才明白。
从生存方式和经济生活而论，北洋海军缺乏一种来自生存状态的动力源。不像西方那样，以海洋贸易经济作为生活背景，在经济运作上，西方海军是商业、殖民运动必要和有效的成本投入，并同商业利润形成良性互动。由于中国社会没有完成农业型向商业贸易型转型，海军与社会经济方面形不成良性互动，在经济上只能成为农业社会的沉重负担，不能带来直接的利益，遂使依赖于小农经济的传统社会与现代海军之间构成相互排斥、互为累赘的关系。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深层因素对中国海军建设形成长期的钳制，并非仅对晚清情势而言。
郭嵩焘等有识之士早已发现清王朝在军事现代化运作方面的本末倒置，虽大声疾呼却无人理睬。其中问题在于，清王朝同历来的统治阶级一样，总是想在绝对确保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社会变革。但社会一旦走上改革之路，便按自身逻辑演进，当改革的范围、速度不能满足社会心理要求时，旧制度作为社会转型最大障碍的事实则日益凸现，以致将之铲除成为社会的共识，成为社会进步之必需。这时，政治危机便随之降临，现代化转型将被迫采取灾难性的政治革命甚至军事冲突作为手段，这虽属历史之必然，但却极大地增加现代化转型的成本，国家和民族也将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
近邻日本的军事现代化之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一开始便意识到社会全方位变革是军事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１８５３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闯入江户湾后的第二年，毅然决定开国并迅速地作了“脱亚入欧”选择，而不像中国那样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书呆子式的迂腐争执中作出错误选择，从而一开始就避免了“中国特色”的“单骑突进”式的军事现代化陷阱，不像中国当时的部分思想家和政治家那样迂腐地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追求一厢情愿的平衡，从而使日本迅速越过政治改革的沼泽地，没有在政治理想、制度选择上付出长期的、巨大的代价。事实表明，耗时过久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制度的选择最终是以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严重滞后为代价的。
２．从海权退回陆权
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中国在西太平洋、近海、邻海制海权的彻底丧失，甲午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现代化转型要解决的、并且实际上想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严重滞后的政治制度与现代化要求的完全不适应；二，寻找最理想的适应国家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前者导致了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后者导致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内战，导致中国长期不能形成自己的现代国防工业体系，造成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在军事上几乎全部投入在低水平的陆军建设上。同时也无法重建现代化海军，更无法跟上时代的节奏，建设决定陆战和海战胜负的制空权所必需的空军。对于取清王朝而代之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来说，无论为对付国内对手还是外部威胁，只能放弃对海权的追求，把有限的资源投入陆军现代化建设。对外军事战略考虑上，一旦发生外部入侵，只能放弃海上交战，退守大陆。中国这种不利的对外军事态势，至今无多大改变，因此，甲午战争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努力可以说是从争取海权转向确保陆权，从海上重新退回陆地，彻底放弃了对海权的追求。
作为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必须有一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确保国家基本利益的现代化海军，应该承担起三项战略任务，首先能够协同陆军确保沿海地区不受外敌入侵，其次能够控制近海包括属于领土范围内的诸岛屿，再次是具有远洋作战能力，能够在必要时，对涉及国家重大经济利益的特定的远海区域实施控制，并具有在全面战争期间与对手进行争夺制海权的能力。然而在２０世纪的重大战争中，中国海军不具备完成上述任务中任何一项的能力。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日本海军完全掌握着制海权，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沿海地点实施战略性登陆。为彻底封锁中国，日本海军甚至可以实施海上大迂回，攻占缅甸的仰光，切断了中国从海上争取外援的最后一条通道。相比之下，中国海军既不能配合陆军阻止对手在沿海任何一个地区的登陆，更谈不上与日本进行一场海上会战以来争夺制海权。抗战初期，世界军事技术和战术已经发展到以制空权来完成制海权的争夺，中国的弱势海军又没有空军协同和掩护，只能退守内河协助岸防作战，抗战时期的中国海军连甲午海战的水准都远没有达到。另一典型例子是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第七舰队往台湾海峡一横，大陆竟然５０年过不去。直到２０世纪结束前夕，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海权意识在国人中日益觉醒，海军建设才有些起色。当与世界军事强国对抗时，中国海军纵能勉强执行第一任务，但后两项任务尚难以承担。很明显，清王朝时代丧失制海权的苦果，先由国民政府、后由新中国政府一直品尝到今天。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清王朝在社会转型起步时主观上奉行“单骑突进”原则是这一国防后遗症的主要原因。总而言之，就传统陆权向现代海权的转型而论，居然在整整一百年里都没有完成，中国军事现代化就算不是失败，也是不成功的。
二．陆军现代化的滞后及后果
自张之洞、袁世凯创建新式陆军以来，由于清王朝的反应迟钝、举措失当，使中国在近半个世纪里，在对抗外部威胁的战争中出现致命的后果。这种后果在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中充分暴露了出来。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华东沿海和华中平原地区理应是维持作战能力最重要的地区，但中国既没有制海权，也没有制空权，无法保护这一重要战略地区。中国陆军基本装备是步枪和轻、重机枪加迫击炮和少量山炮，没有坦克和重型火炮。虽然中国军队在爱国主义情绪激励下英勇作战，在士气上丝毫不亚于用“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日本军队，但日本军队凭借战略、战术和制空权的优势，以及地面坦克、重型武器上的压倒优势，在华东、华中、华北方面的几次会战中取得胜利，中国军队被迫放弃对维持战争最重要却毫无地形、植被掩护的平原地带和重要沿海城市，退守中国腹地的山区和平原交错地带，与入侵者形成战略僵持。造成这一僵持局面的战术原因是日本侵略军的空军、陆军重型武器的使用受到山岳丛林地形的严重限制，只能使用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和小型野战炮，其地面火力强度已与中国军队水平相差不大，而当时中国军工企业在轻武器方面的产量和质量完全能够满足战争的需求。中国抗战的战略是“以空间换取时间”，而放弃相当幅度的无地形掩护的空间，争取到相对的战术火力平衡，是得以成功实施这一战略的主要前提条件。
然而，这一正确战略的实施，所付的沉重代价之一是放弃广大的平原地区和重要的沿海城市，许多工矿企业的内迁虽然大大减少了损失，保存了维持作战的能力，但国土沦丧的代价仍然是巨大的。这些本该立即放弃的地区若不经战斗就放弃，对国民士气、国际舆论、争取国际支援甚至国内政治稳定都有极大的副作用，因此明知在这些地区作战会吃大亏，但也必须硬着头皮展开主力会战，以适应非军事方面的需要。现在许多学者都埋怨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不利的地形条件下同日军展开多次主力会战，其实，应该得出的教训不是这种埋怨，而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军事现代化滞后，将导致无法实施正确的军事战略，而被迫采取从纯军事角度看来不太明智的作战方针，并因此而遭受重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