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关于清朝时期金瓶掣签制度的研究综述
时间：2021-06-05 00:03:0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清代历朝所制定的宗教管理政策中，影响最大、意义最为深远的是金瓶掣签制度。它是在乾隆五十七年被正式确立，以此来确定藏传佛教中大活佛的转世灵童。这项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对中央与西藏地区的稳定仍然有作用。本文拟对近三十年来关于金瓶掣签制度做一梳理，这不仅有益于学术研究，更重要的是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清朝；金瓶掣签制度；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67-02
金瓶掣签又称为金瓶鉴别，是藏族认定藏传佛教最高等的大活佛转世灵童的方式。自清朝以来，藏传佛教活佛达赖和班禅转世灵童需在中央代表监督下，经金瓶掣签认定。本文就近三十年来学术界对金瓶掣签制度的研究成果，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以期在前人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看法，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便利。
一、对金瓶掣签制度的背景研究综述
金瓶掣签制度出现以前，关于活佛转世的问题，曾经在西藏引起了很大的政治动乱，为此乾隆皇帝派福康安等前去平叛，金瓶掣签即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下面就是有关金瓶掣签制度背景的研究综述。
陈庆英《清代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及其在西藏的实施》，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文章叙述了乾隆皇帝利用政教时局，并且为突出达赖和班禅的地方行政作用，而压制世俗贵族势力制定的制度。同时，清朝政府利用反击廓尔喀军入侵的胜利时机，整顿藏政、完善管理章程，这就是该制度推行的直接动因。
王文利《论藏传佛教中金瓶掣签制度制定的历史背景》，文章讲到金瓶掣签制度作为藏传佛教中活佛转世制度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其出现的历史背景可具体到三点：一是活佛转世制度自身发展的要求，二是清朝巩固其统治的要求，三是西藏佛教界、上层贵族世家和信教群众的要求。
切排、霍续龙、杨凯《金瓶掣签形成的历史背景》，文章从活佛转世制度的源流探讨，清朝建立后，中央开始逐步加强对西藏政教事务的干预，并根据时局特点，制定相应的政策；针对活佛转世制度流弊的现实，在充分尊重神判文化的基础上，最终在廓尔喀入侵的情况下，乾隆皇帝利用这个契机，促使了金瓶掣签的出台。
于洪、张双志《金瓶掣签与神判文化》，作者从民俗文化的角度分析金瓶掣签的产生根源，它深深根植于中国自古就有的神判文化。金瓶掣签就是清朝根据藏族的社会情况，以及客观存在的活佛转世制度、神判文化而制定的神判仪式。
高宇《乾隆时期藏传佛教政策探讨》，作者分析，制定金瓶掣签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清政府更能完全掌握蒙藏的政权，进一步主导转世灵童的传承形式，既可以改革黄教，又确立了清朝中央对西藏地方行使主权的地位；更重要的原因便是乾隆自身对于藏传佛教的敬奉。
于鹏翔《“金瓶掣签”制度研究》，作者指出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的转世灵童进行规定性的选择，也是因为国势强盛、驱除外兵，救民于水火之中，所以才能使这一制度得以产生并发展。
王玉平《活佛转世的产生和金瓶掣签的制定》，作者介绍清军入藏平定廓尔喀之后，乾隆为了“护卫黄教”、“整治流弊”，决心对蒙藏地区的活佛转世制度进行整顿，制定了金瓶掣签制度。
在《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一文中说到，因为活佛转世制度推行时间过久，产生了严重的腐败问题，危及国家和社会的安全。另外就是噶举派红帽系第十世活佛，勾引廓尔喀入侵，乾隆皇帝在这种背景下，选择了一种优于其他选举方式的金瓶掣签制度。
李勤璞《金瓶掣签制度的渊源》中，作者主要从清朝文官选举入手，比较活佛选举与文官的铨选，从制度起源的角度显示，活佛转世的金瓶掣签体制的政治含义和作用是重大和深远的。
二、对金瓶掣签制度的意义研究综述
金瓶掣签在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认定过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一项历史定制，至今在藏传佛教的转世活佛认定问题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就近些年有关这项制度的意义研究做一下梳理。
廖祖桂、陈庆英、周炜《清朝金瓶掣签制度及其历史意义》，作者从政治、宗教、社会三个方面分析，这项制度符合政治、法律、宗教手续：既体现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又体现了西藏地方隶属于中央政府管辖的史实；有利于维护和稳定西藏地区的社会局势、安定边疆，团结宗教上层人物和广大僧俗群众。它的立法思想和具体操作都是正确可行的。
吴云岑《金瓶掣签的设立及其意义》，作者提出从金瓶掣签制度制定之后，活佛再没有同出一族的现象；西藏内部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权力之争；蒙藏关系一直被控持在宗教范围。从更深层次上看，把转世活佛的决定权转移到中央政府，更便于对西藏地区的控制。
曲青山《试论金瓶掣签的产生及其历史作用》，作者明确金瓶掣签制度的实施确立，保证了清廷对西藏地方政府的绝对权威；西藏地区加强了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安定了西藏地区的社会秩序。该制度在以后的实践中，虽然出现了流变，但本质作用没有变化。金瓶掣签对内地和西藏关系的绾联，对满汉蒙藏民族关系的加强，对后世中国政治地理格局的形成，对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发展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田庆锋、王存河《清代金瓶掣签立法新论》，作者从法律角度出发，分析了金瓶掣签立法遵循因势利导、循序渐进的宗教立法规律，注重宗教立法的方式和技术，以及立法沟通和宣传工作，较合理的确立了宗教立法的边界。这样既维护了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藏传佛教僧侣上层的宗教权威，又较为成功的尽到了国家监督的法律义务。
田庆锋、蒙爱红《法治视域下的清代金瓶掣签立法探析》，这篇文章和上述文章观点部分一致，文末提到，金瓶掣签立法的成功之处在于较为合理地确定了宗教立法、法制的边界、方式与视角以及藏传佛教宗教团体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在立法中积极进行多方的沟通工作，既维护了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藏传佛教上层僧侣的宗教权威，又较为合理地设定了宗教团体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
