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同形:大学行政化的新制度主义解读

时间：2021-06-08 04:00:22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我国大学的行政化乱象主要表现为大学在组织目标设定、权力结构安排、资源利益分配、组织整合机制等方面趋同于行政机构。从新制度主义组织分析的视角来看，这种现象实质上是大学在来自环境的合法性压力下趋同于行政化的制度环境的一种“制度性同形”，它反映了特定的制度规则、文化框架与利益博弈对大学的共同制约。政治与行政层面的规制性要素、扭曲了的规范形态和文化—认知性规则以及行政主导的资源与利益配置，分别构成了大学行政化的重要制度归因、深层文化根源与关键利益触媒。
　　
　　［关键词］大学行政化；合法性机制；制度性同形；制度规则；文化框架；利益博弈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672-0717（２０11）０3-0048-07
　　
　　我国大学的行政化乱象，虽然集中表现为大学系统本身的体制性弊病，但实则同整个社会生态的变迁密切相关；对大学行政化问题的解析，亦极有必要从“泛行政化”的中国社会生态出发，对大学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结果进行深入的考察。目前学界在大学行政化问题上所达成的这些共识，同主张从组织所处的外部环境来探究组织现象与行为的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在理论逻辑上存在着高度的一致。鉴此，放眼组织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特别是其“制度性同形”理论）作为理论依据，从中国大学的特殊制度环境入手，对行政化的高等教育组织场域内发生的大学行政化问题进行系统的剖析，将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大学行政化生成的认知，而且可以为我们寻求问题解决方案提供有益的启示。基于这样的思路和目的，本文尝试对大学行政化问题进行新制度主义的解读，以期获得新的洞见和启迪。
　　
　　一、新制度主义的“制度同形”述要
　　
　　虽然“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但各种社会组织却在变得越来越“形似”：不同企业、学校和社会福利机构的内部结构很相似，都采取科层制的等级结构和功能性的组织形式［1］(P68)。社会组织之间的趋同现象正是新制度主义组织学派所研究的焦点议题。他们的观点是，要理解社会组织的各种行为、解释多样的组织现象，就必须关注组织所处的环境，将组织行为和组织现象同组织环境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而组织环境除了传统的技术环境外，还包括制度环境，即一个组织所处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社会规范和观念制度等为人们所“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因为组织不仅是技术需要的产物，而且是制度环境的产物［1］(P72) 。并且，大多数的专门服务组织，如学校、精神病院和教堂等，主要运行于强制度而弱技术要求的环境中［2］(P133-134) 。制度环境的存在意味着上述社会事实会以制度力量的形式通过合法性机制的作用深刻地影响组织的结构和行为。所谓合法性机制，就是那些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和行为的制度力量。在合法性机制的作用下，为获得外部环境的合法性认可与资源供给，组织不得不接受制度环境里建构起来的具有合法性的形式、结构和做法（即现代社会中具有广泛影响的“理性神话”，也被称为“仪式性”规则与结构），并因此触发相应的制度化（即组织不断采纳上述形式和做法）过程，进而导致组织之间的趋同［1］(P74-77) 。这种因合法性机制作用而导致的组织趋同就是新制度主义论者所谓的 “制度性同形”。对于合法性机制的发生机理，新制度主义者一般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组织行为、组织形式都是由制度塑造的，组织或个人本身没有自主选择性；另一种解释认为制度具有一种激励功能，它可以借助对资源分配和利益形成的影响来鼓励组织采纳那些在社会上已得到了广泛认可的形式和做法［1］(P78-85）。合法性机制还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具体作用机制，即强迫性机制、模仿机制和社会规范机制。这三种具体机制实际上各侧重强调了某一类制度要素的影响作用，即大致上分别对应于制度的三大基本要素——规制性要素、文化—认知要素和规范性要素。
　　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制度环境对组织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并不意味着组织就处于完全被动的位置。作为具有能动性的社会实体，组织对来自制度环境的合法性压力可以采取默认或接受的态度，也可以采取抗拒或抵制的策略。因此，组织的制度同形作为组织与环境双向互动的结果，是组织基于其自身利益考量（为追求来自环境的合法性认可和资源支持）而做出的选择。同时，组织在因合法性压力而采纳具有“理性神话”性质的“仪式性”规则和正式结构之后，往往会同其内部的技术活动及绩效逻辑产生冲突进而损及组织的技术绩效。因为二者之间的客观要求与内在逻辑并不一致， “仪式性”规则和结构的维持还要耗费一定的组织资源。为克服这种不利影响，组织通常会采取两种彼此相关的设置——脱耦和信心逻辑来解决“仪式性”规则与正式结构同技术绩效之间的冲突［2］(P61-64) 。前者指组织有意识地将“仪式性”规则与正式结构同组织内部的技术活动之间分离开来，避免其损害组织的技术绩效；后者则强调要强化组织内外部支持者的信心和忠诚来为制度化的组织提供合理性，即通过非正式的协作和控制来巩固组织的运作秩序。
　　概括起来说，新制度主义的制度同形论强调了制度环境对组织结构与行为的影响，并将组织的趋同解释为组织在合法性压力下不断地采纳制度环境所建构的“理性神话”进而导致的制度同形变迁。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这种理论逻辑是一种对组织制度变迁颇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二、大学“行政化”的乱象：经验主义的界定
　　
　　现实社会生活的经验表明，我国大学的“行政化”现象，不仅与整个“泛行政化”的社会生态极其“形似”，而且同高等教育场域中的核心组织——政府（部门）高度“神似”。这种情形已在某种程度上从经验上印证了 “制度同形”论的合理性与解释力。但为探寻大学行政化的制度性根源，我们不妨先从组织结构、运作与组织行为的角度对大学行政化乱象进行经验主义的描述，然后联系外部制度环境对其本质做出某种界定，为下文的成因分析提供必要的逻辑基点。考虑到更清晰地呈现大学行政化的外显表象及其消极影响的需要，有必要运用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从微观层次来对大学行政化的乱象进行解说和分析。
　　1对大学组织目标的设定：混同于行政机构和一般社会组织
　　组织目标是组织的构成要素之一，关涉组织成员对组织功能与价值的主观体认和意义建构。我国大学的整体概念和组织形象往往首先被定义为行政事业单位，其次才是学术团体［3］。长期以来，大学由政府兴办，政府拨款，政府管理，隶属于政府［4］(P13) 。不仅如此，大学还要承担一些教育与学术之外的政治任务，充当行政主管当局的政策执行工具［5］。大学组织目标的误设，在学校实际运作中的反映就是：政治性任务和行政性任务常常被置于教学、科研等所谓的“常规活动”之上。
　　对大学组织的这种定位说明，我国大学的举办者和管理者对大学目标的理解发生了严重的认知偏差，这或许恰恰是大学行政化得以形成的观念源头。众所周知，作为一种教育与学术机构，大学在组织目标方面同其他社会组织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像政府组织所注重的政治效益或企业组织所看重的经济效益（即韦伯所称的“效率”理性）并非是其核心的组织目标与价值追求。大学组织的核心目标主要是知识、文化、精神等价值理性层面的追求，而非秩序、效率、技术等工具理性层面的东西。

推荐访问:同形制度解读主义行政

制度性同形:大学行政化的新制度主义解读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