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的争论简况
时间：2021-06-09 20:05:1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之间的异同,有过一些争论,争论时隐时现,既发生在不同学界之间,又存在于同一学界内部。时至今日,争论已消退,但不同学界的分歧依然存在。
关键词:民族同化 民族融合 争论
在谈论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时,学术界反映出各种不同的见解,其中有的是对融合与同化混淆,有的是对融合与同化作各种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见解主要发生在不同学界之间。总体上讲,民族理论学界根据一些经典作家的论述,认为融合与同化是有本质区别的,应该作严格区分。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民族理论的一些资深理论家对此有专文论述,并予以澄清。在历史学界,包括民族史学界,可能是基于学缘的差别,很少有著名的学者就此问题展开过专门的讨论(翦伯赞、岑家梧曾提及这个问题,但也未专文论述),在历史学界,他们目前仍然习惯于“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之类的表述方式,而且乐此不疲,甚至往往见诸于各类历史教科书之中。由此可见,两个概念的理解在不同的学界目前仍有差异。
一、历史学界观点
1959年,著名学者吕振羽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关于历史上民族融合问题》一文,文章引用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有关论述,认为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民族将同国家、政党一样,趋于消亡,全人类将融为一体。可是文章接着指出,但这也不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历史时代,就没有民族间的融合或共同性的形成、增长等情况存在。[1]因而认为,不仅在阶级社会有民族融合,甚至在原始社会公社制时代就有部落间的融合,并考察了中国各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强制同化和自然融合现象。
1962年,岑家梧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了《在教学上如何处理祖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一文,其中有一部分谈到关于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他指出,“从严格的科学意义说来,民族融合是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的事情。”但“至于现在的历史著作中,当然也可以使用‘民族融合’一词,可是最好把历史上各民族的自然同化和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民族融合,加以区别。”[2]可见,他是把历史上的自然同化当作民族融合的一种形式,这可以在其1980年发表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中得到佐证,他在该文中谈到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时,文中的两个二级标题分别是“各族人民在共同斗争中推动民族融合”和“少数民族统治者有利于民族融合的改革措施”[3]。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1962年完稿,但因种种原因直到1980年才得以发表的《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一文中,除标题本身外,文中多次提及民族融合。[4]
在历史学界,明确提出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对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作严格区分的是翦伯赞先生,但他也未对此做过专文论述。翦伯赞在《关于处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问题上,也有些不同的意见。最一般的情况是在论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人们总是尽量避免使用同化这个名词,而以融合代替同化。”“例如有人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同化说成是民族大融合,把辽金元时期的民族同化也说成是民族大融合……上面所说的‘古代的民族融合’,正是列宁所说的同化。”接着他认为“按照马克思、列宁的说法,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时期,只有民族同化,没有、也不可能有民族融合。”[5]
二、民族理论界观点
与历史学界不同,民族理论界对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问题特别关注。对此问题有过深入讨论,并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当属章鲁的《谈谈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区别问题》一文,该文梳理了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问题上的种种不同观点,并结合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得出以下结论:民族同化只能消灭一部分民族之间的差别,只是由这一民族变成另一民族;民族融合则是要消灭一切民族的民族差别,把全世界的一切民族的人民融合成为没有民族差别的新人类。因此,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是两个有着本质不同的概念,是不能混为一谈的。[6]
章鲁在论述上述问题时,以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相关论述为理论依据,以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史为历史线索和事实依据,分析了中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民族自然同化。认为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期,我国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同化。在这一时期,不仅“诸夏之族”与楚人、吴人、越人之间的民族差别消失了,而且进入中原的很多“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与“诸夏之族”之间的民族差别也消失了。
两晋南北朝到唐朝初期发生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民族自然同化。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在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北魏”、“北齐”、“北周”等十多个政权,前后统治了约三百多年,在此过程中,他们大量吸收了汉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文学艺术,到唐朝初期,这些少数民族基本上被汉族同化了。
五代十国到明朝初期,發生了第三次大规模的民族自然同化。在此期间,曾建立过辽、金、西夏的契丹人、女真人和西夏人,到了元朝初期,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特征,被汉人同化了。
章鲁认为,上述历史过程,是各民族经过杂居、接触、交流而产生的自然同化现象。
(一)将上述历史过程中的片段进一步细化来考察[7]
1.夏商周时期的东夷。西周时期,东夷记载最多的有淮夷、徐戎。淮夷是分布在淮河中下游的夷人,徐戎是居于徐泗一带的夷人。周武王灭商后,东伐各国,灭者有五十国之众,在这五十国中,有不少是东夷之国,后属周王之天下。到了春秋时期,东夷各国,不仅经常参与“诸夏”之盟,在经济文化上也与“诸夏”非常接近。经过春秋战国,东夷与华夏因长期交往,甚至杂处,其差别就愈来愈少了。至战国末年,特别是到了秦统一之后,“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意即已成为天下之民,而非夷了,说明进入中原的东夷已被同化。
2.南蛮。南蛮民族集团包括许多民族,楚是其中的一支。中原地区的诸夏,到春秋时期还把楚视为“蛮夷”,置于“夷越”之列。楚国虽被诸夏视为蛮夷,但因它与诸夏关系密切,当楚国大量兼并了汉水和淮水流域的华夏诸侯国后,当楚大量吸收了华夏族的文化习俗之后,它也就逐渐变成“冠带之国”了。“冠带之国”是华夏族与四夷,也是与南蛮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楚国变为华夏族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它的通用语言与华夏族基本相同了。
3.匈奴。匈奴这个族称始见于战国时期的记载。但这个族体则不始于战国,而有它更远的由来。在秦汉400多年的时间,匈奴从强大趋于衰落,从独立到臣服于汉,到为汉统治下的一个少数民族。在这期间,匈奴与汉既有互市、和亲、赏赐等和平交往,又有战争。据统计,汉人通过种种渠道,被掠、降俘和亡入匈奴者,最少也有10多万人。大量汉人的流入,不仅使匈奴的民族成分起了重大变化,而且对它的社会发展也起了重大影响。当匈奴分为南北,南匈奴成为汉朝统治下的一个少数民族之后,匈奴与汉的关系就更密切了,而且逐步走向汉化的道路。到后汉末年,南匈奴由于“久居塞内”,就“与编户大同”了。
4.鲜卑。鲜卑分支很多,拓跋氏是鲜卑族的一支,原居于额尔古纳河和大兴安岭北段。东汉年间,北匈奴西迁,拓跋鲜卑不断南徙,居于匈奴故地,三国时期,拓跋鲜卑又进行迁徙,迁居河西。后来鲜卑建立魏国,史称北魏。为了统治被征服的汉等族,北魏统治者也不得不采取汉族的封建制度和文化,尤其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强令鲜卑贵族着汉服、改汉姓、行汉文、与汉族通婚。通过上述改革,加快了鲜卑族汉化的进程,最终完全被汉族所同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