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一体化：２１世纪美俄战略博弈的新区域
时间：2021-06-28 04:00:4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在全球化时代，地区主义是联结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必要枢纽。作为是发展中国家最早开始一体化理论探索和实践的地区，拉丁美洲具有悠久的地区主义传统和丰富的一体化经验。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一体化迅速发展。随着拉美中左派上台，拉美成为美俄争夺加剧的新焦点。但是，一体化仍存在集体行动的困境与矛盾，美俄间的战略博弈亦呈现新的趋势。
关键词：地区主义；一体化；反全球化；拉丁美洲；美俄博弈
中图分类号：D51；F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8）06-0074-07
一、全球化时代的地区主义：联结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必要枢纽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事务中的地区化倾向明显加强，“地区和地区主义可以充当一种透镜，世界政治的核心事务由此折射出来并得到了特殊的塑造”［1］。所谓地区主义，即同一地区内的各个行为体（包括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或个人等）基于共同利益而开展地区性合作的全部思想和实践活动的总称［2］。同时，作为国际区域合作的实践过程，区域主义强调区域性的安排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注重国家间在区域组织机制协调下进行的合作与互动①。
卡尔·多伊奇（Karl W.Deutsch）认为，地区主义是一种以地区内国家为主要行为体，从地区整体性角度出发寻求解决地区事务共识和共同安排的合作意愿，以创建和发展“区域性”“功能性”或者两者兼有的联合体，核心价值体现在地区利益至上、地区问题优先考虑、建设地区共同体的原则［3］。还有学者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提出，地区主义是“为了互赢，地理相近的国家、非政府组织或私人机构所进行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持续合作”［4］。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地区主义是“地区基础上形成的组织”［5］，英国学者路易斯·福西特（Louise Fawcett）则将地区主义定义为“组建以地区为基础的国家间的集团”［6］。
不言而喻，地区主义是伴随民族国家的成长而出现在国际经济政治光谱中的重要现象。地区主义理论源于世界政治中的三种地区主义实践：欧洲一体化、发展中国家地区主义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超越南北关系的地区主义实践［7］。战后，全球殖民体系的瓦解催生了地区意识的普遍增强，民族解放运动的迅猛发展，迫切要求地区联合。但是，由于冷战体制的惯性，地区主义“昙花一现”，在广大亚非拉地区发展十分缓慢，只有欧洲“一枝独秀”。尽管如此，这种趋势未能阻挡“地缘化”的张力，地区主义成为使第三世界国家得以避免遭受大国对主权和自主权的干预，实现共同经济和政治互信的途径。因此说，在二战结束最初的时期里，把地区主义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描述为主权原则的堡垒，一点也不过分［8］。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总结第三世界国家的地区合作经验时强调，与一定地理范围内的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国际政治经济中地区主义的表现，参与国家企图通过地区经济合作或联盟改善与发达国家的地位，或增进在地区内的政治、经济分量［9］。这一特征决定了20世纪地区主义——尤以地区经济一体化为主要特征——必然成为与全球化并行不悖的另一股强劲的世界潮流。
冷战结束后，地区主义在世界各个地区“百花齐放”，不但欧洲的地区主义继续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地区主义也日益引人注目，被称为“新地区主义”（New Regionalism）。对此，诺曼·帕尔默（Norman D.Palmer）指出，“新区域主义不单单是旧区域主义的复兴，它正在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重要的新因素。”［10］F.索德尔伯姆（Fredrik Sderbaum）认为：“‘新区域主义’的‘新’主要是经验上的和理论上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产生于新的框架并有新的内容的新现象”［11］。这主要体现在：在经验上，“新区域主义”主要表现为综合性、区域间性、开放性、主体化和趋同化等；在理论上表现为体系化、社会化、综合化和秩序化等。总体来看，“新区域主义”是对全球化的一种重要回应，是民族国家和其他行为主体在全球化背景下谋求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12］。
严格地说，地区主义（区域化）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全球化）矛盾发展的产物。从理论上讲，一方面，以经济全球化为代表的全球主义勃兴强烈冲击了国家主义的自存，而地区主义成为各国以地区（Region）为组织单位抗击全球主义渗透和侵蚀的缓冲带；另一方面，全球主义造成了不平衡的进一步发展，正是国家谋求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本性促成了不同程度的地区联合，最终汇成了地区主义的洪流。从伦理角度看，全球主义是一种市场自发行为，效率优先，难顾公平；而地区主义则以国家契约为基础、以经济合作为主的组织形式，以主权国家为核心，效率兼顾公平。换言之，全球化既加深了各国相互依赖，也加剧了彼此的竞争；地区内国家联合起来谋求共同发展，使得地区主义具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或者说追求一定程度的平衡发展成为促进地区主义的主动力。鉴于此，“地区主义在实践意义上成为联结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桥梁。具体地说：地区主义是国家主义适应全球主义态势、走向开放的必由途径。”［13］
2000年以来，西雅图会议失败、坎昆会议失败及多哈回合的终结，激发了地区主义的强劲反弹。越来越多的WTO成员绕开多边谈判，转向直接参与区域或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FTAs）谈判。据WTO官方统计，截至2005年7月，向WTO及其前身GATT通知备案的自由贸易协定总计达330个，其中206个是1995年1月WTO成立后备案的。在WTO的所有成员中，除蒙古国以外，其他都是一个或多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当事方；协定当事方之间的贸易额占到全球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14］。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7年贸易和发展报告》进一步显示：“通知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的贸易协定数目1990年为20件，2000年为86件，2007年增加到159件。过去20年缔结的协定多数是双边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这一趋势，加上不同地区国家参与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日益增加，体现了现在所称作的‘新区域主义’。”［15］不难发现，地区主义合作成为抗击全球主义负面影响的有力武器。
然而，威廉·奥尔森指出的：“主权国家体系把人们分成一个个作茧自缚的政治实体，而经济生活的繁荣却需要人们尽量交流商品和投资。这一直是主权国家体系一个带根本性的难题。”［16］在全球化条件下，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关系日益超越国界，国家的部分权力丧失，社会契约的重心必然由国家契约向世界契约转移［17］。这样，地区主义的新发展始终要依赖于国家主权的部分让渡，主权让渡的增多导致地区主义与狭隘国家主义之间的矛盾凸现出来。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主义在横向上日益表现为地区主义，即世界各国在努力推动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同时，更加注重地区内各个经济体为基本协调单位。因此，地区主义不仅成为全球主义的重要补充，而且地区主义的嵌入式发展，正成为国家主义走向全球主义的必要枢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