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与写作

时间：2021-06-27 08:01:40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没有功利的目的，为读书而读书，如同毫无顾忌的写作一样，应当算是一种幸福。然而无论前者或后者，我都无法做到。少时读书，为求知欲所驱使，动机比较单纯；加上阅读不求甚解，偶有所得，着实有过欣然忘食的时候。等到年岁渐长，阅历增加，内心为问题所苦而意欲倾泻，情形便不同了。只要不是写诗，而是试图使用较为精确的逻辑语言去描述、探索、判断所经见的世界，往往陷入困境，有时甚至感到绝望。在这一意义上说，写作实际上也是一种“绝望的反抗”。事物的相关性，可以使问题层层推进以至于无限，而我又不是那类“通人”，以有限的知识和贫乏的语汇如何可能应付?只要写作长文，往往事先把所需要的书拣出来堆到一起，每日翻阅数册或数十册，直至书堆消失然后动笔，这叫“临渴掘井”，深度可想而知。若是学问家，决不会窘迫如此的。
　　在阅读和写作中，即使产生些许的快乐，也被几乎从未间断的紧张而沉重的惩罚性劳动所吞噬了。
　　
　　阅读
　　
　　我们这—代人的阅读，始于别无选择中的选择。
　　我们禁止翻译和阅读西方的许多著作，它们曾经被冠以形形色色的罪名。中学时代，我们就知道“禁书”的存在了。至于“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蓝皮书之类，在偏僻的县城不可得见，大约只有京沪等大城市的高干子弟及其朋友才有传阅的资格。“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陷于停顿，图书馆被劫洗一空。由于我遭到运动的冲击，一度打成“牛鬼蛇神”，恐怖中烧掉家里的大部分藏书，仅余一两百册，连同“马恩列斯毛”著作，及鲁迅著作一起，给自己在荒芜的岁月里阅读反刍。
　　当时年轻，对知识和真理怀有一种不可遏止的热情。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骑自行车溜出县城，一面打听小道消息，一面求借书刊。《摘译》丛刊是那时读到的，青年思想者的《出身论》、《中国向何处去》是那时读到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也是那时读到的。借书。还书。借书。还书。……那段往来于城乡之间的旅途，贯穿着一种莫名的神秘之感，至今难以忘怀。
　　大约到了1974年左右，报刊渐渐多了起来。此时，我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戏剧性地变做了乡村医生。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一个人订阅了二十余种报刊，从《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到《历史研究》，从《朝霞》、《学习与批判》到《人民文学》，从中获取外部世界的各种信息。数年如一日，每到清晨，我便如同守着一个密约似的，走向村南小学的凤凰树下，迎候我的绿衣使者。
　　1981年7月，我被借调到省城做编辑工作。我欣喜于作为一个书籍的消费者，从此可以由自己将书籍制作出来奉献于社会了。
　　原出版社资料室藏书丰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里面居然拥有大批“皮书”。但是，资料室里一名改正未久的“右派”，总是带着一种审视的目光看我，态度很不友好。我对此一直感到纳闷，后来从报上看到大量“农民工”受歧视的报道，才仿佛有所悟。我也是“农民工”，没有工作证，不能像其他正式员工一样享受借书的权利，借书是需要“保人”的。我想，大约是提防我某日被解雇然后携书潜逃的吧?在个人阅读史上，这是一段难以磨灭的屈辱记忆。
　　八十年代初，读者在书店排长队购书是一大人文景观，我亲眼见过抢购吉拉斯的《新阶级》的盛况，场面十分感人。这时，西方文学名著纷纷重版，长期被禁的一些苏联作品如《日瓦戈医生》、《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等陆续面世。“反乌托邦”三部曲(奥威尔著《1984》、赫胥黎著《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著《我们》)的出版，当时并不特别被人注意，经过时间发酵，至九十年代其意义才显示出来。现代派作品的翻译呈勃兴之势，它们长于表现黑暗、危机和叛逆，出现在浩劫之后伤痕累累的中国，可谓适逢其时。1983年来势汹汹的“清污”运动，把现代派定性为一种“精神污染”，可见其潜在的影响力。袁可嘉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选目精当，在青年大学生中广为流布，我是最早在这里读到《荒原》、《二十二条军规》、《等待戈多》等作品，并由此出发，涉猎相关的各类书籍的。其间，购读的有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艺》杂志及《外国文艺丛书》，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及稍后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等。这些气派宏伟的丛书，让我认识了许多陌生的作家，使我对于20世纪世界文学地图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
　　董乐山先生把八十年代初期对西方文化的介绍称做“第二次西风东渐”。我以为，现代价值观念的引进是第一重要的，方法论尚在其次，虽然稍后腾起过一阵“方法论热”。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乃致自然科学领域传播新知识、新观念方面，由包遵信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居功至伟。当时，除了商务印书馆重印的《汉译名著》，三联书店的《文化生活译丛》和《新知文库》，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编印的《西方学术译丛》，从西方直接移译过来的著作甚少，所以丛书甫一问世，即风行全国。这套大型丛书立足于中国现实及改革，具有明显的启蒙性质，行文也晓畅易读。我购读了其中的大部分，它们确实给我带来了许多新东西，像“熵”，此前就闻所未闻。还有好几部畅销书值得一提。是柳鸣九主编的《萨特研究》，最先带动我寻找西方现代知识分子，认识存在主义哲学；是房龙的《宽容》和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煽起我对思想史的热情；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也是那时候开始接触的；托夫勒的未来学著作《第三次浪潮》以它的冲击力，激发了我和同时代人对于改革的憧憬，以及一种躁动难耐的心情。总的说来，当时的出版物是有使命感的，严肃而活跃；置身其中，究竟有八面来风的感觉。
　　由于“清污”时蒙受打击，郁闷中拟写鲁迅的传记。要写好这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谈何容易，这对于我的知识结构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可是，诱于鲁迅的人格魅力，我无法退让回避，终于决意投入高强度的阅读训练。我阅读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包括政治史、文化史、文学史。我不能不直接查找原始史料，翻阅发黄的报刊，如《新青年》、《语丝》、《新月》等等。我发现，历史果真有所不同。譬如在“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中，领导者大多是国民党人；譬如在《新青年》“内讧”期间，有关办刊的原则，鲁迅基本上是支持胡适而反对陈独秀的；又譬如，鲁迅并非“左联”的“盟主”，在后期实际上是被孤立被排挤的，诸如此类。鲁迅自称他的哲学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原信为“无治的个人主义”。也可读做“无政府主义”)的结合体，我得弄清楚这些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的资源，从源到流是怎样从西方到东方到鲁迅那里去的。鲁迅首肯“托尼思想，魏晋文章”的提法，就得读托尔斯泰，读尼采，读嵇康。要给鲁迅“定位”，还必须阅读他的同时代人，像陈独秀、胡适、周作人、梁实秋，都是始于这个时候阅读他们的文集。后来我化名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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