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庆经验”：边疆治理与藏传佛教寺院管理
时间：2021-06-05 04:00:3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在我国的五大藏区中，迪庆藏区以民族成分多、社会治安稳定而闻名。笔者通过总结自己在“香格里拉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的访谈内容得出迪庆藏区在寺院管理、经济发展、国家民族政策实施几个方面的经验，试图为类似“迪庆”地区的边疆治理提供经验，同时希望为相关学者研究“构建现代民族国家”问题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迪庆经验；边疆治理；寺院管理
一、迪庆地区概况
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地处滇、藏、川三省交界地带，总面积23870平方公里，成立于1957年9月13日。辖中旬县、德钦县和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州府驻地中甸县建塘镇。全州有29个乡镇183个行政村。这里居住着藏、纳西、彝、苗、怒等25个民族，千人以上的民族有9个，藏族占总人数的33.81%。迪庆25个民族世代杂居，各信其教，共同发展。
二、迪庆经验
了解香格里拉藏传佛教的相关事务，民族宗教事务局是必去的地方。民宗局王主任接受了我们的访问，为我们介绍了香格里拉市的基本民族情况：香格里拉市属多民族、多宗教、多教派并存的特殊市，境内居住着藏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苗族、汉族等9个世居民族，其中藏族占46.1%，纳西族占18%，傈僳族占8.1%，彝族占8.6%，民族成份复杂多样。在迪庆世居的9个民族能操7种语言，会写5种文字，各民族保持了既相对独立又和谐发展的传统习俗。
问题一：香格里拉市有哪些民族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和宗教活动场所？
答：香格里拉市属于全民信教的市份，主要信奉藏传佛教、纳西东巴教、彝族毕摩教、傈僳族尼扒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在藏传佛教中有格鲁派（黄教）、宁玛派（红教）、噶玛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还有少量的原始苯教等5种教派。自1997年以來，香格里拉县政府批准认定的宗教活动场所有5个：其中有一个伊斯兰教寺院——香格里拉清真寺，四个藏传佛教寺院：松赞林寺、承恩寺、归斯寺、云登寺。有14个藏传佛教活动点：大宝寺、白鸡寺、小中甸迪吉林、贡念拉康、贡松拉康、崩巴日春、江日春、当格日春、孜尼拉康、泽通安春、把卡日春、吉人松谋日春、格咱赤土仙洞、吉迪迪吉拉宫。其他一切场所多是非法设立，在2009年国家民族宗教条理修订后，云南省制定了本省的藏传佛教地方管理条理，针对一度出现过的基督教教堂临时礼拜点将其依法取缔。
问题二：香格里拉市寺院管理的社会化问题有哪些？
答：除国家民委、统战部、佛教协会、地方民宗局四个官方性的管理部门外，秉持“自主自办”的寺院管理原则，寺院内部的“寺院管理委员会”的一切活动政府部门均不参与。民宗局的寺院下设单位“寺院管理局”只是在落实国家宗教政策时需要当地的寺院管理委员会来协助工作，为了更好地使各大寺院为信众服务，市政府在2013至2014年间投入2000多万。在藏传佛教的社会化管理问题方面，官方态度一直是“不提倡民间团体的资金扶持帮助。”寺院中僧人的地位崇高，即使在家中，长辈也要给予其尊敬，除去社会舆论约束外世俗大众对其行为皆无权过问。寺院邀请各地有威望的高僧或活佛入寺讲经是对普通僧人行为活动引导的有利方式之一。除此之外，寺院所有僧人的活动都靠个人修行。
问题三：现今香格里拉市藏传佛教寺院管理方面面臨的问题有哪些？
答：（一）、寺院僧源枯竭问题；由于市场经济的大力发展，再加上旅游业的引进，使得寺院的僧人受到物欲横流的金钱世界更多的诱惑，还俗僧侣人数不断增多，而且除了传统世袭家族有僧人出家外，自愿出家僧人人数不断减少。针对这个问题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下云南省香格里拉市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政策，在一家之中除有一位子女担任家主之外，其他的儿女赞成其落发为僧。
（二）、针对回流僧人和境外僧人的管理问题；针对外出朝拜、学习讲经和进入我市所辖区域内的外籍僧人的一切回流僧人，给予严密追踪、监控，在民族管理委员会、寺院管理局、公安部多方合作之下遵循“双边协调”原则，对相关人员的活动进行监管引导，不提倡这些人士组织宗教活动，对于出入境僧人的管理程序加大严核力度。
其他有关旅游产业进入寺院后国投公司、旅游公司、寺院管理局与寺院管理委员会之间的矛盾、利益分配职能等相关问题主任也作出了相关解答。在边疆治理宗教事务这一块，政府一向秉持的是“自主自办”的寺院管理原则，除国家民委、统战部、佛教协会、地方民宗局等政府官方性的管理部门外，寺院内部的寺院管理委员会的一切活动政府部门是不于参与的。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则，充分发挥了地方佛教寺庙内部管理部门的活跃性，在市场经济发展，旅游业的刺激下，国家的民族边疆治理与佛教寺院管理有力的结合在一起。
三、“迪庆经验”的启示
历年来，在社会秩序这一点上，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以“民族团结”与“民族和谐”为最大的特征了，我国其他边疆地方的暴力冲突事件在这里鲜少发生。迪庆是一个族群、宗教、文化，复杂多样的一个边疆地区，但在这样一片土地上，人们在当代民族国家、宗教意识日益复兴的背景下“和睦相处”，这种“特例”是罕见的，也值得我们总结类似“迪庆经验”的一些地方性知识。
“迪庆经验”启示一：佛教寺院、清真寺还是基督教堂，僧尼、穆斯林还是基督徒，藏族、回族、傈僳族、还是纳西族，无论是哪个身份，他首先是国家公民其次才谈论其他身份。国家无论是哪个民族或者哪个宗教的成员，他首先是人类共同体的一份子，而人类之所以为同类，必定是因为他们有着某些共同的情感诉求与利益追求，从这一点出发，找寻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处之道，构建一个“包容性”的民族、宗教、国家共同体，或许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迪庆经验启示二：迪庆藏区保持和谐稳定、快速发展的做法和启示，尤其是对国家治理边疆地方提供借鉴。在民宗局的访谈记录中完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认识到，目前我国的民族成份划分办法，只是一套分类体系，客观上人为的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之后又通过利益分配制度与这种差异相连接，这使很多人面临身份“再定位”的过程，因而到今天，曾经的民族身份识别，在新时代市场经济体系下可能产生很多问题，而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非本质化的民族身份实体，不一定是人们归属感的来源，每一个个体，在现实的环境与情境之下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身份，而民族身份只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可选择的身份之一。人是群居动物，需要和他人“在一起”，这种“在一起”并不可能完全消除隔阂，那么这就要求国家在追求稳定的同时，不能只依靠军事力量的强大，而是要给每个成员带来发自内心的国家归属感，这个“归属感”是国家自身强大，经济发展后，带给人民的自豪感、荣誉感与认同感。
事实上，从“迪庆经验”中我们至少得出这样的结论：边疆完全是可以充满活力、智慧与创造性的，在某些特定时期，甚至边疆可以产生“中心”地带无法超越的作用。更甚者在现代日益复杂的民族国家、宗教意识背景下，它能够为我们回答超越时代的一个问题——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人，如何在同一地和平共处！
参考文献：
[1]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2]刘群主编：《迪庆藏族自治州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
[3] 斐迪南·腾尼斯著：《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4]余庆远：《维西见闻纪》，《中甸县志资料汇编》（一），中甸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9 年。
[5]李大龙：《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