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国际机制对同盟基础的冲击与培植
时间：2021-06-27 04:01:3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键词］ 同盟基础；共同威胁；经济相互依存；国际机制
［摘 要］ 随着经济及国际机制在国际关系中日益扩大的影响力，传统同盟理论所界定的同盟基础——面对共同威胁而产生的共同安全利益受到了冲击。来自经济及国际机制层次的威胁与焦虑对传统的同盟基础起到了冲击与培植并存的作用，这使同盟基础复杂化。
［中图分类号］ D81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2826（2008）06-0086-06
同盟（或联盟）是国际关系演进中的一种常态，有学者不无极端地指出：“如果没有涉及同盟，就不可能说明国际关系。除了其名称，同盟和国际关系的内容完全一致”。［1］(P3)随着冷战后同盟实践的发展，传统同盟理论所界定的同盟基础——因共同威胁而产生的共同安全利益受到了冲击。这种冲击主要来自经济及国际机制等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日益扩大的影响力。然而，经济因素及国际机制大行其道的现实并没有证明同盟逐渐衰落的“现实”。早在冷战结束之初，同盟将瓦解与衰落的预言一度盛行。但事实是，北约非但没有瓦解，反而愈益膨胀出传统的同盟覆盖区，推进东欧，出兵西亚。日美同盟经历了短暂的“漂流”后，由防御性同盟向进攻性同盟、由地区性同盟向全球性同盟发展。除了这些固定同盟外，“临时同盟”、“自愿同盟”更是轮番登场。那么，为什么经济及国际机制对同盟构成了冲击，却没有使同盟衰落呢？笔者认为，这与同盟的基础在受到冲击的同时被进一步培植有关。
一、同盟基础：面对共同威胁而产生的共同安全利益
国际间的合作主要基于共同的利益，同盟也不出其右。即所谓“联盟是实现共同利益的机制”。［2］(P70)那么，作为同盟基础的共同利益是什么呢？为了探讨该问题，我们应该首先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同盟指的是什么？同盟的主体是什么？同盟生存于何种国际状态之中？
首先，同盟的概念。格伦•施奈德（Glenn Snyder）认为，同盟是“为维护成员国的安全或扩大其权势而组成的关于使用（或不使用）武力的正式的国家联合”。［3］(P104)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哈维•斯塔尔（Harvey Starr）认为，“联盟是国家感到有共同的敌人或者共同的安全问题而进行的正式合作，这种合作一般是在特定的有限的时期以内”。［4］(P83-84)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认为，“同盟是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在安全合作方面所作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5］(P1)詹姆斯•多尔蒂（James E. Dougherty）、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Robert L. Pfaltzgraff, Jr.）认为，同盟是“各国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同盟或联盟）进行合作，以增进它们的安全，防范可能构成威胁的行为体”。［6］(P572)可见，同盟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从广义而言，它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基于共同的利益而承诺采取共同的行动。从狭义而言，它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基于共同的安全利益承诺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笔者倾向于狭义的界定。因为狭义界定的概念容易使人们对问题的探讨建立在一个相对集中和同等的命题之上。
其次，同盟的主体及同盟生存于何种状态的世界之中。尽管对于国际政治主体的持续争议冲击了国家作为国际政治主体的地位，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个人、甚至恐怖组织等介入其中，国际政治研究的“国家中心”传统受到质疑，但是，对于同盟的主体而言，其国家的属性一直未变。因此，当我们探讨以国家为主体的同盟时，出发点仍将是“国家中心”。国家构成了同盟的主体，这决定了无论同盟怎样发展和演化，国家所追寻的根本目标将制约同盟的基础。同时，尽管对全球治理的实践与理论探讨令人振奋，但是，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认同世界的无政府状态这一基本假定。国家以及由国家构建的同盟生存于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之中。
那么，是什么使同盟得以建立呢？国家作为同盟的参与主体，它生存于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之中，无论是求生存、谋发展、拓权力，都会促使生存其间的其他国家产生程度不同的安全判断：他国的动机与行为对自己是否是一种威胁？他国的能力变化是否对自己是一种风险？这种威胁或风险存在直接和间接、紧迫和不紧迫之分。在国内政治中，权威的存在能够为参与其中的行为体提供必要的、强制性的保护和协调，但国际政治中权威的缺失使谋求诸种目标的国家很难得到强制性的保护和强制性的协调。在面临紧迫而直接的威胁或风险时，为了谋求自助而实施互助便成了国家的一种选择。于是，面对共同威胁的国家或面对共同风险的国家便倾向于结盟，即因面临共同的威胁而承诺进行军事合作以获得共同的安全。因此，促使同盟建立的基础是因面对共同威胁而产生的共同安全利益。
然而，从目前来看，面对共同威胁而产生的共同安全利益这一同盟的基础受到了冲击和质疑，这种冲击和质疑主要基于经济及国际机制等因素日益扩大的影响力。
二、同盟基础：来自经济因素的冲击与培植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经济因素对国际关系的渗透和影响都是巨大的，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的边界日益模糊。同盟作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现象之一，其基础受到的冲击主要体现在：经济参与的跨国化拓展与经济利益的跨国化共享，使国家安全出现程度不同的相互依赖，从而动摇基于共同威胁而产生的共同安全利益这一同盟的基础。例如，经济全球化正在使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增强，商品、资金、技术、人员的国际流通与国际合作，日益压缩基于威胁与对抗的同盟生存空间。然而，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互动是极为复杂的。我们还应注意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支持经济发展的能源稀缺性以及经济主要载体的国家属性与同盟的关系。
第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同盟的关系。尽管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在理论上各国都将分享技术、资金、商品更广泛流动带来的经济发展。但事实是，各国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处于不平衡状态，没人能够否认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对各国关于威胁的判断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在西方国际政治语境中习惯于把经济发展较快、规模较大的后发展国家称为“新崛起国家”，并对由此而带来的安全结果忧心忡忡。“长远观之，变得富有的国家将增进其全球影响力，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种崛起的性质、时机、成为爆发点的领域和事件——所有这些具体事件是不确定的。而它们将决定21世纪国际关系的进程。如果正确地理解和处置得当，强国的过渡将是顺利的；如果曲解和处理不当，则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4］（P15）因此，尽管颇为极端，但是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仍然认为，预防行动是衰落国家应对崛起国“最有吸引力的反应”，“如果前景要么是衰落，要么是与一个崛起国家对抗，政治家大多选择打仗”。［7］(P191)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也提出，“广义地讲，对于新的大国的崛起，各国可作出一种方法或者两种方法相结合的反应”。一种反应是，它们可以独自或与其他国家结成联盟以均势遏制崛起的国家。［8］(P257-258、136)可见，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增强并没有消除经济发展不平衡性这一经典论断，它继续促使国家思考诸如共同威胁与共同安全利益等传统命题。
第二，支持经济发展的能源稀缺性与同盟的关系。众所周知，经济的发展需要能源的支撑。基于国际经济与政治实践，能源与同盟均关乎安全，能源与同盟存在着关联与互动。一般而言，同盟直接涉及的是主权国家，间接涉及人、非政府组织。能源直接涉及的是人、非政府组织、主权国家，主权国家是能源涉及的主体之一。安全及军事是同盟的核心要旨，因此，同盟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是安全，更确切地说主要是军事安全。能源提供的公共物品是生存发展的能量和动力，因此，能源提供的也是一种安全，它是一种生存和发展的安全，只不过这种安全涉及的主体和意义更加广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